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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有几件有趣的东西。煤气炉上有一大盒火柴和一个小锅子，里面还有一些食物。看起来像是麦片粥，已经相当干硬了。洗碗槽里有一只搪瓷咖啡壶和一个脏杯子，杯底还有薄薄的一层渣滓，干得像灰一样。另外还有一只汤盘和一罐粗研的咖啡粉。沿着另一面墙有一台冰箱和两个有滑门的橱柜。他们把冰箱和橱柜都打开。冰箱里有一包已用了一半的人造奶油、两枚鸡蛋和一点香肠。香肠已经放很久了，上面都发了一层薄薄的霉。
两个橱柜中，似乎有一个是用来放瓷器的，另一个则是用来储存食品。有些普通盘子、杯子、玻璃杯、一个大盘子、盐、半条面包、一盒白砂糖和一包燕麦片。底下的抽屉里有菜刀，以及几副不配套的刀又和汤匙。
科尔贝里用指头戳戳面包。硬得像石头一样。
“他好像很久不在家了。”他说。
“对。”马丁贝克同意。
排水槽底下的柜子里有一只炒锅和几个小锅子，另外洗碗槽下面有个垃圾袋。袋子里几乎空空如也。
靠窗的凹形用餐区立着一张有活动桌板的红色厨房用桌，还有两把厨房用椅。桌上有两个瓶子和一个肮脏的玻璃杯。两个瓶子是普通的甜苦艾酒瓶，其中一个瓶底还有一点儿残余。
窗台上和桌面上积了一层油渍，虽然窗户是关着的，但那显然是街上车辆的废气透过窗户空隙渗进来所造成的结果。
科尔贝里进浴室里去看一下，半分钟以后回来，摇摇头。
“那里没什么。”
衣橱最上面的两个抽屉里有几件衬衫、一件前面开扣的毛线衣、几双袜子、一些内衣裤和两条领带。看起来都颇为干净，但也很旧了。底下的抽屉里挤满了肮脏的床单衣物。还有一本陆军的入伍记录手册。
他们把它打开，上面登记着：252l一746弗兰森，英厄蒙德·鲁道夫，维克休人，5／226，园丁，西脊路二十二号，马尔默市。
马丁·贝克翻看那本入伍记录手册。里面告诉他不少关于英厄蒙德·鲁道夫·弗兰森的事，其中包括一九四七年在国内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他四十一年前出生于斯玛蓝镇。一九四六年，他在马尔默市从事园艺工作，住在当地的西脊路。同一年他被征召入伍，被列为C3等级体质，意即不适合作战任务，因此被派到马尔默市的防空团部服务十二个月。一九四七年从陆军退伍时，某个签名模糊的人给他X一55的考核成绩，那代表比平均成绩还要低很多。罗马字母X代表军中的操行或绩，这显示他不曾触犯任何规定，两个数字5则指出：即使是属于C3等级的体质，他仍然胜任不了多少士兵职务。那个签名模糊的军官替他注明的简要功能代码是“厨师”，那意思大概是说他在服役期间所执行的工作就是削马铃薯皮。
此外，他们在屋中迅速进行了表面眭的搜索。屋内并未显示出英厄蒙德·弗兰森目前从事何种职业，或者过去二十年来他做了些什么。
“信件。”科尔贝里说着，便走向通道。
马丁·贝克点点头。他正站在床边俯视着床。那上面的床单又皱又邋遢，枕头挤成一团。即便如此，看起来也好像有好几天没人睡过了。
科尔贝里走回来。
“只有报纸和广告。”他说，“放在那里的那份报纸是哪一天的？”
马丁·贝克把头往旁边一歪，眯起眼睛说：
“星期四，六月八日。”
“显然隔天仍有送报纸来。从十号星期六以后，他再也没碰过报纸了。也就是说在瓦纳迪斯公园谋杀案发生过后。”
“但星期一他好像回来过。”
“对。”科尔贝里同意，然后又补上一句：“可是从那天以后，就应该没再回来了。”
马丁·贝克伸出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枕套的一角，把枕头拉起来。
底下放着两条小女孩儿的白色内裤。
看起来似乎非常小。
上面沾了形状不一的污渍。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沉闷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车流声和自己的呼吸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二十秒钟。然后马丁·贝克迅速而不露喜怒地说：
“行了，这下好了。我们把公寓封锁起来，通知技术小组。”
“可惜没有照片。”科尔贝里说。
马丁·贝克想到在费斯曼纳街那栋危楼里发现的死人，至今尚未指确认他的身份。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吧，但是无法确定。
说不定一点儿关联也没有。
这个叫英厄蒙德·弗兰森的男子，他们对他所知仍然极少。
三个小时之后，时间是下午两点钟，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他们的情报增加了不少。
其中一件就是在费斯曼纳街发现的那个死人，和英厄蒙德·弗兰森长得并不像。几个去认尸时几乎呕吐的证人证实了这点。
至少警方已经掌握了原来没有着落的一条线索，加上已经十分上轨道并具备高效率的调查机器之辅助，很快地他们就查出英厄蒙德·弗兰森一段相当简单的个人历史。他们接触了大约上百人：邻居、商店店员、社工人员、医生、陆军官员、教会执事、戒酒中心行政人员，还有其他各种人物等等。故事的形很快就清晰起来。
英厄蒙德·弗兰森一九四三年搬到马尔默市，在市政府公园局找到一份工作。他迁居的理由，可能是出于父母亡故。他的父亲在维克休当工人，死于当年春天，而他母亲早在五年前就已经过世。他没有其他亲人。一服完兵役，他就马上搬到斯德哥尔摩。他从一九四八年起就一直住在西维尔路的那栋公寓，并且到一九五六年以前一直都从事园艺工作。后来他突然停止工作，起初是由一名私人诊所的医师开具生病证明，然后又由社会福利机构几位不同的心理医师分别进行检查，最后就在两年后，便以不适宜工作的理由受命退休。官方报告上所使用的词颇为神秘：“心理上无能力从事体力工作。”
曾经接触他这个案例的医生说，他具有高于一般人的能力，但是对工作有一种习惯性的恐惧感，使他根本无法上班。
几次康复治疗都宣告失败。有一段时问，他应该去一个机械室上班，然而连续四周每天早上当他走到工厂门口时，就是无法使自己抬脚进门。据说此种类型的工作无能症很少见，然而也不是毫无先例。弗兰森并无任何精神疾病，也不需要特别照顾。他的智商毫无问题，也没有任何身体残缺（军医判定他体质低等，是由于他有扁平足）。但是他非常缺乏社交能力，由于没有与人接触的需要，所以没有任何朋友，而且除了一位医生所谓的“对故乡斯玛蓝镇的历史有某种模糊的兴趣”外，并无任何嗜好。他具有一种安静、友好的态度，不喝酒，极度节俭，而且虽然“对自己的外表打扮不甚在乎”，但仍可以称得上整洁。他抽烟，没有表现出过不正常的性行为；被问及是否有手淫的习惯时，弗兰森回笞得非常含混，然而医生假定他有，并断定他的性欲低得不寻常。他还患有“集会恐惧症”。
这些医生报告的记录日期，大部分都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间。在那之后，除了例行公事外，没有一个官方机构认为他们有理由再去担心弗兰森。他已经领了国家退休金，而且安静地自己过日子。从一九五C年代早期开始，他就一直订阅《斯玛蓝报》。
“什么是集会恐惧症？”贡瓦尔·拉尔森问。
“对公共场所有病态性的恐惧感。”梅兰德说。
调查总部繁忙异常，每个可以调动的人手都被派上用场。
大多数人都忘了疲劳，迅速破案的希望已经被点燃起来。
外面的天气慢慢转凉了。一阵细雨开始下起来。
情报像发动的电报机一样不断涌人。警方还没有任何照片，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完整的描述，漏失的细节已经由医师、邻居、过去的同事和他去购物时有过交谈的店铺店员补充起来。
弗兰森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大约一百七十六磅，而且可以确定是穿八号的鞋子。
邻居们说他很少讲话，然而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总是会和人简短地打招呼。他有斯玛蓝口音，看起来像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已经有八天没有人看到他了。
到了此时，驻西维尔路公寓的技术人员已经检查并化验了所有可以查验的物件。弗兰森是两件谋杀案的凶手，这似乎已经毫无疑问。他们甚至在橱柜里的那只黑鞋子上面发现了血迹。
“看来他潜伏了超过十年。”科尔贝里说。
“现在他瘾头上来了，就开始到处强暴和谋杀小女孩儿。”
贡瓦尔·拉尔森说。
电话铃响起来，勒恩接听。
马丁·贝克不断来回踱步，咬着自己的指关节。
“其实关于他这个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应该知道的情报。”他说，“除了他的照片，我们什么都有了。我预料连照片也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唯一不知道的事情是一一此时他人在哪里？”
“我知道他十五分钟前在哪里，”勒恩说，“圣埃里克公园里躺着一具女孩儿的尸体。”
第28章
圣埃里克公园是市内最小的公园之一；事实上，因为这个公园太不起眼了，大多数斯德哥尔摩市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公园存在。很少人会去那里，更甭提有人会想到要去守卫这个公园。
它位于城市北边，形成费斯曼纳街那条长街怪异的尾端。
那是一个树木林立、岩块毕露的小区域，设有一些碎石走道和阶梯，地势往周围的街道倾斜下陷。这个区域的大部分面积都被一所学校所占据，当然啦，学校目前正因为放暑假而关闭。
尸体躺在公园的西北面，很容易就可以看见，而且就在一个岩块的边缘上。这正好证实了这类谋杀的手法会一次比一次恐怖的理论。而这一次，那个名叫英厄蒙德·弗兰森的男子动作极为仓促。他先把女孩子的头往一块石头上撞击，然后再勒死她。此后，他扯破她的红色塑料外套和衣服，拉掉她的裤子，然后把一个类似旧槌子的木柄塞在她两腿之间。
更惨的是，发现尸体的人是女孩儿的妈妈。名叫苏薇格的这个女孩子，年纪比前两案的受害人都大，她已经十一岁了。她住在丹尼摩拉路，距离案发现场不到五分钟的步程，而且据认识她的人所知，她根本没有理由到公园里去。她只是要去靠近丹尼摩拉路和北站街的交叉口，即公园外面东北角的一个糖果摊买巧克力。这件小事应该不至于花费她超过十分钟的时间，而且女孩儿曾一再被告诫不能到那个公园里去玩儿，再说，她也从来没有去那公园玩耍的习惯。她出去才十五分钟，她母亲就出门寻找。要不是还有一个才十八个月大的女儿需要照顾，她母亲就会陪她一起去买糖。她母亲几乎是立刻就发现了尸体，整个人当时便崩溃了，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众人站在萧瑟的细雨中俯视死去的小孩儿。对这次不忍卒睹又毫无意义的死亡，他们比凶手本人更觉得罪恶深重。女孩儿的裤子不见了，巧克力也不见了。或许英厄蒙德·弗兰森肚子饿了，把糖果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