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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正确无误：斯大林要负历史的责任。这当然不能取消他的“战友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机智多谋的米高扬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正统派日丹诺夫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顺从的加里宁的罪过。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起来反对过这个暴君。在造成农民死亡方面，他们都插了手。参加这场歼灭性的战争的是由编制内的掠夺兵组成的整整一支大军。他们在经过了积极的战地实习之后，都分别地成了搜查专家、抢劫专家、逮捕专家、杀害专家、强制迁移专家。几年之后，斯大林为这些行家们找到了适合于他们的专业的运用场所。
在集体化的年代里，从前沙皇帝国的各族人民在精神上经受了极大的危机。过去害怕斯大林的只是党的上层人物，而现在，连群众都对这个人感到害怕了。他们直到亲爱的父亲①去世为止，都一直怀着这种害怕心理。特别大的灾难和国家管理者的残酷，摧伤了人民的脊梁骨。于是人们便感到自己是沙皇这个残暴者的臣民。
①“亲爱的父亲”指斯大林。——译者注
可是官方的一部历史文献是怎样评价这场历史悲剧的呢？那里写道：“贫农成了生活上有保障的人”；“工人阶级和农民取得了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的胜利已经完成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党和政府制定的大胆而英明的革命政策”。这些话都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
在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能够勉强寻找到少量真理的时刻（它象刹那间的亮光一样闪现了一下）来到了。《苏共历史教科书》（1963年）用如下一些话语来批评集体化时期的“错误”：“斯大林对农民留恋自己私有小经济的力量估计不足以及他不愿倾听地方干部的合理化建议……是他最大的失策和他犯很多错误的根源……虽然强行完成集体化从上面来讲是由斯大林决定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却把“造成错误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地方干部，指责他们办事马虎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后来的一些出版物中，在评价“办事马虎者”的作用及其欺骗性时，语调比较缓和和宽容。因此，那里对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引证……有的人乐意①重新大肆宣扬集体农庄制度在“斯大林同志”极其英明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有的人即比较有良心的人则乐意把农村的这场浩劫说成是一场“不成功的试验”。斯大林在决定征服农民时，未必想到他是在进行一场试验。要知道试验是打算对绝对没有把握的结果进行尝试。而斯大林则预先知道了他定将打败农民，定将把庄稼人镇压下去……他们怎么能够反抗他的专政呢？斯大林与其说是需要粮食，不如说是需要政治影响。而他也就全部得到了政治影响。于是人们认为，约瑟夫一建设者已着手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成了第一个牺牲者，城市将要通过自己的道路登上各各地。②
①《苏共历史》杂志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44—445页；《苏共历史》杂志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03—405页；《苏共历史》杂志198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79—381页。
②各各地是耶路撒冷近郊的一座小山，据基督教的传说，耶稣被钉死于此地。——译者注
第四章
●斯大林实行的工业化真相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投反对斯大林的票达292张之多，反对基洛夫的票只有3张。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下令将反对斯大林的票烧去289张，使之与基洛夫的反对票相等，从而挽救了斯大林，使其得以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总书记在寄希望于农民经济和耐普曼①的充满生气的力量时，是否对私人的主动性早就予以鼓励了呢？在1926年4月时，他还没有摸索出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斯大林当时说，进行大坝的建设，就好象是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②。当时理论家们还没有制订出经济发展的纲领，资源情况——原料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还不允许作出大步快跑的计划。这一点连他斯大林也是看到了的，所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要求发展工业时，预先警告说：“但是，要严格地与市场的容量和国家的财政状况相适应。”然而1927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斯大林宣布要立即进行工业革命，号召“在大力进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来“克服最大的困难”③。他在宣布了全民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军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催促宣传机关进行大力宣传。
①“耐普曼”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9—120页。——译者注
③《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429页；第4卷279页。
到1927年底就已经宣布工业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些经济学家收集了工农业生产的贫乏数字，再补充以木材采伐业和捕鱼业的材料之后，就往总书记的桌子上放上了一份胜利的报告：说什么到苏维埃政权建立10周年时，国家终于赶上了沙皇时代，就是说达到了1913年时的水平。国家大工业的总产量比1926年增长了18．2％！①实际上，苏联只是到1929年时才在钢铁熔量这样一些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里达到了1913年时的水平。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0、256页。——译者注
斯大林由于不能独立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评价国家实行大跃进的经济可能性，所以他不能够初步制定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未来的战略。他注定毕生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在两岸之间来回奔跑，既看不到河源，也看不到河口。布哈林早就看出了斯大林的这种领导作风的特点，他说：“把电线杆锯断用来构筑街垒，这在经济上是非常错误的政策。”①
①尼·伊·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俄文版第268—269页。
起初总书记遵循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不久，他就把这些人叫做“右派”反对派）对经济提出的建议。到了1927年，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早先提出的建议，最终确定了工业比农业占首要地位——总之，他所实行的就是列夫·托洛茨基5年前所要求实行的那个“工业专政”。①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一分册第273页。
但是，所谓的新反对派的领袖们建议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要更广泛地利用外资。当时国家没有建立现代工业所必需的装备和技术，资金和专家也不够。运输和道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而这一切是在由于强制实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危机十分严重的背景下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把某些工厂租让给外国人，依靠西方国家来建设工业企业，是明智的。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建议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但是斯大林却本能地拒绝广泛地、思路宽阔地思考问题。他把反对派领袖们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建议宣布为“投降主义者的”建议，而且不久他就以此为借口从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摧残。实际上，发展国民经济与他何干呢？加强独裁政权和提高个人威信——这才是他值得思考的事情。而且在这方面他思考得很多，很经常……至于国民经济嘛，那么在这方面是可以——而且应当！——使用强制力量的。在这方面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强制力量呢。
……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两个五年计划（1928年秋——1933年秋）方案：初步的即最低限度的方案和最佳方案，这后一个方案能把任务提高20％。斯大林以及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便选中了第二个方案。因此这个方案也就在1929年4月召开的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被正式通过。①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一分册第563—564页。
到1929年时，斯大林感到自己已经十分牢固地稳坐总书记的宝座了，因而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急不可耐地要“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见识不广的人的头脑里，大国的妄自尊大和对“群众”或他们的“人力资源”的极端鄙视，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些群众中有的人穿着囚犯的短呢衣，有的人穿着半身军便服（自由的妇女们则戴着红色的三角头巾），他们的人数在100万以上和300万以下——但是在斯大林看来，他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在通向伟大目标的道路上可以不予重视的细枝末节而已。1926年总书记在列宁格勒时，曾经谴责那些制定计划的人：“我们有些人有时候喜欢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业计划，而不去考虑我们的资源如何。”可是5年之后，他却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0页；第13卷第38页。——译者注
这位“俄国最优秀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专家”贴了一个纸老虎——资产阶级的西方。他贴成之后，就在几十年中牢固地树立了对这个纸老虎的恐惧心理。宣传机关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灌输于群众。总书记仓卒作出的这个决定立即就表现出其根据是不是足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能向西方的贸易伙伴提供什么呢？苏联的输出工业原料和购买外国技术的计划被破坏了。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财政上广泛地援助我们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还有一个灾难是国内方面的，这就是伴随着农村危机而来的农业生产的明显缩减。
第一年就表明，任何一项计划任务都未能在预定期限内完成。应当及时而有效地修订计划才是。斯大林虽然也进行了修订，但是他建议人民委员会把五年计划本来就过高的控制任务再提高一倍。①而地方上则通过了自己的响应计划，把本来就过高的计划又提高了两倍。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这两者那发狂似的雷声巨响淹没了清醒的建议——为预定的跃进创造物质基础，准备技术条件。
①О。拉齐斯《转折》，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6期第128页。
斯大林在随意扩大五年计划时，并没有忘记鞭打农村这匹瘦弱到了极点的瘦马。M．C．伊克斯在1932年时是扎波罗热州党委的领导人。他接到了上面交下来的上缴粮食的当前任务后，向政治局报告说，这个计划显然是过高了，根本完成不了。中央书记莫洛托夫把这个执拗而任性的领导人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还叫来了两个乌克兰的干部。伊克斯出席会议时显得很愉快。一位感到惊讶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情绪很愉快。伊克斯回答说：“要知道我今天是作为一个公鸡来出席会议的，不管我叫不叫，反正天是要亮的。”当时决定把这位1905年入党的反抗分子党员送到乌拉尔去。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斯大林默不作声，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在听别人的辩论。当一切都无可挽回时，总书记问了这个有罪过的人姓什么，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