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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震动全军，也惊动了毛泽东。10月2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亲笔致电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要求他们将金门失利的情况，“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为时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负责攻台作战的粟裕被迫再次修改计划，对兵力部署作了较大的调整，决定增加参战兵力，三野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十二个军全部五十万人投入到了紧张的攻台训练之中。第一梯队在原第九兵团四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了第24军。
1950年6月上旬，粟裕赴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6月下旬，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再次提出，由于台湾战役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局势影响较大，请求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领导全力协助该战役的组织指挥。
鉴于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显示出的高超的指挥才能，毛泽东仍决定由粟裕负责指挥攻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军、海军主要由中央军委负责建设和准备，陆军则主要由第三野战军负责准备。
粟裕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会商分析后，设想五十万部队分两次运送。这与国民党的总兵力大体相当，虽不占绝对优势，但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国民党军，因此，只要登陆成功，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方案。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兵力，真正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渡海船只！
大兵团渡海作战，仅靠海军运输船是远远不够的，陆军还要依靠自身解决部队渡海的船只，解决“过得去”的问题。1950年1月，粟裕在一次报告中计算，攻台作战以五十万人讼？所有人员及车马、武器、粮弹等一切准备，重约13﹒54万吨，以每人0﹒6平方米计，约需船只载重量七十六万吨，需吨位千吨以上的船只五百七十五艘。第一梯队如以突击队六万人计，另需登陆艇两千艘，还必须确保相当数量的第二梯队船只。而他手中所有的船只加起来还不到第一梯队所需船只的一半！
在反复思考后，粟裕下了决心，推迟攻台作战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后来曾有将领私下议论，如果当时破釜沉舟赶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发起进攻，台湾也可能就拿下来了。粟裕回答说：
“不行！金门失利的教训太深刻，不重视血的教训就要流更多的血……隔着一片大海作战，六七分把握绝对不行，八分九分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大海平平，一览无余，未来的攻金攻台作战无巧可讨，就是磨盘碾秤砣，硬碰硬。不但要有数倍于敌的火力、数量优势，而且要有足够的船只，保证第一、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船只。还要懂得潮汐、风向、登陆点的选择。我们攻坚野战是行家里手，但越海作战是外行，凭老经验想当然不行，要吃大亏。几十万人马上去了，可能一鼓作气一胜到底，也可能上不去，叫人家反下来，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粟裕开始抱病加紧工作，不久突然昏倒不起，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粟裕战争年代曾六次负伤。苏联医生检查确认，有两次伤及脑神经，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和长期过度疲劳，加重了病情。
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和休养后，脑功能有了不少恢复。谁知战争年代多次发作的肚子痛突然加剧。苏联医生诊断是阑尾炎急性发作，决定手术治疗。
苏联医生打开粟裕腹腔后，不禁大吃一惊：阑尾并没有发炎，可是整个肠子错了位，互相扭结，有的地方已经变得很细，一旦肠子阻塞便剧烈疼痛。苏联医生判断是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经常翻滚、摔打造成的。手术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才把肠子恢复到基本正常位置。
正当粟裕积极准备攻台作战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未定论，派出第七舰队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把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扩大到了中朝边境。
一个最让中共中央高层担心的局面出现了。
有一欼？曾经有同志告诉毛泽东：“佩服主席涵养好，从不发脾气。”毛泽东则回答：“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候几乎气炸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切勿现于辞色。”毛泽东此刻就处于这种状态中。
面对朝鲜战争突然带来的国际变局，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6月28日，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毛泽东义正辞严地发表了讲话，强烈谴责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
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的声明中还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教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他没有人民的支持。
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代表新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也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民，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第一节风云起，波澜急 ——两个战略方向的选择03
全国各民主党派、政治团体和各行各业人民群众也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
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还分布在国土四周，其第一野战军尚在进军新疆的途中；第二野战军正挺进在大西南的群山里，准备进入西藏；第三野战军正在东南沿海与国民党军进行着争夺岛屿的作战；第四野战军在一个月前刚刚结束了解放海南的战役。内忧外患、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就其国力而言，完全无意、也无力打一场对外战争，但战争的脚步却逼近了新中国……
在那非常岁月里，中共中央极其审慎地研究了中国的周边形势，认为除了朝鲜和台湾海峡外，南方的越南也出现了现实威胁，美国除大力加强对法军的支援外，还有直接介入的迹象。也就是说，有三把尖刀同时指向中国的头、胸、腹三处。
拿破仑曾说：“不要做任何你的敌人想要你做的事情 ——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的敌人想要你这样做。”
后来在1958年2月，周恩来曾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这三个战场，大家就会懂得，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的多了。”
毛泽东早就有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对内对外该说的都说了，抗议示威也搞过了。但帝国主义侵略者可不是靠讲话和抗议就能赶走的！
毛泽东狠狠捻碎了手中的香烟，大手一挥，对工作人员道：“通知恩来和政治局各位同志，准备开会！”
全国大陆虽然已经基本解放，但中国百年积弱，百废待兴，以新中国当时的各项条件，南、北两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只能择其一而从之。虽然对外宣传、抗议、示威规模宏大，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也誓以充分的准备，为争取解放台湾而斗争，但在内部指示中，中共中央不能不承认：目前人民解放军没有与美国人的现代化海空军在海上进行较量的可能性，形势的变化给我军的渡海作战增添了极大的变数。
不过，刚刚经历过长期的艰苦曲折战争考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乱了阵脚，毛泽东曾经设想了最坏的局面，即美国纠集蒋介石集团一起进攻大陆，但毛泽东坚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有二十三年经验的党和军队是不怕的”。周恩来把中共中央的态度概括为八个字：“惧无根据，喜不麻木。”
195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果断决策，调整国防战略部署，组建东北边防军，将国家的主要军力、物力北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把渡海作战“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实际上是无限期推迟。
国家战略能力的要旨是战略力量要和战略目标相匹配。拿破仑到最后失去了这种能力，搞大陆封锁，以有限的国家战略能力与整个欧洲作对，结果他失败了。而德国首相俾斯麦科学地分析并且合理利用了国家战略能力，所以德国统一了……
在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周恩来牵头组建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深知周恩来的军事才华，会议没有任何异议，一致通过。
同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夫﹒赖伊并转安理会各会员国，指出：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非法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这一重要原则，从而“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同时指出：“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
第二天，7月7日下午二时，周恩来即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