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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听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说世界的本质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不了解你讲什么呀?说西方是无限发展,是海洋性文化,东方是无限循环,是大陆性文化。什么作者呀、世界呀、作品呀乱七八糟,最后还吹嘘说理论是美中之美,那理论那么美,还要画干什么?”
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理直气壮地说完,心里疑惑高级研修班里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星期一上午项伟打来电话,说他马上要去北京一趟。周二,也可能是周三回来。
项伟很快地说着,我一边愣愣地听着,一边下意识地答应着。心里疑疑惑惑,同时又掺杂些兴奋、失落、骄傲地想,那个悠游从容的项伟怎么还有这么利索的一面。我呆呆地想着项伟,想得纷纷扬扬,心魂出壳。
星期四的中午,我接到项伟的电话,他说刚下飞机,今天恐怕不能见我了,明天再联系。但昨天下午侯太广已经打来电话说,星期五上午李建去郑州接王丽她们,让我坐他的车一块儿回去,他已经给李建说了。我说下午还有半天课呢。
他很不耐烦地说:“哪就在乎这半天课了?王丽、李建都是邻居哩,你给他们也都熟,不正好搭车回来。”
我支支吾吾地犹豫着。
他更不耐烦了,“就这样吧,后天你要不回来,就自己搭火车回来。我不会派车接你的。”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空空的电话愣怔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坐他们单位的车回去。要不然他不高兴,我还得去挤火车!再说,他没来书画院闹,能让我安安稳稳地上完课就已经很不错了,还在这些小事情上跟他争执什么呢?正好又是周五,下午说不定还可以赶上接乐乐。
周五的上午,我给项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
“你下午不是还有半天课吗?”电话里传来他略显奇怪的询问。
“侯太广他们单位今天上午过来了辆车,接他们单位在郑州学习的几个人,侯太广让我搭他们的车一块儿回去。”我有些沮丧地说。
“他让你回去你就回去?”我慢腾腾的话刚说完,项伟的质问马上就冲到了我的耳边。我沮丧着,心里满是无奈。片刻的沉默后,项伟突然心烦气躁地说:“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我沉默着,心情更加沮丧。
停了片刻,项伟口气缓和地问:“你怎么不说话?”
“不知道说什么。”
项伟就也沉默了。这样沉默了不知道有多长时间,项伟就挂了电话。
第5章:一缕一缕的阳光
走了近两周又回到家里,心里还是生出许多的温暖。虽然家具地板都蒙着一层灰,卫生间的脏衣服堆成了山,厨房里已没有可用的锅碗。
我先把地板简单地拖了一下,然后开始手里拿着毛巾利索地抹着床头、柜子,我想先把我的房间收拾出来,有个睡觉的地方,其他的就等明天再说吧!我看着棕色的床头、柜子随着我手中抹布的移动而重新变得光可鉴人,就心情很好地对跟着我跑来跑去的儿子说:“怎么样,妈妈房间漂亮了没有?”
“我想跟妈妈睡一个房间。”
“妈妈累了,你的房间今天就不收拾了,所以呢,你只有跟妈妈一起睡了。”我放下手里的抹布,蹲在儿子身边,仰脸注视着他说。
儿子笑了一下,小鸟一样依到我的怀里。
我揽着儿子单薄的小身体,心里沉沉的。不仅仅是因为儿子的单薄,更主要的是刚才他依在我怀里之前的那个笑。那是一个被长期的压制压得沉甸甸的笑。
“又准备睡一个房间哩?”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侯太广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嚷了一声。
“把我吓得,你说话不能小点声吗?”我抱着儿子的小熊靠垫和枕头站在我房间门口心有余悸地说。
“我声音不大呀,你想啥哩呀?”侯太广从沙发上坐起来看着我说。
“你说我这会儿能想什么,我正在干什么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又准备让乐乐给你睡一个房间?”
“他的房间又没收拾。”
“我的房间不是也没收拾吗?”侯太广这话里可就带着硝烟味了。
“你的房间你不一直睡着的吗?”
“不管了,我能管住谁呀?好好惯吧!”他长叹一声,又躺到了沙发上。
儿子和我一对眼,两步就蹿到了我的房间。我把手里的东西往床上一扔,反手关上房门,扭身紧握双拳于胸,做了一个无声的“耶”的欢呼。这是往常我和儿子认为在取得胜利后,经常共同做的一个动作。果然,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儿子也做了一个和我相同的欢呼。
星期天的上午,刘莹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那时候正在卫生间洗衣服,我听见侯太广问,哪里的呀?有啥事呀?就知道是找我的。但我继续洗着我的衣服,等着侯太广叫我。
我以前是不等他叫的,但他看我的表情让我只能对我的电话置若罔闻了。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呢?审视?怀疑?洞察一切之后的明了于心?都有,好像又都不准确。他先是目光怪怪地盯着我的脸看一会儿,然后再围着已经在接电话的我上下打量一番。他打量我时我并没有看他,但他刺在我身上的目光让我感到从头顶到脚底都不自在。后来他再接到我的电话,我就是知道那是我的电话,我也不主动跑过去了。等他叫再去接的效果是明显的,他不再盯着我看,也不再围着我上下打量了。虽然他把电话交给我时会不情愿地嘟噜一句。即便这样,我还是不喜欢他在家时接电话,我总觉得我一接电话,他的一切注意力就都聚焦到我的电话上了。这让我在接电话时总不能轻松下来。
“姜水呀,什么时候回来的?想死我了,你想我吗?”刘莹的声音娇滴滴的。
“前天下午,到家都快五点了。”
“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你不知道我多想给你说说话,想着你在郑州漫游费那么贵,也不好意思给你打。”
我笑了一下,“有事吗?”
“老是问这句话,有事吗?有事吗?什么是事儿什么不是事儿?”刘莹电话里的声音马上就恼了。
“我正洗衣服呢!”我继续温和地说。
“难道你洗衣服比给我说话还重要吗?”
“衣服都堆成山了。”
“那你也得陪我说话。”
“好,好,陪你说话。”
“正洗衣服哩,给她说啥呀。”侯太广不耐烦地插了一句。
“你老公不高兴了是吗?”刘莹的声音温柔得让人心疼。
“没事,你说吧。”
对于刘莹给我叨叨的那些单位里的破事,我一向是不大感兴趣的,往往是开始我还能耐着心听,而当她停留在一件事上老是纠缠不清时,我的冷漠就掩盖不住了。为此刘莹提过多次抗议,我也虚心了多次,可到事情再次发生时,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烦躁情绪。这使我常常觉得对不住刘莹,也常常觉得自己挺无情。可是这会儿,我就又有些着急起来。已经告诉你我正洗衣服呢,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侯太广也在家。你不长话短说,还唆不完了。
“不是的,姜水,你别生气,你知道吗,有时候得罪人是无意的,当事人并不知道,而旁观者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刘莹这话让我不禁有些生气,我以前提醒过她多少次,我和她的任何一次谈话她如果用心琢磨,也不会再问我这样的话。但因为侯太广在我背后躺着,我就很平淡地敷衍了刘莹一句,“有些人和你过不去,并不是你哪儿得罪他了,而是你们不是一类人。”
“那我是哪类人,他们是哪类人呀?”刘莹口气认真地问。
“你是哪类人你自己不清楚?”我觉得她这句话纯粹是作秀。
“信球。”侯太广突然很大声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回头看看他,他已经从沙发上坐起,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喜滋滋地看着我,见我回头看他,又想说什么,我知道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急忙向他摆摆手。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如果让刘莹听到,刘莹肯定会受不了的。
“你别生气,我真不知道。”
听刘莹的口气,侯太广刚才那句话她是没听到了。我长舒口气,想急忙结束这场谈话。
“那回头再说吧,等没事了我给你打过去。”
“天哪,你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呀!”她哈哈地笑起来。
“等有空了吧,都打了半个多小时了。”
我挂了电话,就听侯太广在我身后说:“这样没一点自信的女人,你给她说啥呀说。以后她再打电话别接了。”
一直到星期三的下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各个房间巡视了一遍,确信我终于把侯太广给我积下来的那一堆事都彻底干完了,我才长舒了口气,软绵绵地一头栽到沙发上动也不想动了。
这时候,项伟就又占据了我的心。这种飘忽、突然、毫无任何准备和衔接的关于项伟的影像、想象,或者是回忆,这些词汇都无法准确地形容项伟出现在我脑中的状态,但那种状态又好像和这些词汇都发生着关联。比如此刻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的只是项伟这个名字,而在此之前,我曾考虑过给他打不打一个电话。
偶尔,我也会忽然想到项伟这会儿在做什么。而有时候,我脑子里又会出现:不知道项伟想过我没有,这些毫无任何粘连的思维片段。
星期四的早上我睡了个懒觉,说是睡懒觉,其实早醒了,只是身子懒得很,不想起床而已。我听着起床后的侯太广弄出的各种声音,觉得还是应该给项伟联系一下。总该给他报个平安吧,况且走之前那个电话又是不欢而散,我心里不痛快,估计他也正郁闷着。
我就这么前想想后想想,当听到“砰”的一声后,我知道侯太广上班走了。我继续胡思乱想着,后来当忽然发现外面的太阳很是灿烂时,我就又想洗我的床单和儿子的床单了。
就这样,我度过了回家后既空虚又充实的第一周。却没有用任何一种方法和项伟联系。但我却很想和谁说说项伟。
周五的下午,我去单位参加例会。由于两周都没去单位了,我就提早去了,在馆长的办公室和其他的几个办公室转转,和他们说些学习的情况。刘莹想跟我说话,她今天去得也早,想在开会之前给我聊聊。上午她已经把我们办公室的地和我的办公桌都擦拭干净,也就是说她已经打扫好了谈话地点。但我那些同事的话却滔滔不绝,我又不好扫他们的兴,虽然心里急着想跟刘莹说说项伟,但也只有干着急没办法。这中间,刘莹来找过我两次,在门口站站,就气咻咻地走了。开会的时候刘莹坐在我旁边,她因为心里生着我的气,就故意把报纸翻得“哗哗”乱响,引得满屋子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
我就悄声对她说:“别生气了,开完会我请你去楼下喝茶。”
“真的吗?”她马上就高兴起来。但又立即补充道,“只能请我一个人。”
“好,只请你一个人。”
但那天的会开的时间稍长了些,我因为急着去接儿子没有请刘莹喝成茶,她很生气,我也觉得挺对不住她。周一上午我在家里正想着要不要约刘莹下午过来喝茶时,她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姜水呀,我们家门前有一条路,你不知道有多漂亮,我今天早上去单位,看到从悬铃木叶子的空隙中漏下的一缕一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