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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后，一定要带他过来。”谭家鑫说。
“我会带他过来的。”我说。
谭家鑫在我对面坐了一会儿，他不再是愁眉不展，而是笑容满面。他起身离开时再次说，找到父亲后一定要带他到这里来尝一尝。
然后我结账了，一个骨骼的女声走过来，我想她是谭家鑫刚刚招收来的服务员。她对我说：
“面条十一元，果盘是赠送的。”
我说：“给你二十元。”
她说：“找你九元。”
我们之间也是只有对话，没有动作。当我起身走去时，这个骨骼的女声在后面热情地说：
“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
在一片青翠欲滴的竹林前，一个袖管上戴着黑纱的骨骼走到我面前。我注意到他前额上的小小圆洞，我见过他，向他打听过父亲的行踪。我向他微笑，他也在微笑，他的微笑不是波动的表情，而像轻风一样从他空洞的眼睛和空洞的嘴里吹拂出来。
“那里有篝火。”他说，“就在那里。”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向天边似的望向远处。远处的草地正在宽广地铺展过去，草地结束的地方有闪闪发亮的迹象，像是一根丝带，我感到那是河流。那里还有绿色的火，看上去像是打火机打出来的微小之火。我看见一些骨骼的人从山坡走下去，从树林走出来，陆续走向那里。
“过去坐一会儿吧。”他说。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他。
“河边，”他说，“有一堆篝火。”
“你们经常去那里？”
“不是经常，每隔一段时间去一次。”
“这里的人都去？”
“不是，”他看看我袖管上的黑纱，又指指自己袖管上的黑纱说，“是我们这样的人。”
我明白了，那里是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我点点头，跟随他走向丝带般的河流和微小的篝火。我们的脚步在草丛里延伸过去，青草发出了咝咝响声。
我看着他袖管上的黑纱，问他：“你是怎么过来的？”
“快九年了。”他说。
他的声音里出现了追忆的调子：“那时候我结婚两年多，我老婆有精神病，结婚前我不知道，只和她见过三次，觉得她笑起来有些奇怪，我心里不踏实，我父母觉得没什么，女方的家境很好，嫁妆很多，嫁妆里还有一张两万元的存折。我们那边的农村很穷，找对象结婚都是父母做主，两万元可以盖一幢两层的楼房，我父母就定下这门亲事，结婚后知道她有精神病。
“她还好，不打不闹，就是一天到晚嘿嘿笑个不停，什么活儿都不干。我父母后悔了，觉得对不起我，但是他们不让我离婚，说楼房盖起来了，用的是她嫁妆的钱，不能过河拆桥。我也没想到要离婚，我想就这样过下去吧，再说她在精神病里面算是文静的，晚上睡着了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那年的夏天，她离家出走，她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我出去找她，我父母和哥哥嫂子也出去找她，去了很多地方，到处打听她，没有她的消息。我们找了三天，找不到她，就去告诉她娘家的人，她娘家的人怀疑是我把她害死的，就去县里公安局报案。
“她出走的第五天，离我们村两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池塘里浮起来一具女尸，夏天太热，女尸被发现时已经腐烂，认不出样子，警察让我和她娘家的人去辨认，我们都认不出来，只是觉得女尸的身高和她差不多。警察说女尸淹死和她出走是同一天，我觉得就是她，她娘家的人也觉得就是她。我想她可能是不小心走进池塘里去的，她有精神病，不知道走进池塘会淹死的。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不管怎样我们做了两年多的夫妻。
“过了两天，警察来问我，她出走那天我在做什么，那天我进城了，我是晚上回家发现她不在的。警察问有没有人可以证明我进城了，我想了想说没有，警察给我做了笔录就走了。她娘家的人认定是我杀了她，警察也这么认为，就把我抓了起来。
“我父母和哥哥嫂子开始不相信我会杀她，后来我自己承认杀了她，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很伤心，也怨恨我，我让他们做人都抬不起头来，我们那边的农村就是这样，家里出了个杀人犯，全家人都不敢见人。法庭宣判我死刑时他们一个都没有来，她娘家的人都来了。我不怪他们，我被抓起来后，他们想来见我，警察不让他们见，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人，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我承认杀了她是没有办法，警察把我吊起来打，逼我认罪，屎尿都被他们打出来了，我的两只手被捆绑起来吊了两天，因为失血有四根手指黑了，他们说是坏死了。以后他们就把我反吊起来打，两只脚吊在上面，头朝下，反吊起来打最疼的不是身上了，是眼睛，汗水是咸的，流进眼睛跟针在扎着眼睛那么疼。我想想还是死了好，就承认了。”
他停顿了一下问我：“为什么眉毛要长在眼睛上面？”
“为什么？”
“为了挡汗水。”
我听到他的轻轻笑声，像是独自的微笑。
他指指自己的后脑，又指指自己前额上的圆洞说：“子弹从后面打进去，从这里出来的。”
他低头看看自己袖管上的黑纱，继续说：“我来到这里，看见有人给自己戴着黑纱，也想给自己戴，我觉得那边没有人给我戴黑纱，我的父母和哥哥嫂子不敢戴，因为我是杀人犯。我看见一个人，穿着很长很宽的黑衣服，袖管很长，我问他能不能撕下一截袖管给我，他知道我要它干什么，就撕下来一截送给我。我戴上黑纱后心里踏实了。
“在我后面过来的人里边，有一个知道我的事，他告诉我，我被枪毙半年后，我的精神病老婆突然回家了，她衣服又脏又破，脸上也脏得没人能认出来，她站在家门口嘿嘿笑个不停，站了半天，村里有人认出了她。
“那边的人终于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父母和哥哥嫂子哭了两天，觉得我太可怜了，政府赔偿给他们五十多万，他们给我买了一块很好的墓地……”
“你有墓地？”我问他，“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那时候把黑纱取下来，扔在一棵树下，准备去了，走出了十多步，舍不得，又回去捡起来戴上。”他说，“戴上黑纱，我就不去了。”
“你不想去安息了？”我问。
“我想去，”他说，“我那时候想反正有墓地了，不用急，什么时候想去了就去。”
“多少年了？”
“八年了。”
“墓地还在吗？”
“还在，一直在。”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以后去。”
我们走到了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我的眼前出现宽阔的河流，闪闪发亮的景象也宽阔起来。一堆绿色篝火在河边熊熊燃烧，跳跃不止的绿色火星仿佛是飞舞的萤火虫。
已经有不少戴着黑纱的骨骼坐在篝火旁，我跟着他走了进去，寻找可以坐下的位置，我看到一些坐下的骨骼正在移动，为我们腾出一个又一个空间，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走向哪个。看到他走到近旁的位置坐下，我也走过去坐下来。我抬起头来，看见还有正在走来的，有的沿着草坡走来，有的沿着河边走来，他们像涓涓细流那样汇集过来。
我听到身旁的骨骼发出友好的声音：“你好。”
“你好”形成轻微的声浪，从我这里出发，围绕着篝火转了一圈，回到我这里后掉落下去。
我悄声问他：“他们是在问候我吗？”
“是的，”他说，“你是新来的。”
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
戴着黑纱的陆续坐了下来，仿佛是声音陆续降落到安静里。我们围坐在篝火旁，宽广的沉默里暗暗涌动千言万语，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诉说。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辛酸事，每一个都是那里的孤苦伶仃者。我们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当我们围坐在绿色的篝火四周之时，我们不再孤苦伶仃。
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只有无声的相视而笑。我们坐在静默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感受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我在静默的围坐里听到火的声音，是舞动声；听到水的声音，是敲击声；听到草的声音，是摇曳声；听到树的声音，是呼唤声；听到风的声音，是沙沙声；听到云的声音，是漂浮声。
这些声音仿佛是在向我们倾诉，它们也是命运多舛，它们也是不愿回首。然后，我听到夜莺般的歌声飞来了，飞过来一段，停顿一下，又飞过来一段……
我听到一个耳语般的声音：“你来了。”
我走向这个陌生的声音，像是雨水从屋檐滴到窗台上的声音，清晰和轻微。我判断出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饱经风霜之后，声音里有着黄昏时刻的暗淡，可是仍然节奏分明，像是有人在敲门，一下，两下，三下。
“你来了。”
我有些疑惑，这个声音是不是在对我说？可是声音里有着遥远的亲切，记忆深处的那种亲切，让我觉得声音就是在对我说，说了一遍又一遍。接着我又听到了夜莺般的歌声，波浪一样荡漾过来。“你来了”的声音踏着夜莺般的歌声向我而来。
我走向夜莺般的歌声和“你来了”的声音。
我走进一片树林，感到夜莺般的歌声是从前面的树上滑翔下来的。我走过去，注意到树叶越来越宽大，然后我看见一片片宽大摇曳的树叶上躺着只剩下骨骼的婴儿，他们在树叶的摇篮里晃晃悠悠，唱着动人魂魄的歌声。我伸出手指，一个个数过去，数到二十七个以后没有了，我放下手。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为之一动，我的记忆瞬间追赶上那个离去的世界，我想起漂浮在河水里和丢弃在河岸边的二十七个被称为医疗垃圾的死婴。
“你来了。”
我看见一个身穿宽大白色衣服的骨骼坐在树木之间芳草丛中，她慢慢站了起来，叹息一声，对我说：
“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我知道她是谁了，轻轻叫了一声：“妈妈。”
李月珍走到我跟前，空洞的眼睛凝视我，她的声音飘忽不定，她说：“你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可是你只有四十一岁。”
“你还记得我的年龄。”我说。
“你和郝霞同龄。”她说。
此刻郝霞和郝强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美国，我和李月珍在这个世界里的这里。郝霞和郝强生离开时，我送他们到机场，他们飞到上海后再转机去美国。我请求郝强生，让我来捧着骨灰盒，我要送这位心里的母亲最后一程。
“我看见你们去了机场，看见你捧着骨灰盒。”李月珍说着摇了摇头，“不是我的骨灰，是别人的。”
我想到别人的骨灰以她的名义安葬在了美国，我告诉她：“郝霞说已经给你找好安息之地，说以后爸爸也在那里。”
我没有说下去，因为我想到多年后郝强生入土时，不会和李月珍共同安息，他将和一个或者几个残缺不全的陌生者共处一隅。
李月珍空洞的眼睛里滴出了泪珠，她也想到这个。泪珠沿着她石头似的脸颊流淌下去，滴落在几根青草上。然后她空洞的眼睛里出现笑意，她抬头看看四周夜莺一样歌唱的婴儿，她说：
“我在这里有二十七个孩子，现在你来了，我就有二十八个了。”
她只剩下骨骼的手指抚摸起了我左臂上的黑布，她知道我是在悼念自己，她说：
“可怜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