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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查理共进早餐是件安静的事。他祝我在学校过得愉快。我感谢他，但知道他的希望只是白费。好运总是躲着我。查理先走了，去了警署，那里更像是他的家。在他离开后，我坐进靠着那张老旧的橡木方桌放着的三张不配对的椅子的其中一张，审视着他小小的厨房。灰暗的墙壁嵌板，明黄色的壁橱，白色的油毯地面。什么都没变。壁橱是我母亲十八年前粉刷的，她想给这座房子引些阳光进来。小小的壁炉上方，紧挨着只有手帕大小的家庭活动室，是一组照片。第一张是查理和我母亲在拉斯维加斯拍的结婚照，然后是我们三个在医院的合照，是一位好心的护士帮忙拍的。紧接着的是一系列之后我在学校里的照片。看到这些实在让人尴尬——我希望我能说服查理把这些照片放到别处去，至少在我住在这里的时候。
呆在这所房子里，很难让人不意识到查理根本从未真正忘掉我母亲。这让我感到不自在。
我不想太早去学校，但我在这房子里再也呆不下去了。我穿上我的夹克——感觉更像是生化防护服——一头冲进雨中。
天仍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不足以在我拿藏在门檐下的钥匙并锁门时把我淋透。我新买的防水靴溅起泥水的声音让人烦躁。当我走动时我怀念着踏在碎石上的应该有的吱嘎声。我无法像我期望的那样停下来确认我的卡车。我急于离开这种雾蒙蒙的潮湿，它让我的头一阵阵眩晕，让我的头发紧贴着我的兜帽。
卡车里舒适而干燥。不是比利就是查理把这里清理得干干净净。但皮制软垫座椅上依然散发着淡淡的烟草，汽油和薄荷的味道。引擎发动得很快，这让我感到宽慰，但噪声很大，响得要命，在空转时到达最高声量。好吧，这把年纪的卡车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点瑕疵。那台老古董收音机居然还能用，这可是个意外收获。
找到学校并不困难，尽管我此前从未去过那里。这所学格？像其他大多数建筑一样，就建在高速公路旁。但作为一所学校它太不显眼了；除了那个标志，声明它就是福克斯中学，才让我停下车来。它看上去像是由一组一模一样的，用红砖砌成的楼房组成的。这里有太多的大树和灌木，让我无法一眼看清它的校园大小。教育机构的感觉在哪里？我怀着满腹乡愁思索着。插着铁藜的高墙在哪里？金属探测器在哪里？
我把车停在了第一栋建筑物前面，这里的门上有个小小的牌子写着总务处。没有人把车停在这儿，所以我确定这里是不许停车的。但我决定不管它，径直走进去，而不是像个白痴一样在雨里兜圈子。我不情愿地离开暖和舒适的驾驶室，走过一段小石子砌成的、围着暗色树篱的小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推开门。
屋子里比我希望的还要明亮和温暖。这间办公室很小，有一个摆着折叠椅的小小的等待区，地上铺着橘黄色斑点的商用地毯，布告和奖状混杂着贴满墙壁，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声音响亮。养在大大的塑料容器里的绿色植物随处可见，就好像外头还不够绿一样。这间屋子被一张长长的柜台切成两半，柜台上杂乱地摆了装满了文件的、前端绑着亮彩丝带的铁丝筐。柜台后有三张办公桌，其中一张属于一位身躯庞大戴眼镜的红发女士。她只穿着一件粉色T恤衫，这立刻让我感到自己穿得太多了。
那位红发女士抬头看过来：“有什么事吗？”
“我是伊莎贝拉？史温。”我告诉她，却见她眼睛一亮。毫无疑问，我是期待已久的八卦头条。警长轻浮的前妻的女儿终于回家了。
“当然。”她说。她在桌上摇摇欲坠的文件堆里翻找着，直到找到她想要找的那些文件。“这是你的课程表，还有一张校园地图。”她拿着几份表格到柜台给我看。
她和我一起讨论了我的课程，在地图上标出上课的最佳路线，然后给我一张纸条让各科老师在上面签名，一天结束以后我再把纸条带回来给她。她对我微笑，像查理一样，希望我将会喜欢这里。我也向她微笑，尽可能笑得更让人信服一些。
当我回到车上时，别的一些学生也陆续到校了。我开车穿过校园，紧跟着大部队。我很高兴看到大多数的车都像我的车老旧，一点儿也不浮华。在凤凰城我住在少数几个由天堂谷区辖管的低收入区里。但在学生堆里看到一辆奔驰或是保时捷是件寻常事。而在这里，最好的车是一辆闪闪发光的沃尔沃，它显得格外突出。我在陷入窘境以前迅速地关掉了引擎，防止它雷鸣般的轰鸣给我招来太多关注。
我在车里看着地图，力求现在就记住它的内容。我可不想一整天都把它展在鼻子底下走路。我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书包里，把书包带甩到肩后，然后深吸一口气。我能做到的，我对自己说着苍白无力的谎言。没有人正等着咬我一口。（我喜欢这句话，草蛇伏灰，线在千里之外，呵呵）最终我呼了口气，走下车来。
我把脸隐藏在兜帽下，走向挤满了少男少女的人行道。我式样简洁的黑夹克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突出，这让我感到欣慰。
在我绕过自助餐厅后，很容易就找到了三号楼。一个大大的黑色的“3”写在楼东角一处白色方块里。在走到门前时，我能感到我的呼吸越来越用力，快透不过气来了。我试图稳住自己的呼吸，跟着两个穿着不分男女的雨衣的人走进大门。
这间教室很小。走在我前面的两个人一进门就停住了，把他们的雨衣挂在长长的一排挂钩上。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做。原来那是两个女孩，一个有着瓷器般的肌肤和明亮的金发，另一个肤色也很浅，头发是浅褐色的。至少我的肤色在这里不是那么突兀的存在了。
我把纸条拿给老师，那是一个高大的、有些谢顶的男人，桌上的名牌写着他是梅森老师。当他看到我的名字时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对我来说这不是个令人鼓舞的举动——当然我立刻满脸通红。但最终他把我领到一张空桌子旁，没让我向全班自我介绍。这样我的新同班同学们就很难从后面偷偷瞄我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办到了。我埋头看老师开给我的阅读清单。都是些很基本的内容：布朗蒂，莎士比亚，乔叟，福克纳。这些我都读过。这让人感到宽慰……也感到无聊。我思索着能不能让我母亲把我装着旧论文的文件夹给寄过来，或者说她会不会认为这是作弊。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在脑海里和母亲不停着作着各种争论。
铃声响了起来，一个嗓音尖细，身材瘦长，满脸粉刺的黑发男孩像油一样滑行冲过过道来和我说话。
“你是伊莎贝拉？史温，对吧？”他看上去像是过分热情的象棋俱乐部成员。
“贝拉，”我更正。距我半径三排以内的每一个人都转过头来看我。
“你下一堂课是什么？”他问道。
我不得不在我书包里翻找着。“嗯，government课，杰斐逊的课，在六号楼。”
无论我向哪个方向看，都无法避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我要去四号楼，我可以给你带路……”显然是热情过头了。“我是埃里克。”他补充到。
我尝试着微笑：“谢谢。”
我们穿上夹克，冲进如影随行的雨幕中。我可以发誓有好几个人紧跟在我们后面，近得都能偷听到我们对话。我希望我不要变得这样多疑。
“嗯，这里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嗯？”他问道。
“很不一样。”
“那里不常下雨，对吧？”
“一年三四次。”
“哇，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疑惑地问。
“阳光灿烂。”我告诉他。
“你看上不太黑。”
“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人。”
他担心地审视着我的脸。我叹了口气。这里看上去乌云密布，和幽默感格格不入。几个月以后我就会忘记怎么说反讽话了。
我们往回走，绕过自助餐厅，走到南边体育馆旁的建筑物那里。埃里克让我直走到门口，尽管门上标得清清楚楚。
“好了，祝你好运，”当我摸到门把手时他说。“也许我们还会有别的课一起上。”他听上去满心期待。
我对他敷衍地一笑，走了进去。
这个上午的余下时间都在同样的模式中度过。教我三角函数的瓦尔纳老师——我本该只因为他教的科目而讨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站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人。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完，然后在回到座位的路上还绊到了我自己。
两堂课后，我开始认得每堂课上的一些面孔。总有一些人比别人更勇敢地过来介绍他自己，问我是否喜欢福克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试图回答得更老练些，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在不停地说谎。至少我用不着那张地图了。
有个女孩在三角函数课和西班牙语课上都坐在我旁边，午餐时间她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她个子娇小，比我五英尺四英寸的身高矮几英寸，但她蓬松的黑色卷发填补了一些我们身高上的差距。我没记住她的名字，所以当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老师和课程时我只能微笑和点头。我不打算跟进她的话题。
我们坐在一张坐满她的朋友的长桌尽头，她向她的几个朋友介绍我。她一说完我就忘掉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看上去对她敢于和我说话这点印象深刻。那个来自英国的男孩，埃里克，从房间的另一头向我招手。
就在这里，坐在餐厅里，尝试着和七个好奇的陌生人对话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他们坐在自助餐厅的一角，与我坐的地方隔着长长的房间。他们五个人，既不交谈，也不吃东西，尽管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盘不曾动过的食物。他们不像大多数学生那样呆呆地盯着我看，因此盯着他们看很安全，不必担心遇上一双太过感兴趣的眼睛。但这些都不是吸引我注意力的原因。
他们的长相并不相似。三个男孩中的一个体格健硕——浑身的肌肉像个专业举重运动员——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另一个男孩更高些，瘦削些，但还是很健壮，头发是蜜色的。最后一个男孩身材瘦长，更纤细些，有着慵懒凌乱的红发。他比另外两个显得更孩子气些，那两个看上去更像是大学生，或者说，更像这里的老师而不像是学生。
两个女孩刚好是相反的类型。高个子的女孩长得像雕像一样。她有着美丽的轮廓，就是你会在运动画报游泳版封面上看到的那种，只是和她呆在一个房间，就能让她周围的每个女孩子自尊都深受打击的美丽。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轻轻地飘拂在她的后背中间。那个矮个子女孩看上去像个精灵，身材极其纤细，有着小巧精致的五官。她黝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向各个方向张扬着。
但是，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像粉笔一样苍白，比生活在这个缺乏阳光的小镇里的任何学生都要苍白。比我这个白化病人还要白。无论发色深浅，他们都有着黑色的眸子。在他们的眼睛下都有着黑色的阴影——略带紫色的，瘀伤一样的阴影。就好像他们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又或者是鼻子折断了还没好。尽管他们的鼻子，他们的五官，都既笔挺又完美，棱角分明。
但这都不是我无法收回视线的缘故。
我盯着看是因为他们的脸，如此不同而又如此相似的，近乎嘲讽的，超越常人的美丽。他们的面孔，你不会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