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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施维里收……我希望万一有什么意外事时你一定保护我，并希望你能设法搞到点稿费来……我等待着从你那里得到我所请求的东西，紧紧握手，吻你，该死的我……问候斯特凡尼和孩子们。问候巴达耶夫、彼得罗夫斯基、萨莫伊洛夫、沙戈夫、穆拉诺夫。难道我注定要在这里庸庸碌碌地度过一年吗……你的约瑟夫。”
还有几封信是写给塔季扬娜·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信都写得很短，但是关于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个政治流放犯的性格却谈得很多。
“11月10日。由于邮路坏了，信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星期。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有点不好意思写，但是，没有办法——贫困迫使我来写。我现在身无分文，全部储备都用完了。原来有点钱，都用来买防寒衣服、鞋子和食品了，这些东西在这里贵得怕人。现时人们还相信借贷，可往后会怎样，我真不知道……能否让熟人们（如克列斯廷斯基）都行动起来弄到20—30个卢布？或者更多一些？？！”
“11月12日。亲爱的、可爱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包裹收到了。但是要知道我并没有请您寄一件新的内衣，我只是请您把我的一件旧内衣寄来。而您却花不少钱买了一件新的，但是我舍不得花您的钱，因为您的钱很少。我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可爱的，最最亲爱的。”
“11月20日。亲爱的，我的贫困情况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我已陷入绝境，加上又得了病，开始患一种类似咳嗽的病。我需要牛奶，但是……没有钱。亲爱的，如果您能弄到点钱的话，请立即电汇来。我无法再等待下去了。”①
①Ю．特里福诺夫《消失》198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60—563页。
20年之后，这个曾经“度过苦日子的”流放犯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他要来报答“亲爱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党内的战友——克列斯廷斯基、索尔茨、彼得罗夫斯基了。他对“亲爱的”塔·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亲人们根本不予理睬：等待着斯洛瓦京斯卡娅的女婿的是死亡，等待着她的儿子帕维尔和女儿叶夫根尼娅的是流放……
而那封写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亲热的、友好的信呢？难道斯大林不曾怀疑过（不曾知道！）他的背叛行为吗？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奸细已载入了史册。他钻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博得了列宁的信任，搞垮过不止一项重要的事业，出卖过不止一位著名的革命家。难道列宁不是根据他的建议而于1912年1月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把斯大林补选进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吗？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俄国的党的工作向中央负责。关于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政治活动，列宁知道的很少。所以弗拉斯基米尔·伊里奇在1915年11月请阿·卡尔宾斯基将斯大林这个姓往日内瓦写信告诉他，因为他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把这个姓忘记了。①
①《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44页。——译者注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和约瑟夫·斯大林。在他们两人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甚至在外貌上也有其共同之处：他们两人那种放肆无礼的、厚颜无耻的手腕勉强地被一种廉价的、演负般的矫揉造作所掩盖，他们两人都一心一意要骑在别人头上。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在性格方面和行为方面——却是不相似的。当二月革命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职业已成为事”实时（报刊上发表了警察司的证明文件），这个奸细从国外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在受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在这个人身上还曾勉强地表现出一点人的动机，纵令是并不真实的动机。可是斯大林在其背叛行为被揭穿时是这样做的吗？
在30年代初，斯大林下令逮捕了一位老女布尔什维克瓦·卡斯帕罗娃，她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同丈夫斯拉瓦·卡斯帕罗夫一起住在瑞士。列宁对斯拉瓦·卡斯帕罗夫这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评价很高，当他于1917年因肺病而死在异国时，列宁感到很悲伤。瓦里娅·卡斯帕罗娃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坐一个车厢回到祖国来的。她在1918年时担任巴库苏维埃国民教育部的领导。她了解斯大林为沙皇暗探局服务的情况，于是她在1927—1929年间党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发言，公开地谴责斯大林的背叛行为。于是总书记便把她列为凶恶的反对派分子，并希望将她摧垮。为此目的，总书记在1936年时派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博尔达耶夫到新切尔卡斯克监狱去看她，因为舍博尔达耶夫在巴库曾和这个女因一起工作过，对她很熟悉。斯大林说：“不要以好的态度对待这个蹲在监狱里的有功绩的女革命家。为什么她要反对党呢？”
总书记一向把自己同党等同起来。但是，卡斯帕罗娃不能够容忍斯大林这个篡权者。她向亚速海一黑海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讲了她对科巴同志罪恶的过去所知道的一切。她拒绝服从他的意志。舍博尔达耶夫回到罗斯托夫后，对一位亲近的同志说：“瓦里娅告诉我的一切，我甚至对你都不能讲。现在，我的末日到了……”①不久，他被召到了莫斯科。他．向总书记汇报了些什么呢？这我们是不知道的。一年之后，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被关进了列福尔托沃监狱，他向和自己同在一个狱室的罗斯托夫国民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埃京戈夫请求说：“也许您能够幸免于难，那时请把我说的话转告给狱外的人们吧。”于是向他讲了自己从瓦里娅·卡斯帕罗娃那里所获悉的一切。埃京戈夫只是到了1958年才实现了鲍·舍博尔达耶夫的请求。他服满了自己的刑期后，便来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②
①根据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Ａ．Ｅ戈列洛夫写的回忆。
②Ｏ．Г．沙日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1956年，R·莱温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警察司特别部”主任叶廖明于1913年7月12日写给叶尼塞斯克暗探局局长阿·费·热列兹尼亚科夫的一封信：
“绝密。非本人莫拆。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①阁下！
①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热列兹尼亚科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被行政机关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一斯大林，在1906年被捕时，曾向梯夫利斯市宪兵局局长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间谍情报。1908年时，巴库暗探局局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一系列情报，后来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后，成了彼得堡暗探局的暗探。斯大林的工作异常准确，但时断时续。斯大林在布拉格市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并回到彼得堡后，对政府采取了明显的反对态度，并且完全终止了同暗探局的联系。阁下，我现在报告的是谈一下您在进行侦查工作时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请接受我对您的敬意。”这封信的原文后来被转载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些学者和Д·莱温一样，也把这封信看作是一份真正的文件，但是在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中进行的调查则认为“叶廖明的信”是假的。这个文件没有经得住从17种观点出发所提出的批评。这里只要举出最后一点就够了：根据宪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叶廖明于1913年6月正正日被任命为芬兰宪兵局局长。因此，他不可能作为警察司特别部主任于7月12日发出这封信。
总之，揭露斯大林进行背叛活动的间接罪证非常多，只有一份证明文件，也就是上面这份文件，是假的。在一系列客观材料中都表现出沙皇暗探局对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诸领袖中的一位领袖①采取了惊人的容忍态度，你看，暗探局每一次都只是把这位领袖送去进行行政流放，而且他总是能够顺利地跑掉，而且这个逃跑者敢于无所顾忌地回到首都，而且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去往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伦敦、柏林、维也纳……
①这是说的“一位领袖”自然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在党的领导人中一直怀疑科巴的政治面目，这不是偶然的。1917年7月的日子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曾躲藏在拉兹利夫湖，当时没有准许让斯大林到那里去。列宁也没有邀请斯大林到他的最后一个秘密住所即玛·瓦·福法诺娃的住所里去。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①对我说，在30年代，当正在创作一本把斯大林作为革命的第二领袖来描写的传奇式的传记时，有人坚持不懈地要她“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是否到她的座落在谢尔多博尔街的住所里去过。但她坚决说实话，她说：“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也没有叫科巴同志到自己那里去过。”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只要你仔细地注视一下朱加施维里一斯大林一生的经过，只要你在他通向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跟踪探寻；你就能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来：这个人即使没有充当沙皇暗探局的有报酬的暗探，而就其信念来讲，从其精神需要来看，他也是一个奸细。谢尔盖·卡夫塔拉泽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向作家亚历山大·贝克讲过斯大林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细节。1904年时，科巴在研究《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一书。“目的是为手段辩护的”这个原则是Ｃ．Г．涅恰也夫这部著作的基础，顺便提一下，剽窃的事，涅恰也夫是能够干得出来的。如今历史学家们认为涅恰也夫精神是一种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挑拨离间和故弄玄虚的大杂烩。亚历山大·贝克正确地指出，斯大林极其倾心于涅恰也夫精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2年时写道：“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人的活动。”①这句话多么准确地击中了斯大林一朱加施维里的形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8页。一译者注
1923年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阿拉姆·伊萨科维奇·伊万尼亚恩作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在外高加索工作。革命前，他在格鲁吉亚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0年时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有学问的人，性情温和，坦率真诚。有两个儿子的总督邀请他担任精密科学的家庭教师，是毫不奇怪的。给他这位老师规定的月薪是150卢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款额。简朴的和生活上要求不高的伊万尼亚恩几乎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贫困的政治流放犯。
伊万尼亚恩眼满流放期后，回到了格鲁吉亚。1917年时他在彼得格勒被选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1921年），他去到了梯弗利斯。俄共（布）高加索局把他派往亚美尼亚去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担任粮食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亚美尼亚贸易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等职务。他回到梯弗利斯后，担任了外高加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这一更为负责的职务。下面我们从他于1926年7月3日写给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引证一部分：
“快到1923年底时，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全权代表，我的各种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使我不得不请求外高加索边疆区委解除我的职务，尤其是根据我当时掌握的情报来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不满情绪也开始波及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