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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场阅兵对于许思的震撼是巨大的，她不是很在意整齐划一的步伐，而是对那三首曲子格外喜欢。通过父亲，她已经打听清楚那三首曲子的名称了，迎宾曲，阅兵曲及第五镇军歌。作曲者均为第五镇统制官龙谦将军，那个身材高大魁梧。肤色黝黑的青年武将。父亲告诉他，其年纪尚不满三十岁。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昂扬中带着潇洒浪漫的色彩。
“向着辽阔的田野，向着高高的山岗！”军歌收束的两句绽放出无尽的雄心。
没有记全歌词，但这两句却印在了脑子里。许思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将第五镇军歌的完整词谱找来，还有就是迎宾曲和阅兵曲也找来。
“这个，我也不常见龙提督。”许文夫沉吟道，“确实是精品。待我见着将军向他讨要吧。”
“难道不认识下面的军官吗？”
“之前为父一向讨厌穿军服的，和他手下的人真没什么来往。不过，我邀请他来学校做一次演讲。他已答应了。”
“什么时候？”许思来了兴趣。“他会演讲什么？”
“我说了题目要他自己定，随便讲。哦，你说师生们会喜欢吗？”
“我想会喜欢的。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阅兵那件事呢。喔，父亲你认为那些曲子真是提督大人所谱写吗？”
“我想是的。此人才华不局限于治军。这点我已经领教了。音乐乃小道耳。或许不过是兴趣所致。”
“音乐绝非小道。倾毕生之精力也不一定能登堂入室。”许思对父亲看不上她所醉心的音乐表示不满。
许文夫邀请龙谦来山东大学堂演讲很快就兑现了。二月十三下午，在尚未完全竣工的大礼堂里，龙谦对山东大学堂的师生做了一次演讲。
这座大礼堂是许文夫上任后兴建的。他认为大学必须有这样一座可供全校师生聚会的礼堂。椅子尚未设就。除了学堂的先生们坐在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总数近千人的学生们都是站立听讲的。
这天龙谦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服。这套衣服是原华源服装厂为他定做的，公开场合还是第一次穿。
“尊敬的许校长，各位师生，大家下午好。龙某受文夫先生的邀请，站在这里说几句话。心里很是揣揣，担心讲不出值得大家一听的东西。我一向认为，对牛弹琴所讽刺者，不是牛而是弹琴者。讲话要看听众是谁，写书要看读者是谁，就是高级厨师做一道菜，也要晓得食客为谁。之前都是对我的部下讲的，他们都是文化不高甚至不识字的团体。而今天，我对着的是我们山东省最具学问的群体，这就令我感到紧张。倘若有不同之意见，请大家忍耐一下听完。讲完之后，可以当面批评商榷，也可以过后著文反驳。”
坐在父亲身后的许思睁大眼睛望着台上的青年。换了洋装的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变得年轻并且文质彬彬，操着一口京师口音，侃侃而谈。
“今天只讲一个问题，对中国政治状况之认识。”龙谦开宗明义地讲了演讲的题目。
坐在最前排的许文夫精神一震，他没想到龙谦竟然选择了这样的题目。
“政治并无神秘，并非当权者之专利。优良的社会，是人人都参与其中的。并非只是士农工商中的‘士’。在座的师生或许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算是儒家的经典吧。而我们这些大学堂的师长学子，自然是‘士’的一分子。怎么能与那些‘劳力’者同日而语？我却不这么看。只有社会之所有分子，都奋起担负自己的职责，这个社会才有希望。这就是顾炎武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奥义。就我理解，担负起天下兴亡并非要到天崩地裂之时，它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龙某是带兵之人，深知治军之艰难，唯有士兵与官长同欲，这个军队才如臂使指。但我国历史之漫长悠久，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形态，从而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无时不刻地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低下一阵交头接耳的嗡嗡声。这个开篇即表明，演讲者并非不识文墨的粗鄙武夫，而是对中国文化有所涉猎的。而且，对于政治之解释，也算新鲜。专注听讲并拿了笔记本用钢笔记录的许思见中文科的两位先生在低声交流，似乎对龙谦所讲的开篇不那么赞同。
龙谦轻咳一声，继续讲道。“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有句老话，‘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一语道出了中国政治习俗的核心—消极性。但为什么取其消极而不是积极呢？核心原因在于阶级。
这个词是泊来词。什么是阶级？就是由于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区分成的群体。叫阶层亦无不可。经济地位造就了阶级，人们都基本在本阶级范围内活动。交友如此，婚丧嫁娶更是如此。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如果不讲其政治诉求，阶级就是阶层，但因带上了对抗的因素，阶级便更为传神。
“政治总是因阶级的产生而兴起的。在没有产生阶级的原始社会，政治清明。便是儒家所向往的。念念不忘赞赏不已的大同社会，礼记中所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是吾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向往。但实现那种社会的时代几乎没有。原始社会没有记载。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后。我认为没有一个朝代做得到。
“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便绝不相同。比如地主与雇农，一方总想多收租子。另一方却总想着减租减息。当今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世袭的贵族和官僚。所谓官僚，第一是官，第二是士。第三便是辅助官的人，如幕友，吏胥，差役，绅士，豪民等。这些人的利益与统治者基本相同，与被统治者则相反。当然，统治阶层中，未尝没有关心民瘼的清官，如明代的海瑞，本朝之于成龙，张伯行，视被统治者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这种人，似不为官场主流所容。而且，这些被小民念念不忘的清官，总是极少数。以生物学上的概念，好的和坏的，总是少数，常态却是中庸。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也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就是一直强调的人的本性为自私。社会的组织，总是将利益与一部分人同，与另一部分或多部分反。这就需要统治者的尽都督之责。但社会分工既细，人口繁衍又如此之多，社会之等级或者阶级，越来越复杂，督责之重便是个大问题了。督责本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亦是其责任。但办任何事，官僚阶级都免不了剥削小民而自利，这就勤勉的官吏不免总是得罪人，倒不如少办事或不办事来的稳妥些。想通了这一节，便明了为什么政治习俗总是取消极性了。”
这倒是有趣。许文夫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自思算是龙谦所言统治阶级的人，家里有数百亩好田，还在工厂和商号中占着股份。再思同僚，似乎都是一样阶级的人。
“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或统治阶级行放任政策，政权还能长久些，若是取激进政策，内部便先反了。所以，如宋代之王荆公类，总是少之又少。此等人，既不为官僚阶级所喜，亦不为最高统治者所喜，日子很是艰难。明代冯梦龙有一部小说集，其中便有对王安石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因为政治上有此种但求无过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阶级采取的政治态度总是这样，第一，不办事，第二，但求免于督责，第三，督责所不及，便采取作弊的法子……”
低下一阵轻笑。许文夫几乎要笑出来。龙谦总结的官场三态颇为传神，他接手山东大学堂后所经历正是如此。
“不办事的方法，第一，推诿，就是干脆不办，或交给别人办。第二，延宕，就是将事情拖下来，希冀其自行消灭。官场的办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求免于督责，就是采取所谓说官话的手段，听起来完全正确，实际上都是废话空话，于事毫无所补。作弊乃是求自利，是阶级与个体的本性，历来如此，统治者作弊，被统治者一样作弊……
“各种政治，总是要先有了钱，才能举办。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但本朝最重要的赋税乃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即力役。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于是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也就是官府收了钱再雇人办事。而所谓折纳钱者，也不是向应该服役的人征收。而是设法将全县丁额，摊牌于有田之家，此所谓摊丁入亩。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本朝各县丁税，实际是有丁额的，并不会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圣祖于康熙五十一年颁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此，地丁两税便正式合二为一了……官府运作是要依赖资金支持的。税收为其正项来源。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比如列强之侵略，整军备战，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所以。为应对局势之变化，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以增加税源。鄙以为，文明社会之标志，可用税源来观察，社会愈进步，田税的比例愈低，直至彻底消除田税。朝廷施行新政，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大力兴办实业……含义正在于此。”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一是维持国内的秩序，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此两个目的，于是便有了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和平年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一种以兵的名义吃饷的群体，基本没有战斗力。回顾历史上各朝各代承平时代的军队，概莫能外。因为既无对立的外敌，又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势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都不会预期去打仗，于是建国初期强大精悍的军队迅速腐败了。但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用兵的目标，兵锋自然会转向内部，这又是最高统治者所最为畏惧的。因此绝对不敢加以整顿军队。所以，中国历史上，内乱既起，国家往往无可用之兵，要经过相当的阶段，新组建的军队才能发挥作用，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和建设，从而发展成长为新的强军。洪扬之乱与湘淮军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子……”
许文夫有些瞠目了。这是很敏感的话题。朝廷编练新军的声势造的很大，天下皆知。他这边讲对外对内的运用之妙，虽说是有道理，但听起来却很刺耳。第五镇刚刚举行了震动济南府的阅兵，如此强军，对内乎？对外乎？
龙谦继续讲，“至于刑法，在中国，维持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人犯了罪，是社会制裁而不是法律制裁。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取放任主义而造成的政府的软弱无力，也有因地域广大，各地风俗不同，难以用一种法律。所以，习惯便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