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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看来，崎案是他们的奇耻大辱。从此后，北洋舰队被日本明治天皇写进了教科书，日本国民的口头禅也都变成了“打败定远”。
谁说大清国屡战屡败、丢尽了国家的脸呢？你看，人家毕竟也牛气了一把嘛！
为了发展海军，日本国民勒紧裤腰带，以省出钱来购买军舰，堂堂的明治天皇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
日本人明白，对付清国的庞然巨舰，速度快是取胜的唯一法宝。到了1894年，日本海军已经焕然一新，虽没有巨型铁甲战列舰，但其主力舰都是快速巡洋舰。日本海军已经拥有战舰三十一艘，总排水量约六万吨，但铁甲舰只有较沉旧的“扶桑”号一艘。
以满清政府当时的实力，与日本相比是超出的。无怪乎举国上下，一致乐观，都认为小小的弹丸岛国，岂是我泱泱大中华帝国的对手！！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通、英国人赫德曾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然而，战争是综合的较量，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双方军队人员的素质、军事思想、决策指挥，后勤的供应，军官的战役战术修养等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制胜因素。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恰恰是腐败没落的满清政府和军队最虚弱、最经不起残酷的实战考验之所在。
李鸿章曾告诫他的爱将叶志超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屈。切记勿忘！”由于李鸿章相信所谓“万国公例”，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故而只派少量增援部队摆摆样子，这不能不是他的一大失误。正如英国人赫德指出的：
“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 ——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
开战之初，李鸿章就抱定了消极防御的思想，而不是让北洋舰队在海上与敌人争夺制海权。他认为中国“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就连英国人格伦也指出：“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自身承诺将战地置于中国沿岸，岂不怪哉！”
清军中亦不缺乏有远见之人才，下级军官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大有异议，屡屡上书，但却无济于事……。
1894年7月25日，在丰岛附近海面，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舰在返航途中与早已得到情报的日本联合舰队遭遇，随即发生战斗，两舰虽奋力拒敌，但终因寡不敌众，受创严重。日本舰队趁势进击，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俘获饷银船“操江”号。
7月29日，日本陆军向驻扎在牙山附近成欢驿及公州的清军发动进攻，清军败退数百公里，退守平壤。败退途中，叶志超还向李鸿章报捷，说清军以寡敌众，毙敌两千余人。更可气的是，这位谎报军功的败军之将，竟于8月25日被委任为驻平壤的清军部队的总指挥官！
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8月28日，从牙山撤逃的清军陆续与已到平壤的增援部队汇合。此时，清军总计还有步、炮兵约两万人，野炮四门，山炮二十八门，速射炮二十八门，以及足够全军食用一月的粮草。如果清军能够采取主动出击的积极战术，战局必能大大改观。可惜当时的清军各将领忙于相互内斗，全无主动出击、寻求战机的意愿。
9月15日午夜，日军一万七千余人发动了总攻。清军奋力拒敌，屡挫敌锋，大同江南阵地马玉昆、大同江北阵地卫汝贵部亦成功阻止了敌军的进犯。牡丹台、玄武门先后失守，左宝贵顽强抵抗，英勇战死。
又是那个谎报战功的主将叶志超，在平壤城头挂起了白旗，并率先弃城逃走。清军因此而大乱溃逃，伤亡惨重。清军在平壤储备的一万多杆枪支、40门各式大炮以及大量的粮草，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又重演谎报军情之故技，称“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苦战五昼夜”，“子尽粮绝，退出平壤”。清廷用人不察，对其慰勉有加，而对英勇奋战的卫汝贵却功罪不辨，竟然将卫汝贵处以斩决！
十几年后清廷的灭亼？实在是历史的惩罚！
由于朝鲜人民对日军侵略的抵制，仅就粮食来说，日军在朝鲜征集粮食是非常困难的。加之地形复杂，风雨阻隔等种种原因，因而日军发动平壤战役，是带有很大冒险性质的。清军平壤之败，与其说是败在力量不敌，不如说败在战争指挥者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敢于胜利的勇敢精神。
次日，李鸿章在面临平壤失守和政敌攻讦的双重压力之下，令北洋水师主力出海寻敌决战。
1894年9月17日中午，两军主力在大东沟附近海面相遇，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惨烈无比的海上大决战——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的大海战。
激战之中，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舰桥被击中，正在指挥的丁汝昌被摔成重伤。北洋舰队指挥当即中断。
据悉，在整个战斗中，“定远”舰被创高达千余处，但官兵们依然死战不退。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亭乘机将第一游击队置于北洋舰队正面，全力攻击两翼弱舰；本队则置于北洋舰队侧背，以为策应，使北洋诸舰陷于首尾难顾的境地。
日舰也受损不轻，“比睿”、“赤城 ”、“西京丸”号均因受重创，无法作战，相继退出了战斗。
激战中，“致远”号巡洋舰在重创日军“比睿”号和“赤城”号后自身舰体多处受伤，弹药也将用尽，而日舰正全力攻击已遭重创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定远”官兵不得不全力灭火救舰，攻势顿弱。
十四时二十三分，看到旗舰“定远”号处于危急状态，“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决心以舰体撞击敌舰，掩护“定远”，他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67页。｝
陈金揆深为感动，遂开足马力，驶出“定远”之前，以舰首冲击“吉野”。视死如归的邓世昌挺立指挥台，激励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徐珂：《邓壮士阵亡黄海》，见阿英编《近代外祸史》。）
据史料记载：“致远”舰“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青年时目睹中国积弱的现实，蓄志投入海军，潜心研究海战战术，以保卫祖国海疆为己任。他曾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
“吉野”一看这是来拼命的，一面紧急规避，一面猛烈发炮射击，相邻日舰亦频频向“致远”号发射鱼雷，“致远”舰在冲击途中不幸被鱼雷命中沉没，邓世昌偕全舰二百五十名官兵除七人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据史料记载：邓世昌落海后，其仆刘忠同时落水，以救生圈付之，拒不受。左侧一鱼雷艇也赶来相救，亦不应，“义不独生”。此时，邓世昌所养爱犬凫到他的身边，“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邓世昌誓与本舰共存亡，依然用力按爱犬入水，自己也随之沉入冰冷的海水之中……。
第二节“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02
在最后一轮激战中，日舰队旗舰“松岛”号的弹药库被“镇远”号舰首350毫米巨炮命中，起火爆炸，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此，日舰多艘受伤，已不敢再战。伊东佑亭见北洋舰队集合各舰，愈战愈勇，又怕鱼雷艇袭击，遂发出了“停止战斗”的信号。但他又不等第一游击队驶来会合，便下令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六艘舰艇随后尾追数海里，但因日舰开足马力，“行驶极速，瞬息已远”，便转舵驶向旅顺。
历时近五个小时的海上大决战结束了。
是役，北洋水师损失战舰五艘，其中“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沼？“广甲”号搁浅，伤亡五舰管带以下600多人（另一说八百余人）；日舰五艘受重创，其中旗舰“松岛”号及“吉野”号、“比睿”号均遭受重创，“西京丸”号、“赤城”号于战后沉没，伤亡官兵600余人。
击键至此，笔者不禁心弦颤动，击节长叹，乃仿古诗一首，献于尊前以记之：
誓灭倭寇岂惜身，千百男儿陷胡尘。
黄海碧波染碧血，唤醒神州亿万民！
9月21日，在平壤战败的满清陆军大败亏输，奔逃回国。日军乘机占领了朝鲜全境，进抵鸭绿江。战火随即燃进了中国境内。
大东沟海战后，中堂大人更是严令北洋水师不准出海，并将此前陆攻海守的战略，彻底蜕变为陆海并守的消极防御。更加可笑的是，为了防范日本人进攻威海卫，满清方面居然在威海卫的海面上布满了水雷，北洋水师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封死在了港口里面。最终，曾经是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于次年的2月17日被日本陆海军聚歼于威海卫和刘公岛，令人扼腕长叹。这个陆海并守的愚笨战略就好像围棋中的愚形，走得越来越重，而不是灵活善变，终于被人家聚杀点死。
沿鸭绿江防守的满清军队共有4万多人，但大部分都是不战而逃，令人气愤。在随后的四个月里，日军长驱直入，连克九连城、凤凰城、旅顺、威海、刘公岛，威胁京津，迫使满清政府请求罢战议和。
11月21日，集结完毕的日军开始向旅顺发起进攻。旅顺号称“远东第一堡垒”，守军是满清号称武器和训练最为精良的卫汝成部。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卫汝成和他的将领们扔掉他们一万四千多人的军队，收拾细软纷纷逃跑。卫汝成化装后乘船逃到烟台，后来清政府想捉拿这个懦夫，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他。
没有统帅的军队成为了一盘散沙。占领旅顺之后，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疯狂的大屠杀，约有两万多名和平居民死在了日军的屠刀下，最后全城只有三十六个搬运、掩埋尸体的人得以幸免。一个名叫阿伦的英国人在一篇《旅顺落难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结，就慢慢地做靶子打。有的斩下一只手，有的剁下一只脚，有的砍下一个头。……无论男女老幼，没有饶一个。……死尸堆积得几尺高，那男女老幼，死得奇形怪状，没有相同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串着无数的人头，柜台旁边还有一个大钉子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厚，死尸重重叠叠堆了起来，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日本外文书”将此事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而美英则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者是“Port Arthur Massacre”。
十九世纪末叶的最后一次陆海大战，最终以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