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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得到这两个基地的好处简直是说不完。除了国际地位大增，开始有了世界性大国的样子这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外。
还有就是，有了胡尔迪约，我们就在中东地区附近有了落脚点，可以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连成一线，印度洋上，我们的海上石油运输线将更加畅通。与缅甸的实兑港，斯里兰卡的海港，以及周围的海上油田，一起保障中国的工业血液的充足。
全球知名认证机构挪威船级社（DNV）去年表示，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今年对外需求可能达到4亿吨左右的巨量，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巴基斯坦有原油管线，但是中国未来5至6年仍然需要新建40至50艘超大型油轮（VLCC），以承担从中东和其它产油地运油的使命。
而最近国家也暗中认可了这种说法。因为强劲的国内经济发展切实的需要这些船只。
其中，这些新增需求并不包括即将于2017年和2018年交付的超大油轮。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政府如今的进口原油的运输任务由基本都是本国船只完成，而以前有很大一部分是其它国外油轮来运输。这样一来中国在这条命脉航线上的超大型油轮将达到恐怖的120艘，安全就至关重要！
而胡尔迪约这个港口的获得，基地的建立，将与其他几个印度洋上的港口共同对印度洋上的美国、印度等敌对势力起到威慑！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基斯马尤，它是一个赤道海港城市，气候条件也不错。在这里，取得如此重要权利的中国可以建立大型航天基地。而我国至今最接近赤道的只有2008年建成的海南航天基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空间探测最重要的发射基地。
基斯马尤地理优势更大，可以给航天发射带来巨大的好处。
首先，它和海南航天基地一样，可以水陆运输。要知道，以前中国的酒泉、太原、西昌发射场都地处内陆偏远山区或荒漠，火箭的运输只能靠铁路，需要穿越许多隧道，中国21世纪初的3。2米直径火箭勉强可以通过隧道，但是后面运载能力达到15吨以上的火箭，直径都在5米以上，这就不可能用铁路运输。
因此后来在海南建立了发射基地，火箭可以通过水陆运输，火箭的大小就不再成问题。同样基斯马尤也有这样的便利。
其次，火箭距离赤道越近，进入静止轨道就更容易，有效载荷就更多。在中国有海南发射基地前，中国相对纬度最低的西昌基地有27度，而海南是中国纬度最低的省份，只有19度，就是这样，从海南基地发射火箭，有效载荷比西昌提高了7。4％，比酒泉提高18。5％。而当时国际上1千克有效载荷的价格是2万美元，即便是使用中国当时的运载火箭，有效载荷也可以提高300多千克，就相当于600多万美元。
如今中国的火箭早就是二十吨左右，最新的可能会达到30吨，这些为建立大型空间站和进行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的火箭，哪一个不会因此大大提高有效载荷，节省几千万美金！
此外，进入太空的卫星，其运行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有一定的夹角，必须把这个夹角校正到0度，从海南发射这个夹角为19度，从西昌发射夹角为27度，因为卫星在进入轨道后已经和火箭脱离，这就必须用卫星上携带的燃料来校正夹角，海南基地发射的卫星仅仅在校正夹角上节省的燃料就可以比从西昌发射的卫星多运行3年多。
而从基斯马尤发射，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功能，即使为了预防万一做了，也是消耗极其微小，而卫星则可以多工作近10年。
要知道，如今国际上现在一个转发器一年的租金是120万美元，如果是一个5吨的卫星，48个转发器的话，多运行10年，租金可以增收近5亿多美元。而中国现在的卫星、探测器、空间站、往返飞船那么多，这里面是多么大的效益，简直是太值了！”唐傲念着崇浩父亲的战略规划中的资料，是非常的感叹。
他们知道崇浩与邦特“华人会”关系良好有合作，而且这次冒险也是与对方一起，但是其中具体的一些事情除了与崇浩心灵交流的宝贝们，以及主动讲给父母的，其他人并不清楚里面的关系。只是知道他由此得到了大量“华人会”的势力和他转回来的大笔资金。
唐傲感到自己这个头儿与邦特如此好的关系，加上“华人会”促使邦特给中国送上如此大礼，实在是让人对这个秘密组织大生好感！
崇浩由于这一向都有大事在忙，反而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如今听了才知道，大元老是多么厉害，看得多么长远。这样两个地方，中国怎么能放弃？
同时他也为自己能在打下这个地方中出力，感到太值了！
可是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国外有人拿航天火箭的燃料如果泄露可能会污染环境，航天基地的军事危险性，以及航天发射对渔业生产有影响说事。
例如日本的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就曾经为航天发射对海洋渔业的影响所困扰，因而他们把卫星发射限定在特定的月份。
这些国外专家通过以上这些言论想要造舆论，逼邦特撕毁协议，拒绝给中国这个地方。
但令这些人意外的是，邦特政府主动用海南基地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新型火箭使用的是新型燃料，不会像早期长征系列的其他火箭一样造成污染。反而可以用航天基地做噱头，推动当地的旅游业。
而从军事上看，军事基地和航天基地的两个港口一南一北的分开，而航天发射基地本身并不算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在局部战争中航天基地没什么作用，因此它建立在基斯马尤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至于航天发射可能对渔业产生影响。邦特认为中国考虑向公海发射火箭是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火箭脱离的碎片将不会落到人口密集的陆地，虽然落在公海上可能会威胁到渔船，但是发射期间可以让渔船错开时间，因为渔船是可以移动的。
崇浩内心里佩服，心想这一定是“雷骨龙”这个狡猾的外交官在查证了相关资料后搞的。而听了唐傲介绍的其他人也是哈哈大笑。
后面唐傲又继续说道邦特积极与中国联结的狠招，简直就是直接要求把邦特变成中国的半殖民地。
邦特政府在给了中国莫大好处后，当然也就应该要求中国做一些事。他没有要求中国的军事保护，也没有谈任何军事结盟的敏感话题。而是很正大光明的请求中国全面援助邦特的各项建设和大量的粮食援助。
这本来也不算什么，自从中国在2005年结束了从1978年安置越南华侨难民时开始接受的长达26年的国际粮食援助历史后，中国就开始逐步完善了对外援助法律，并在第二年就以57万7000吨的援助总量，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当时中国政府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宣传的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的典范，至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得更好。
而中国主要的捐助对象就是朝鲜等周边穷国和非洲众多极度贫困的国家。
但是邦特的要求则是非常的庞大，他们请求中国在其国家的党、政、军等所有的重要部门和岗位都要聘请中国顾问参与，特别是农牧渔等产业上，基本除了直接来军队，相当于是中国可以全面影响邦特的一切权利，需要的援助人员数量达到几万人，加上家属可能差不多近10万。
这让中国也是有些左右为难。虽然是一次中国势力全面进入非洲的好机会，但是这国际名声却不好，它与中国一直强调的不寻求世界霸权的言论相矛盾，而且太急反而会让非洲其他友好国家疑惧，生出无数误会和反感。
因此中国政府反而要非常慎重的考虑。就是为这个双方讨论的时间最长。
崇浩一眼看出这是大元老以退为进的计策，实际是一种借鸡生蛋，利用祖国的力量培养自己的人员，巩固强化当地的华人势力，同时加强了和中国的紧密关系，依靠中国来对抗美国和欧洲列强的压力。
当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法》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讨论才基本通过的。
中国周边国家也经常出现一系列自然灾害，给受害国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中国感同身受，果断地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但海啸、地震、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流行疾病、环境污染等事件的出现，也向中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那就是如何持续高效、量力而行同时又能够科学地向受援国提供援助。
作为一个负责的地区大国，中国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有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也要求中国为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当这些国家遇到困难或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更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这些国家历史遭遇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互补性很强，也需要相互援助、互利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与非洲国家关系五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中国的对外援助思想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是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干涉别国内政为主要目的对外援助政策的。
在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年代，中国采取只对外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作法。中国唐山大地震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谢绝了国际上所有的援助。但中国给予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是巨大的。有些产品中国人自己没有享用，而是直接援助国外。可以是说牺牲自己、帮助他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交往能力得到飞速的提升。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时注意纠正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法，改变了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经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鼓励发展中国家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力求形成与这些国家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作法。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分化局面的加深，南北问题十分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援助与相互援助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频繁的现象。
这就给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援助课题，所以对于援助的方式、援助的范围、援助的数额都需要上升到科学决策的层面，这些课题解决得好坏，不仅关系到受援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
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就必须向着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和理性化方向发展，避免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对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损害。一个决策科学化、法制化、脚踏实地的强大中国，也才能够真正长期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信任。
而对外援助的法制化就是理性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根据自己形成的有中国特色、体现大国风范同时又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科学务实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