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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最后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征讨，最后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挡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 “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
？ 小吏毕竟是小吏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
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转嫁风险，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其实，后世的许多小官吏也一样，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官抛出去的替罪羊。官如此，不但被牺牲的小官吏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
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狼？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
宋江每次离开梁山出去私访，喜欢带四个人。前两个自然是落难时结交的死党戴宗与李逵，戴宗是他第一心腹，而且就如蒋氏的戴笠，是个情报头子当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艺出众，是最好的保镖。另外两位就是燕青、柴进，这两人的优势是宋、戴、李三个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长大大城市，是著名大企业家卢俊义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种方言，了解各地风月，连李师师这样阅人无数的花魁也一见倾心，可见其魅力。宋江这样的人顶多能在山东县城里的卡拉ok厅里摆摆谱，到了大都市的“天上人间”，他就傻眼了。
你看他们一行到了东京，见到了李师师。“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巼？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这样的大台面，自然只有柴进和燕青才能撑起来。柴进骗过了值班的王观察头上的翠花（大内的通行证，那时没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后进了皇宫侦探了一番。这活只能柴进做，他是周世宗嫡传后裔，真的天潢贵胄，那种贵族气质梁山其他人物谁也学不会。戴宗已经够能干的吧，拿着伪造的蔡京信件来见蔡九知府，当知府问他在蔡府见了谁，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寻见了一个门子接了书信，一会又是这个门子接待，次日又是这个门子交给回信。金圣叹批阅道“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罗雀。”“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一个常常处在基层的监狱官，他如何想象的出相府的气派？就如笑话中将农民想象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杼？用绸缎擦屁股一样。蔡九更加相信书信是假冒的，他骂戴宗：“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可怜的戴宗，可怜的小吏，这样繁琐的办事程序让小地方的人如何了解，尤其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
宋江后来极力诱柴进、卢俊义、呼延灼这些高层次人才上山，有经济的、军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视的一种原因他是希望改变领导层多是低层次人物构成的状况。靠这样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用紫荆山起事的两广老兄弟，视儒士如狗，焉能不败？
聪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远做草寇，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改变其核心层的组成。刘邦靠沛县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网罗天下贵族，如韩贵族后裔张良；朱元璋是个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刘基、李善长等人无论学问、声望、智慧都是人中之杰。当年我们学历史常常说农民起义成功后被地主阶级夺取胜利果实，但是只有这样王朝才会命长一些，一直坚持是个农民政权恐怕国祚不会多长。刘邦进咸阳还爱和樊侩那些老乡喝酒赌钱，哪像个皇帝，有了叔孙通制出礼仪，大汉王朝才有点气势。
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论对柴进、卢俊义，还是对高俅，一再称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证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绝不是聚集越来越多李逵这样的人，——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时，而是需要号令更多柴进、卢俊义这样的人。就如没学问的人总在名片上写着自己是“某某学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来。
小吏出身的宋江，当然不满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排座次后便大力制作各种旗帜、依仗，让裴宣掌管军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体现权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当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没有倾覆大宋的力量，他选择招安也符合一个小吏的人生理想。
？ 从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
宋朝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 “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滑。“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 “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看金翠莲的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