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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仍然站在门口，被那种罕见的美迷住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美，在法国，这种美是无法想象的。
“您带来的是什么人？”那位年轻女郎用现代希腊语问基督山，“是兄弟，朋友，生疏的相识，还是仇敌？”
“一位朋友。”基督山也用相同语言说。
“他叫什么名字？”
“阿尔贝子爵。就是我在罗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那个人。”
“您想让我用哪一种语言和他说话？”
基督山转向阿尔贝。“您懂现代希腊语吗？”他问。
“唉！不懂，”阿尔贝说，“古代希腊语也不懂，我亲爱的伯爵。荷马和柏拉图的学生之中，再也找不到比我更懒惰，甚至都可以说更可鄙的了。”
“那么，”海黛说，她说这话显然她很明白基督山和阿尔贝之间在说什么——“那么我说法语或意大利语吧，如果老爷不反对的话。”
基督山想了一想。“你说意大利语吧，”他说。然后，又转身对阿尔贝说“可惜您不懂古代或现代希腊语，这两种语言海黛都讲得非常流利。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得不用意大利话和您交谈了，这大概会让您对她产生一种错觉。”伯爵向海黛作了一个示意“阁下，”她对马尔塞夫说，“您既然是我主人的朋友，当然对您再欢迎不过了。”这句话是用典型的托斯卡纳土语说出的，而且带着那种柔和的罗马口音，令但丁的语言听起来跟荷马的语言一样明快悦耳。然后，她又转向阿里，吩咐他把咖啡和烟筒拿来；在阿里离开房间去执行他的年轻主妇吩咐的时候，她示意请阿尔贝走近一些。基督山和马尔塞夫把他们的椅子拖到一张小茶几前面，茶几上放着曲谱、图画和花瓶。这时阿里拿着咖啡和长烟筒进来了；至于巴浦斯汀先生，这个地方是禁止他进来的。阿尔贝不肯接受那个黑奴递给他的那支烟筒。
“噢，接着吧，接着吧！”伯爵说。“海黛差不多也跟巴黎人一样文明，她讨厌雪茄的气味，而东方的烟草是一种香料，您知道。”
阿里退出房间。咖啡杯都已备好，而且还有一只灰缸，是为阿尔贝特设的。基督山和海黛便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喝起阿拉伯饮料，也就是不加糖。海黛用她那纤纤细手端起瓷杯，带着天真的愉快举到她的嘴边，象个小孩子吃到喝到某种她喜欢的东西似的。这时两个女人每人端着一只茶盘进来，茶盘里放着冰块和果子露，他们把茶盘放在两只特制的小桌子上。
“我亲爱的主人，还有您，夫人，”阿尔贝用意大利语说，请别见怪我这副傻头傻脑的样子。我简直是糊涂了。我身处巴黎市中心，就在刚才，我还听到公共马车的哗哗声和卖柠檬水的小贩铃铛的响声，可这会儿我觉得我如同突然被送到了东方——并不是我见到过的东方，而是我在梦中想象出来的东方。噢，夫人，如果我能说希腊语，那么您的谈话，加上我身边这种仙境般的环境，就可以让我度过终生永不忘记的一夜了。”
“我可以用意大利语和您谈话，阁下，”海黛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东方，我可以尽量让您在这儿找到东方的气息。”
“我跟她谈些什么呢？”阿尔贝小声对基督山说。
“随便什么都行。您可以跟她谈她的祖国和她幼时的回忆，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谈谈罗马、那不勒斯或佛罗伦萨。”
“噢！”阿尔贝说，“跟一个希腊人谈巴黎人的话题未免太没意思了，我还是跟她谈谈东方的情况吧。”
“那么请谈吧，您要谈的这个话题，最合她的口味不过了。”
阿尔贝转向海黛。“您几岁的时候离开希腊的，夫人？”他问。
“我离开希腊的时候只有五岁。”海黛回答。
“您还有点关于您的祖国的记忆吗？”
“在我闭上眼睛冥想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切，灵魂跟肉体一样也有它的视觉器官；肉眼看到的东西有时会遗忘，而灵魂见过的东西则是永远牢记的。”
“您对于往事的回忆能追溯到多久呢？”
“我刚能走路的时候，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凡瑟丽姬，那就是‘忠贞’的意思，”这位年轻女郎自豪地昂起头说——“我的母亲，携着我的手，先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倒进钱袋里，戴上面纱，然后出去为囚犯募捐，一路走，一路说，‘谁施舍钱给穷人，就等于还债给主，’在我们的钱袋装满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宫里，对我父亲只字不提，派人送到修道院，发放给囚犯。”
“您那时候几岁？”
“我那时三岁。”海黛说。
“那么您在三岁的时候，就把当时那么多事情记住了吗？”
阿尔贝说。
“都记得。”
“伯爵，”阿尔贝小声对基督山说，“请允许夫人把她的身世给我讲一些听，您不许我向她提起家父的名字，可也许她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提到他，如果我们的姓能从两片这么美丽的嘴唇里说出来，您绝对想象不到我会多么的高兴。”
基督山转向海黛，脸上以一种提醒她格外小心的表情，用希腊语说：“把你父亲的遭遇告诉我们，但不要说出那个出卖你们的人的名字，也不要讲他出卖你们的经过。”
“您在跟她说什么？”马尔塞夫小声说。
“我又提醒了她一次，说您是一位朋友，对您她不必隐讳什么事情。”
“那么，”阿尔贝说，“为了囚犯的福利而作这种虔敬的巡礼是您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情了，其次又是什么呢？”
“噢，回忆起这些就好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我记得我坐在一个湖边无花果树的树荫下，颤动的枝叶，倒映在水里，象是照在一面镜子上似的。在一棵最古老和枝叶最茂盛的大树下面，坐着我父亲，斜靠在枕垫上，我的母亲坐在他的脚边，而淘气的我则玩弄着他那飘垂到胸前的白胡须，或者挂在他腰带上的那把镶着钻石的弯刀和刀柄。不时有个阿尔巴尼亚人走到他跟前来，对他说些什么，我对那些事情并不留意，而他总是用相同的口吻回答一个‘杀’字或‘赦’字。”
“这不是在演戏，也不是在讲小说，”阿尔贝说，“可我却从一个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这些事情，实在是奇妙极了。您的眼睛既然习惯了那种神奇的景象，那么您对于法国的印象又怎么样呢？”
“我觉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海黛说，“而我所看到的法国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我是用一个成年女子的眼睛来看它的。而我的祖国，我却只能从我那幼稚的记忆里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它，好象它老是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氛围中，有时灿烂辉煌，有时阴森惨淡，那得看我的眼睛望的是我那美丽的故乡、还是我受苦遭难的地方了。”
“这么年轻！您对于痛苦，难道除了知道它的概念以外，就已经可以知道它的含义了吗？”阿尔贝说，无法自制地接受了庸俗的见解。
海黛把她的眼睛转向基督山，伯爵几乎难以觉察地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讲下去。”
“幼年时的记忆，在脑子里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除了我刚才向您说到的那件往事以外，我幼时的回忆就都是伤心的了。”
“说吧，请说吧，夫人！”阿尔贝说，“我向您保证，倾听您述说。”
海黛抑郁地微笑了一下，回答了他这句话。“那么您希望我继续叙述我其他那些往事吗？”她说。
“我恳求您这么做。”阿尔贝回答。
“那好！我刚刚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让我的母亲惊醒了。我们那时住在亚尼纳的宫殿里。她把我从睡床上抓起来，我睁开眼睛，一眼就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见到她哭，我就跟着大哭起来。‘别出声，孩子！’她说。在其他时候，不管妈妈怎样疼爱或恐吓，我总是要任着一股孩子气哭个够，把我的悲伤或者怒气发泄完了才肯罢休。但这一次，我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出如此强烈的恐怖感，以致我立刻就不哭了。她抱着我急忙地走开。我到那时才看到我们正从一座宽大的楼梯往下走。在我们的前面，是我母亲的所有佣人，背着箱子、包裹、首饰、珠宝和成袋子的金币，都仓皇着从那座楼梯上奔下去。跟在女人的后面来了一队二十个卫兵，都拿着长枪和手枪，穿着希腊建国以来你们在法国早就知道的那种服装。您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不幸的事情了，”海黛摇摇头，仅仅回想到那幕情景，她的脸色就变得苍白起来。“在这一大队的奴隶和妇女之中，只有一半还是清醒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都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楼梯的墙壁上东一个西一个地映出巨大的影子，在松枝火把跳动的火光里跃动着，好象一直跳到上面那个穹形的屋顶。
“‘快！’走廊一头儿有一个声音说。这个声音让每一个人都对它低下了头，就象风吹过一片平原，使田里的麦子都低下头来一样，至于我，我听到了这个声音也发起抖来。这是我父亲的声音。他亲自殿后，身上穿着华丽的长袍，手里握着你们皇帝送给他的那支马枪。他用手扶着他心爱宠臣西立姆的肩膀，赶着我们这些人在他前面走，象一个牧童赶着他那散乱的羊群一样。我父亲是欧洲大名鼎鼎的人物，”海黛昂着头说，“大家都知道亚尼纳总督阿里·铁贝林，土耳其人一看见他就要发抖。”
这几句话的语气简直自豪和庄严得无以形容，阿尔贝听了不知为何竟吓了一跳；他仿佛觉着在海黛那一对明亮的眼睛里，有某种非常阴森可怖的表情；阿里·铁贝林那次惨死在欧洲曾经轰动一时，而她此时象是一个招魂的女巫，把那个血淋淋的鬼魂又呼唤了出来。
“没有多长时间，海黛说，“我们就不再往前去，发觉已经走到一个湖边。我的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她气喘喘的胸怀里。不远处，我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正焦急地环顾。湖岸上有四阶大理石的台级通到水边，台级下面有一只小船浮在水面上。从我们站着的地方望过去，我可以看见湖的中央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水寨。这个水寨在我看来好象相当远，也许是因为晚上天黑，什么东西都看不太清楚。我们踏上那只小船。我记得很清楚，桨打在水里，一点声啊都没有，在我侧身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我才看到桨上包着我们的卫兵的腰带。除了船夫以外，船上只有女人、我的父亲、母亲、西立姆和我。卫兵仍然留在湖边，准备掩护我们撤退。他们跪在大理石台阶最下面的那一级上，以便遇到追击的时候，可以把另外三级当作防御工事。我们的船顺风飞驰。‘船怎么会走得这么快呢？’我问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