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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那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他母亲摔着了腿，他也够心烦的了，我再叨叨，除了给他多增加一些烦恼外，他该接他母亲来看腿，还是会接的，弄不好，俩人再吵一架，徒增闲气。
但我心里还是气不顺，我母亲把我养大，又接着给你们家看孩子，你的孙子你看过一天没有？你给你的孙子洗过一块儿尿布没有？你给你儿子这个家出过一分力没有？不错，孩子照顾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当老的也该有个当老的样子吧？你说你除了让你儿子给我吵给我闹之外，你给你儿子这个家带来过什么？还是吃斋念佛的人呢！让人搜肠刮肚都想不起来你的好。我母亲病成这样，还拖着病身子给我看孩子，还怕影响我画画，不让我去照顾她。你说你什么时候替我想过，能折腾一个人非折腾一圈人。我闷闷地想着，决定明天上午就去医院看母亲。
“反正这画是画不成了！”我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
而与此同时，心里又感到无限的委屈和失落，忽然想到早年同院的一个闺中密友曾经对我说过的一件事。那件事是她姐姐和她姐夫之间的事，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她姐姐给她姐夫织了件毛衣，织的时候她姐夫出差在外，快织完的时候她姐夫回来了，她姐姐很高兴，就拿出来让她姐夫试一下，想不到她姐夫竟然三把两把把那件毛衣给扯了，她姐姐很伤心，当时她姐夫就对她姐姐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应该把织毛衣的时间用在艺术上。密友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正是我兴致勃勃地在学织毛衣的时候，我知道织一件毛衣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我知道的朋友的姐姐，就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后来我结了婚，搬出了那个院子，也就没有和那位朋友再联系过，她姐姐的情况，也就更不知道了，况且，我好像对她姐姐的事情也没有放在心上过。没想到十多年后的今天，会突然想起这件事。
看来那件事对我的冲击还是存在的。我感叹着，决定明天看母亲的时候问问同院那朋友和她姐姐的情况。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一大早我就把侯太广母亲床上的铺盖从柜子里拽了出来，凉席、空调被、毛巾被、枕头，都是要晾晒一下的。我把这些东西一股脑搭在阳台上之后，就骑车去了医院。
我到医院的时候还不到九点，我轻轻地推开虚掩的房门，就看见母亲正面向窗外寂寂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在母亲对面的病床上，斜倚着一位瘦瘦的、有五十多岁的妇人，正在轻声和她身边的两位女子说着什么，看见我进来，一时打住了谈话。
母亲回过头，满脸疲倦地对我笑了一下说：“这是你冯阿姨。”然后又看着那位瘦妇人说：“这是我姑娘。”
我就向那位瘦妇人点了下头，叫了声“冯阿姨”。
“多来看看你妈，你妈不爱说话，我们说话又影响她看不成电视。整天只在那儿躺着。”那妇人说。
“我不喜欢看电视，你们只管说，不碍事。”母亲对那位瘦妇人说。之后，又把脸转向我淡淡地埋怨道：“来看啥呀，忙得不得了。我没事儿。”
我笑了一下，抬头看看输液瓶。
“几点过来的呀，水都快输完了。”我问母亲。
“八点呀，一上班我就过来了。趁凉快早点儿输完早点回去，晚了天又热了。”母亲说话的样子看上去很虚弱。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看着母亲输液瓶里的水一滴一滴很快地往下下着。
“水快输完了。”我说。
“帮我按一下墙上那个按键。”母亲说。
我顺着母亲的视线，看到在母亲床头的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按钮，“是它吗？”我指着那个按钮问母亲。
“对，一按护士就来了。”
果然不久，一位娇小的护士就推门而入，用很好听的声音问有什么事。我告诉她水快输完了，她就看了一下输液瓶转身出去了。片刻，就又拿着一瓶水走了过来。
“一上午输几瓶呀？”我心疼地问母亲。
“上午两瓶，下午两瓶。”母亲说。
小护士悄无声息地又出去了。我忽然想起昨天晚上想到的那两位故人，就问母亲道：“哎，妈，你还记得咱们在老院住的时候，那个喜欢找我玩的杨扬吗？”
“记得呀，咋啦？”
“我结婚后也没有给她联系过，昨天晚上又突然想起她，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呢。”
“她毕业后不是留校任教了嘛。后来找个对象，难看得不得了，杨新华两口子都反对得跟啥样。”
“后来结婚了吗？”
“结了，那男的不光对她好，对杨新华两口子也是好得很呀，还没咳嗽一声的，就殷勤地问这问那，不管啥时候回家，袖子一挽就进厨房了。”母亲说话的声音比先时有劲了许多。
母亲的话让我觉得句句都有所指似的。结婚前侯太广去我家，也是袖子一挽就进了厨房，结了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到我母亲家，就是坐到客厅像模像样地等着给他端饭上桌了。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怎么变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我感到一阵茫然。
“现在孩子都多大了，也是个男孩。”母亲又说。
“她姐也有孩子了吧。”我问道。
“那个跳窗户跑的姐吗？”母亲问。
“杨扬不就一个姐嘛。”我说。
“咋跳窗户跑了？”那位瘦妇人接过话问道。
“你看这小孩气人不气人？也是谈了个对象家里人不愿意，她父亲当时不是地区文联主席嘛，可能嫌人家那男的家配不上他们家。”母亲转向我说，“两口子当时也是死活不愿意。”
“不过我听杨扬说，她姐夫对她姐挺好的。”
“杨扬的姐现在厉害得很呀，是北大的音乐教授。”母亲说话的声音已经不像是一个病人了。
“是吗？她不是跟那男的一块儿去中原油田文工团了吗？”我有些吃惊地问。
“不是后来又出国留学了嘛，留学回来就去北大了，好几年了。”
“咦，那还怪好哩。”那位瘦妇人说。
“那杨扬的姐夫呢？”我脑子里浮现出那位看上去很干练、很洁净的青年。
“不知道。”母亲说，继而又问我道，“你应该见过他吧？”
“见过。有次我去杨扬家，他正教杨扬拉大提琴。”我对母亲说。但心里，还是对那个男子很挂念，还是想听到他的好消息。比如事业有成呀，比如生活得很幸福呀，比如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呀。
“噢，也是搞音乐的呀！”陪那位瘦妇人的其中一个女子说。
“他们是音乐学院的同学。”我母亲说。
“杨扬的姐姐也有孩子了吧？”我的思绪还在那个男子那里，我想我是希望杨扬的姐姐给他生一个孩子，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我觉得唯有那样，杨扬的姐姐才对得起这个对她那么好的男人。
“那不知道，没见过他们的小孩。”母亲微微摇了下头说。
母亲输完水，已经是十点了，我陪着母亲走出医院，沿着人行道慢慢往家走去。到底是六月末的天气了，才上午十点，太阳已很有些火辣辣的味道。不过还好，人行道边种着一排槐树，树虽不甚大，但基本上还是能连成树荫。我和母亲就趁着这排槐荫，一边走着，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
“今天看了我啦，以后就别再来了。该干啥干啥吧。”母亲有些气喘地说。
“侯太广把他妈接来了。”我轻声说。
“啥时候呀？”母亲微微皱着眉头说。
“今天上午去接的，可能中午就到了。”
“来就来吧，那是人家妈的，能不让人家来。”母亲温和地说。
“摔着腿了，侯太广想带她去段庄看看。我看我这画是画不成了。才刚刚开个头。”
“她来也不就是多一碗饭的事儿，也不需要你老看着，乐乐一上学你不䞍画了嘛。”
我听着母亲说得很是有些举重若轻的话，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开朗起来。母亲不知道，事情并不像她想得那么简单，乐乐这周就期末考试了，考完试就放假了。孩子平时不在家，短暂地在家待几天，不是他忙着写作业，就是我忙着做家务，不要说乐乐，就连我都觉得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太短，连从容地说说话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刚好赶上他放暑假，他可以有大把的时间了，我能只顾自己画画，把孩子冷落到一边，让他本来就倍感寂寞的心灵再感到孤单和无助吗？再说侯太广的母亲，那也绝对不是多一碗饭的事。她吃斋，乐乐喜欢吃肉，而且老年人嘛，牙口不好，菜还要做得比我们平时吃的烂很多。但问题是，她的问题，还不是吃饭的问题。
“咋不说话了？”母亲大概见我没接她的话，扭头看着我问道。
“没什么。”我答非所问地敷衍道。
说什么呢？把那些事告诉母亲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净是让她本来就没有多少快乐的心情搞得更糟糕。还是有时间就多陪陪她吧，给她说些不至于让她心烦的话，陪她说说话，她的精神还是好一些。我的脑海里很迅速地浮现出上午母亲寂寂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的样子和同我谈论杨家姐妹时的表情。
把母亲送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在母亲家没有多待，就急匆匆地往家赶去。我得赶在侯太广到家之前回到家里，如果侯太广到家我还没在家的话，那么我看到的脸肯定又是一张恶狠狠、凶巴巴的脸，而且，今天他母亲又来，我如果不在家，二位不知道又怎么想的，即便今天不发作，积在心里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拐到超市买了些菜，不管乐意不乐意，她到这里的第一顿饭，还是应该给她做得丰盛些。
还好，我掂着大包小包进家的时候，侯太广还没有到家。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快到了，让我买点好菜。我当然知道侯太广所谓的好菜是什么了，就告诉他已经买啦。
“你拐到乐乐学校接一下乐乐吧，我在家先准备着饭，要不然等我接乐乐回来再做，饭就太晚了。”我对侯太广说。
“好，好。”侯太广很爽快地答应道。
侯太广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你做得让他称心了，你没有违拗他的心意，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老公。
当天下午，侯太广就带着他母亲去了段庄，傍晚回来的时候，侯太广依旧是打电话让我下去接老太太。我下了楼，侯太广还是像上午那样已经下了车，在车门前站着。看到我，递给我一个大塑料袋。我问是什么，侯太广说是膏药。
“招呼着把老太太放到我背上。”侯太广在靠近老太太坐的那个车门前扎好架势对我说。
我心想侯太广这么熊包的一个人，我生乐乐那会儿，医生让他把我抱走，才只是一楼到二楼，他都要力竭地把我扔到地上，这可是三楼呀，而且上午才背了，又跑了一天，就随口说道：“还背吗？”
“不背咋弄呀。”侯太广瞪了我一眼。
于是，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招呼着帮老太太趴到了侯太广的背上。
“你先上楼开门去吧。”
我关了车门，掂着塑料袋里的膏药逃也似的跑了。
吃过晚饭，我正收拾着碗筷准备去厨房的时候，已经移位到沙发上看电视的侯太广说：“先别刷碗了，给老太太烧点热水敷敷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