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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心中一凛，他此刻尚在病中，精神不如以往饱满，又经常担忧上游的边区局势。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来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他斟酌了一下字句，谨慎的说道：“入洛之役惨败，三京得而复失。这重大的责任非得郑清之负起来不可，他屡次自请辞职，一直拖到今日也算是彰显了陛下的荣宠。但这一步是不得不走的，我以为朝中有反对的声音，并不是要帮郑清之开脱入洛之败的责任，而是担心郑清之去位之后，其种种善政也从此平息，国家又恢复到以前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那才是群臣最担心看到的。”
皇帝摇了摇头：“我看朝中去了郑清之之后，是有些人心里不安分，想要蠢蠢欲动！”
魏了翁吓了一跳，皇帝这么公然的指摘朝中企图夺权的势力，这可并不多见。
皇帝恨恨的从手边的案几上拿起一封奏折，叫黄门递给魏了翁看。
这是一份朝中相当有分量的人物呈递的奏折，奏折中写明前任京湖制置大使史嵩之久在京湖，谙熟边事，又长期担任京湖各大将的上司。国家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可以破格将史嵩之选入政事堂，作为皇帝处理边事的辅助。
魏了翁心头也是一股无名怒火烧了起来。敌人都已经到了家门口，这些人纠结的依然是党同伐异这一套，说轻了是以私废公，说重了和当年秦桧逢迎高宗意思废除四大将兵权又有何区别？
皇帝的口音中略带着愤怒：“这些四明人被郑清之赶出了朝廷，于是处处与郑卿家做对。搞的上下只知道互相推诿塞责，根本不问国事轻重！朕就偏偏不遂他们的意思！他们以为在宰相位置上逐走了郑卿家，必然就是史嵩之当政了？朕就偏偏提拔一个乔行简给他们看看！没有了郑清之，朕依旧不需要四明人来辅佐！”
在朝堂上，“四明人”是一个犯忌讳的词。原本朝堂上有一些出身四明的官员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从南渡到今日，整个明州辖下有超过九百名读书人在科场的搏杀中胜出。当有几个幸运的四明人成为朝堂的骨干，本是一件值得明州人骄傲的事情。
但自从史弥远专擅国政之后，一切都变了味道。史弥远以血腥的政变登上宰执之位，原本政治根基并不牢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不遗余力的提拔擢升自己的同乡，企图通过乡党情谊结成自己的政治集团，其种种急迫的手段，让皇帝都觉得难以忍受。但不能否认史相公的政策是有效果的，自从朝廷内外布满了明州的同乡之后，史弥远执行自己的政策就如臂指使，再也感觉不到阻碍了。
只是乡野间也多了许多闲话，“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已经不止是街头巷尾的流言，就连九重禁宫中的官家也晓得了。明州人独掌权柄二十多年，背后不知道背负了多少嫉恨和仇视。以至于史弥远病故之后，政事堂改组之后，宰辅级别上竟然没有再出现一名四明人的身影。
虽然如此，但明州出身的官员们在二十多年的培养下，羽翼已然丰满，想让他们乖乖的让出政事堂的宝座，绝不是端平天子想的这么简单。
政令的传达、地方上的回报、朝堂人事关系的调整，皇帝亲政之后，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感受到朝廷内一股独特势力的存在。这是一些绝不甘心被赶下权力王座的野心家。而他们活动的能量之大，几乎要阻碍到国政的运行。
谁又能知道四明人出身的史弥远族侄、京湖安抚置制大使史嵩之在端平入洛一役中对入洛大军既不救援，又不运送粮草补给的行为是否是故意以为之，好使得战役失败，让郑清之背负起责任下台呢？要知道入洛行动的失败，一半是缘由蒙古人反应的迅速和宋军在侦察方面的无能。一半也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以至于前线部队断粮数日。
每当想起这段公案，怎能不让皇帝在心底里想要彻底将四明人赶出政事堂？
魏了翁的考虑则比天子要多得多。四明出身的官员已经形成了官场上一股深固不拔的势力，想要将他们从大宋的官僚体系里仓促剥离开来，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四明的官员们，更有可能是大宋自身。
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懂得如何退让和妥协，而不仅仅只是一味的反对和坚持。既然四明人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态中的一部分，就应该鼓励他们发扬对国家有利的一面，而去遏制他们破坏国家政治的种种恶行。
“现在想要急促的扫除四明人在朝堂上的影响，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祸端。”魏了翁对皇帝的禀奏充满了恳切：“陛下想要澄清朝政的心情，臣可以理解。但想要澄清政治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安抚四明人。”
皇帝摇了摇头，他当然知道四明人进入政事堂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就算不考虑到明州籍贯的官员在朝廷中的势力，让如此多精明干练的明州官员长久的排除在行政中枢之外，本身就是束缚自己行政能力的一种无谋之举。
他只是随口对亲近的臣子发发牢骚而已。如果是郑清之在，大概会顺着自己的意思先发表一番赞同的议论，然后再使用委婉的言辞慢慢的点醒皇帝吧。
可惜的是现在郑清之已经不再是政事堂的主事者了，听说他辞任之后，随即离开了京师，前往各地走访亲友。目前能伴随在自己左右的只有这个沉默而坚持的鹤山先生。
第三十七回 天子有意问嫖姚（3）
但他又想到，即便是魏了翁这种敢犯言直谏的臣子，朝廷上也不是很多了。端平皇帝在历史上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昏君，甚至于由于提拔一批理学大师进入朝廷，他在民间还得到了广泛的赞誉。皇帝钦慕的是做唐宗宋祖一样的旷世明君，他也懂得，一个明君的堂上是要容得下几个敢说话的大臣的。即便是雄武刚烈能够亲自上阵的唐太宗，也必须有一个魏征嘛。
想到这里，皇帝不由自主的端起了明君的架子：“卿言中理。四明才子名满天下，虽然有些许不如意的地方，毕竟是瑕不掩瑜。朕所以增加恩科，无非也就是力图做到野无余贤，又怎么会将贤才屏蔽在枢府之外呢？只是入洛失利，史嵩之不能不说也是有责任的。仓促提拔他进入政事堂，有负天下之望。等明年秋防之后，再择机拣选一名四明籍贯的有力之人进入政事堂吧。”
“先求朝廷上下团结一心，然后才能指挥地方，选将练兵，储备粮草，和胡人决胜于边境上。”魏了翁严肃的说道：“强敌在外，而内斗不息，祸患就在面前。”
“朕自知晓。”皇帝的口气里有了一丝不耐烦：“朕非敢和上古明君相比，但也日日勤习政务，心想着能追赶尧舜之万一。但只有朕一人努力有什么用？就算上有圣贤之君，在下的也要是圣贤的臣子才行。”
魏了翁看皇帝有些不高兴，也只有劝慰道：“百里之邑，亦有忠良。只要陛下能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得下情上达，才智之士能得闻天听，人才总是会源源不断的冒出来的。这一次臣亲赴京湖督战，就见到了许多年轻的俊才，两淮和四川，臣没有亲眼见到不敢妄加断言，臣可以保证，就区区京湖一地，未来能升任节度使的至少会有三五人。”
皇帝听到他口气如此坚决，登时来了兴趣，问道：“卿这一次下去，见到了哪些可造之材？详细与朕说来。”
魏了翁心下懊悔，一时说漏了嘴，让这些锋芒乍现的年轻人过早的进入天子的视野，对他们将是福缘，亦或是祸端呢？
已经是二更天时分，今日临安的月亮被薄云罩住了半边，月色益发显得暗淡了。
在皇城北的福宁宫一角依然掌着灯火。大宋万民之上的天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下。
他叫内侍官取来一副天下地理全图来，挂在屏风上，叫小黄门取了灯火照着，自己凑近了认真查看。
两淮，这里是最靠近京师的边区，但是人民彪悍能战，士卒尚算精锐，城壁也还完善。蒙古人虽然传说有士马百万，但想要突破这里没那么容易。当年金国的海陵王亲率六十万人马自两淮南征。不也被阻隔在大江上了么？最要紧的是，两淮背后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以及临安殿前军马司的七万精锐大军，一旦形势有变，马上可以进行增援。
四川，皇帝看见边境上弯弯曲曲的山脉感到一阵轻松，巴蜀素称天险，有秦巴大山用以自固。唐人有“难于上青天”的议论。昔日魏国大军曾经两度进窥汉中地，据说蜀丞相诸葛亮只用一千人马据守关隘，就阻截住了魏国十万大军。就算日后钟会、邓艾灭蜀，也不过绕道阴平小路，侥幸取胜而已。
但自战争开始以来，不，就算在战争开始以前，皇帝从所有臣子处听到的都是关于蜀口防御的不利言论。有人说蜀口的实际兵力其实已经不满三万，而且大多是老弱残兵，有战斗力的至多也就是七八千人而已。
又有人说蜀口的军队待遇很差，士兵只能吃到混杂着砂石和泥土的糙米，和发臭的青菜。平时军装又破又旧简直如同乞丐。又说蜀地的军队凶暴异常，经常发动兵变要挟本地的安抚使和州郡官员。而且蜀地的军队有一种很坏的毛病，遇到敌人的时候动不动就溃退，溃散下来就变成了盗匪，到处打家劫舍，荼害百姓，就连其中最精锐的骑兵队也假扮成蒙古人和吐蕃人的模样，肆无忌惮的进行抢劫。
又有人抱怨，早知道今日是这个局面，当初就应该接受巩昌府的金国大将汪世显的投诚，起码在蒙古人南下的时候能有个藩篱在前面挡一下，胜似如今日一样，胡人次次长驱直入，直抵边关。而汪世显反而变成了他们的前锋。
一派书生之言，都是一派书生之言。皇帝有些气愤的想着。汪世显是什么人，他本就是陇南的豪强，被金国招抚成为地方大将，这种人最是首鼠两端，面对蒙古人的大军，难道就这么甘心充当大宋的屏障么？到时候重效幽州郭药师故事，这些书生又要指摘朝廷不辨良莠，随便就将心怀叵测的将领招入麾下了。
说话容易，做事艰难。这个时候他更想念处事果断又能体察到自己意愿的郑清之。进一步想到了在郑清之家召开的宴会，以及郑家的二儿子说过的那些话。
难道，自己真的应该给赵彦呐下一道命令，预备好蜀口突破之后的持久战争吗？
他这么想着，返回御案前，提起笔来匆匆写了几个字，叫道：“来人。”
一个少年宦者匆忙赶上殿来。
皇帝看着他面生，问道：“陈梅生到哪里去了？”
少年宦官低着头回答道：“陈公公今日染上热病，不敢前来侍奉陛下。差小人代替他顶班。”
皇帝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宦官连气也不敢出，还是低着头说道：“小人是内侍省办事董宋臣。”
皇帝点了点头，吩咐道：“你去将这张手谕拿给政事堂值班的人看了，叫他们明日早朝之前商议出一个结果来，不要直接上疏，先到福宁宫来跟朕当面奏报。”
皇帝的命令其实并不符合朝廷的规制。但董宋臣新到内廷当班，还并不十分清楚。就算他清楚，也不敢有任何半点犹豫。当即接过了手谕，躬身退出了宫殿。
皇帝觉得这个奴才看着还算听话，总算稍微缓解了一些郁闷的情绪。他放下御笔，叫小黄门将灯笼挪的朝地图近一些。目光落在了四川和两淮当中的京湖地方。
京湖上流的大圆圈就是襄阳城，一水之隔的小圆圈就是樊城。这两座城池就是京湖的牙齿，京湖则是京畿的藩篱。
皇帝又拿起桌上的笔，在襄阳城边用小楷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