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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宋禁兵‘更番迭戍’，固然抑制了武夫割据和军伍叛变，但另一方面却是宋军战斗力的人为削弱。
更戍需要长途跋涉，尤其是北人移屯南方，南人远戍北土，常因水土不服而病亡甚多，‘一往三年，死亡殆半’。一军归营，‘未及三两月，又复出军，不惟道路劳苦，且妻孥间阔，人情郁结’，军士能否‘习山川劳苦’并不确定，但是痛苦和死亡却是确定的，军队奔走于道途，可以训练操演的时间也一定不会太多，这样的军队战斗力纵强，也强得极其有限。
另外，更戍法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出师数万，而以生杀存亡之柄，授人于仓卒之中，把旄赐钺，建灵旗以启行。而三军之士不知其谁何，莫敢仰视其面，而欲与之同其死生，攻取战捷，不亦难哉’宋初大将曹彬在涿州大败，原因之一便是‘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宋军出戍征战之际，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拼凑成军，各指挥与部署、钤辖等暂时委派的统兵官之间，号令不通，不相管辖，不能组成臂指相应的战斗整体，‘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败也。’更戍法沿续百余年，到宋神宗时，禁兵‘更制’，‘无复出戍’，但实际上，‘更戍’仍不可能全免。
西北连年征战远戍，精锐的野战部队一大半部署在边疆，但幕府仍然非常注重军中军官与税士的‘番上宿卫’以及全军部队的‘轮调更戍’，根本目的与宋太祖是相同的，就是控制军权不使旁落，维系内外军力的平衡——导致故唐皇朝中衰而终至于亡国的‘安史之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内外军力失衡，边将因外重内轻之形势而野心逐渐膨胀所致。
不过考虑到‘番上宿卫’和‘更戍法’损伤军队战斗力的弊端，西北军制在控制军权方面严密部署的同时，也必须兼顾以不损伤军队战斗力为前提，是以‘军府’将各级军官与各级税士的升迁转调之期予以刻意错开，而且类似于文官的迁转，每一军中职位的迁转都有年限规定，每一个军职差遣，一般三年为一转（调任或升迁），一职最多允许三转共九年为上限，即任何人不得在同一军职差遣上连任三转，超过九年限期。凡是超过九年的将士，若任职期间素有军功、能力精悍且连任事出有因者，期至则调往他处任职；若其人在任职期间军功微末，则转调扈从军团、佥兵守备军团、少年营、巡捕营等处当差应役，或者勒令其退役回乡（九年时间都挣不到什么军功的将士，不管是什么原因，其人至少于军队是无甚大用了），总之不使军官、锐士在一个军职差遣上作匆匆过客，但也不能久任其事超过九年为准则。
另外，针对常驻一地之军，军府规定若该军无征讨之事且其主将久于其任，常驻一地者，常驻之期当以五年为准；同时又在此条下补充规定，驻防部队至少驻满一地三年，最多不得超过八年，至期必须移防屯驻。
如此一来，每年在‘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的安排部署上，军府都要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雷瑾也不敢在这上面放松，时时加以关注。雷瑾亲自带过兵上过战场，万里转战，杀人盈野，也是深知北人南征，南人北戍的弊端，他几乎可以肯定的推测，宋朝禁兵‘更戍’多死，因水土不服而病亡者很多，其根子多半还是在于文臣官僚的催逼与苛刻上。宋朝禁军奉命‘更戍’，其军粮马料是否给养充足暂且不论，军衣被服以及医药等应用之物肯定是有不足不全的，行军于道途又哪是能样样周全的？在此情形下，上官、文臣又多不体恤下情，驱军中将士如驱牛马猪狗，往往一纸军令就催逼更戍的‘禁兵’务要刻期抵达，迟误时日者不问情由皆以军法处之。限于条件的‘禁兵’又多半无有车船骡马代步，一路吃喝也是干的、稀的凑合着果腹，却仍然日夜登程不敢误期，栉风沐雨鞍马劳顿之下，士兵体力虚耗极大，最是体虚气弱不过，易为邪祟病害等侵体。等到‘禁兵’到达屯驻营所时，看着身体强健，其实往往已是外强中干，心神一懈便极易水土不服而生病。屯驻营所中，又人杂马多，数百上千号人聚于一营之中，统兵用事的官员若不通军中医事，不注意清扫营所防疫防瘟，又哪能防止军中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大量病亡？这就是徙调军伍而又不体恤士卒之害了。即便粮秣充足，衣被充裕，若是上官催逼过甚，军卒道路劳苦，限于此时医术以及仅有车船骡马代步的条件，‘更戍’自是苦不堪言，将士大量病亡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否则怎么会有‘军无百疾，是谓百胜’的说法？所以西北的‘轮调更戍’主要集中在军官和锐士身上，而千人以上野战或守备等部队移防屯驻，也考虑到唐宋以来之‘番上宿卫’法与‘更戍’法的种种弊端，在具体的命令操作上尽量体恤，一般情况下就大大放宽了每日行军里程及最后抵达时日之限，‘轮调更戍’的部队在途中一般还给以休整之期。当然如果是军令紧急，自然也就无法如此顾惜体恤了。
‘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虽然西北幕府已有一整套成熟的章程惯例，但具体到哪支部队、哪一个人的‘轮调更戍’，具体到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番上宿卫’，雷瑾仍然需要慎重，多方权衡，理清脉络，他现在的每一决定，都要注意平衡各方，事关军权却是丝毫也马虎不得，尤其是在开封陷落，中原形势骤然生变之际更需如此——眼下知晓开封陷落这个消息的，在西北绝不超过五十人，雷瑾也是在不久之前收到谍报。
自从甘霖九年的五月，白衣军四打开封以来，西北幕府就加派了大量秘谍东出潼关，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局的新动向，甚至为此目的还派出了‘鬼魔’部队中好几支功勋卓著的‘猎杀队’，深入中原战乱区，察探备细军情，随时禀报。
为了支持在中原活动的秘谍与猎杀队，雷瑾甚至批准军府秘谍司建立专用的秘密鸽驿和补给秘站，算是不惜重金，不恤成本了。
中原腹地，这一年恰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虽然西北幕府早在好几年之前，就与白衣军、横天军保持着秘密联系，互相之间颇有默契，其实西北派遣的小队秘谍人马深入中原乱区，给养什么的是可以通过与横天军、白衣军的秘密交涉而获取的，但补给依赖于潜在的敌人，终究不是个事，也不是西北秘谍做事的习惯，终究还是启用了西北秘谍多年前部署的秘密站驿。
五月间，白衣军扫清开封外围之后兵临城下，营盘绵延十五里，斯时河南一省，城邑已陷七八，开封久困之下，无粮无援，必将不攻而自破。
开封郊野的小麦在五月成熟，白衣军与开封官军皆派人抢收，不日即已收割殆尽。
到了五月底，开封放兵民出城打草、采野菜。
六月，开封城内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起初官府高价购粮，后来即强闯民宅，收夺粮食，除了周王府城垣高固，余皆不得免。
到了八九月，开封民粮已经无余可取，饥困之极，人人相食，惨状已非文字可述。
有些人家粮尽，无力出户，唯闭门等死而已；又有强壮者，光天化日之下掳人至背人处，杀之而割肉分食，官府亦已无力缉拿；守城官军亦许杀马充饷，其中竟有人将马肉、人肉相混叫卖，搏取不义之财，每斤的卖价达数两纹银之多，一马可值千金之数。
弱民不能杀人食肉者，只能吃一切不能吃的东西，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新马粪，但有骑马过者，众人尾随其后争拾新马粪，捧回吞咽充食；城中水坑浅沟，有一种小红虫，也被饥民捞取炒食。
开封城头的守城士兵，乏粮到极点时，每天都饿死三四百人。
九月中，黄河决口，水至开封城下，数日之后满城俱成河汉，只存钟、鼓两楼及周王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
宣武公乔行简麾下‘河北大营’河防民军，督大船二十余只，救周王及王府眷属五百号北渡而去。随后，又遣小船将聚集在城头、屋顶、树上的百姓渐次运抵黄河北岸。
水淹开封之后，开封城上尚有官军数千，仍然与白衣军交战竞日，直到势弱力穷，方才登舟北渡。
至此，中原形势已不可挽救，尽为白衣军、横天军所分据。
中土局势由此转折，四分五裂之局面再也不可逆转，谁还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雷瑾目前也还尚无决心全力搀和到中土的逐鹿争霸，过早介入对目前的西北而言也很不现实，西北大军现在都征战于莫卧儿，此时哪怕抽调三五万精锐，集中三五十万民夫转运，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雷瑾也只是冷眼旁观而已。
第六十九卷
第一章乱局中的谍来谍往（一）
甘霖九年秋，南直隶军与白衣军激战于江淮；京军的河南大营、河北大营、山东大营因乏粮之故，各出军万余，转战河南、山东，牵制白衣军部分兵力。
湖广军亦在甘霖九年秋，频频遣军北上袭扰白衣军、横天军，又在甘霖十年开春之后，大举出兵攻伐横天军，两军你来我往，各有胜负不提。
从来都不缺乏聪明人，开封陷落之后，中原周边的诸侯藩镇都不会让白衣军轻松好过，但眼下谁也不会下死力气去跟白衣军死磕。西北的平虏公自然是不会公然伸手的；东南的浙闽军本是浙闽豪族聚众公推的团练，只以保境安民为号召，自然也不会公然伸手；南直隶军和京军，由于一直暴露在白衣军兵马的威胁之下，却不会眼看着白衣军得了喘息的机会，占稳地盘慢慢坐大，自然是要出军打一打的，趁着中原粮荒，消耗白衣军的实力，同时也顺带着练兵；湖广军与横天军之间，年年都有征战，倒也不差这一次，湖广巡抚刘国能出兵也是练兵以及消耗敌方的目的更大一些，现在中原破败，人民流散，就是抢到了一些地盘也无甚大用，还不如关起门来吃饭做事稳当，至于中原数百万的流民，还是让白衣军、横天军、京军或者南直军去头疼粮秣够不够吧。
至于盘踞广西，占据安南，代表着丁氏一族的广西巡抚张德裕，全力经营南洋诸藩，无暇北望中原；以八闽为家族根基，却割据了岭南雷州和朱崖大岛，又在安南等南洋诸藩插上一脚的风氏家族，无力顾及中原；已占据辽东、朝鲜，又与‘海天盟’缔约联手出兵迫降江户幕府，并与海天盟联合设置‘东瀛都护府’的武宁侯雷顼，自成割据之势，虽再无朝廷掣肘，但以一镇之力，要将建州伪金残虏料理干净也还尚需时日，除了辽东、渤海、海东的水师船队和商船队偶尔靠岸驻泊之外，也无暇理会中原的动荡局面；纵横于七海的‘海天盟’大元帅，此时正忙于控制麻剌加、爪哇、吕宋、锡兰山等南洋诸岛，分封功臣诸侯，俨然一国君王；这几家天下豪强，他们占据的地盘几乎都与中原隔阻，在眼下情势下，多半都只能是冷眼旁观中原变化而已。
但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各路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