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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营”虽然已由印度看守部队看管，而且刚开始时也摆出了“中立”的架子，对那些在战俘营中胡作非为的歹徒，甚至还开枪放倒过几个，但美国大佬一瞪眼，印度大兵那身量立马就矮了一截，再不敢有什么脾气了。
这几个凶手被移交给美国人，美国人一转手就将他们送到了台湾。在蒋总统那里，他们成了“反共英雄”。
第十一节“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07
公正地说，当年的印度是同情新中国的，毕竟是同为刚刚赢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大家有着共同的境况、共同的利益。但尼赫鲁们骨子里的含钙量太低，把参与国际事劼？扮演大国角色的希望寄托在西方世界的施舍上，因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始终不坚定，腰杆也始终硬不起来。
因受美国的牵制，印度部队对“南营”歹徒们的管理，始终也是松松垮垮。特务们自然也就更加嚣张。王东原对特务们布置道：“指导各战俘营届时拒绝解说，一旦共干入营，即予格杀。”
美国驻东京的特务佛特提出的要求是：
“要控制战俘，他们只许说一句‘我回台湾’。对于中共代表，要尽量地谩骂、殴打，能打伤、打死更好。”
因此，由第68军政治委员李呈瑞和第38军参谋长李际泰率领的一百余名解释人员一进入“南营”，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一群群歹徒们举着青天白日旗，戴着青天白日帽徽，嚎叫着向他们投掷石块、石灰粉甚至匕首，而那些身着美式军装的蒋军特务装扮的“观察员”们则在一旁大声叫好。
在第一次解释时，我方解释人员天不亮就起床、吃饭，提前乘车赶到几十里外的东场里解释场地，等待进行解释工作。但一直等到八点也不见战俘踪影。原来是美蒋特务控制、威吓战俘不让听取解释工作。直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亲自出面过问，也大半天未能将战俘带到解释帐篷，一直拖到下午四时半，解释工作才得以开始。
而解释工作开始后，各帐篷中的美方代表伙同由台湾来的所谓“翻译”（实际是特劼？又违反规定，采取各种手段干扰、威胁战俘。虽然各帐篷内印方主席大力制止，亦不能全部奏效，致使战俘惊魂不定，解释一个人回来，要花费很长时间。比如一个名叫肖达山的战俘，在反复听过解释后，吞吞吐吐说了一声“我回去”。但是回哪里去？是回原战俘营场，还是回国呢？并不明确，同时他也不敢站起来向遣返的门走去。因此只得再为他解除顾虑。过了半晌，他又是一声低低的“我回去”。这样连续反复三次说过“我回去”后，他见我方观察代表董某对拘留方代表大声喝道：“你在这里没有说话的资格！”这才壮起胆来，坚定地说：“我回国去！”
一场攻坚战终于结束了。但这时天色已黑，已经不可能再继续解释了。
我方红十字会代表也只能隔着铁丝网同我方被俘人员见面。他们的探视工作饱受阻挠和破坏，甚至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证。
1953年10月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演说，他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谈到了战俘问题：
“很明显，有人曾对某些战俘进行过威胁或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威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不能起什么作用。那样的话，就不需要我们到那里去。整个安排将成为一幕滑稽剧。”
恐怖继续在“南营”蔓延。由于“联合国军”方面有意拖延，解释工作从10月15日才得以开始进行，至12月3日就被迫匆匆结束。
其间，中朝方工作人员仅仅进行了十天的解释，特务们不允许大多数战俘出来听取解释，出来倾听的又大多是些叛徒和特务，一进帐篷就又踢又叫又打又骂。有时一天之内就有十多个解释人员被打。根据毛泽东“坚持斗争，不能随便撤退”的指示，我方代表们仍然耐心解释，终于在这些听取解释的人中争取到了一百三十八人当场选择了回国之路。许多战俘在特务的恐吓威胁之下已经神经失常，他们一进来，就不住地磕头，令人心酸不已……
直到解释工作结束为止，一万四千多名中国战俘中，仅仅有两千多人听取了解释。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方代表提出了严正抗议，并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露对方违反有关战俘解释的规定。从10月15日至12月23日，解释工作因一再停顿只进行了十天，还有85％的战俘未能单独听取解释，此后这一工作在特务的阻挠下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
尽管障碍重重，在解释正式开始前，仍然有一百二十七名志愿军战俘利用各种机会冲出铁丝网找到印军，要求遣返，同时还披露了特务控制在战俘营造成的血腥恐怖。在解释停顿期间，又有二百多名战俘利用特务制造的“连环保”的空隙冲出队列和帐篷，找到印度部队要求遣返。
两万零三百余名志愿军战俘，最后踏上归国路的只有五千六百四十人，而其余的一万四千七百零四人“拒绝遣返”，实际上是被“联合国军”变相扣留。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人被裹胁送往台湾，四百四十人回到了大陆，十二人去了印度，还有十七人去向不明。
朝鲜人民军战俘有七万零一百八十三人得到了遣返，七千九百人“拒绝遣返”，亦被变相扣留。这七千九百人中，有七千六百零四人被扣留在南朝鲜，一百八十八人后来回到了北朝鲜，七十四人去了印度，三十四人去向不明。从总体上讲，人民军战俘大都回到了自己一方。他们是成建制被俘的，在战俘营中仍保持了比较坚强有力的组织层次和政治领导，叛徒、特务在他们那里基本上站不住脚。
对于美、蒋、韩特务对战俘的控制，印度看管部队曾有所披露和处置：
1953年11月2日，印军逮捕27名公开杀害要求遣返的战俘的凶手；
11月7日，印军截获一部美方偷运给战俘营特务组织的无线电台并通报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11月8日，印军截获了一份美方给战俘营特务组织的“秘密指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该指令的副本交给了朝中方面；
12月12日，印军当场逮捕了17名公开杀害4名要求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的凶手，并将他们送交印军军事法庭审讯。
但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解除特务组织对我被俘人员的人身控制上，印度看管部队却踟蹰不前。1953年10月25日，印度《国民先驱报》曾在社论中表示：
“在转交战俘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时，若将战俘分成小组，使战俘营更易管理，则现在的困难不至发生，但现在不用武力就难以分开，正如分隔控制战俘的‘头子们’一样困难。遣返委员会别无选择，只有将板门店局势的责任完全放在‘联合国军’司令部肩上……”
1953年12月2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一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提交给了停战协定缔约双方，报告叙述了该委员会自1953年9月9日至12月23日的活动，并且指出了“南营”的状况：
“毫无疑问，在接管时，战俘已被完善地组成了许多集团，而这一组织形式现仍在营中保持下去。在印度看管部队接管以前即已存在于战俘中的‘领导’，继续对战俘施行其影响。这些战俘受到程度甚为可观的压力。在若干事例中曾牵涉到暴力行为。”
临时报告还明确地指出了“南营”中的特务组织概况：
“……若干封传进或传出营场时被看管部队缴获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有战俘组织总部的存在，并表明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部的控制。这一总部与控制六个战俘围场的四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五十五个营场的营场组织。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64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重要一环。”
报告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明确指出：
“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
“即使经过了个别解释的战俘也不能完全免于来自战俘组织与领导……的武力威胁。”
甚至连偏袒美方的瑞士、瑞典委员撰写的《个别报告》也不能不承认 ——朝中被俘人员处于特务恐怖组织的控制之下。
中朝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商定解释期限应予补足。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也认为这是中朝方的合理要求，表示同意。
然而美国人不同意。由于夹在中间两头都不敢得罪，实在难做人，中立国就想出了一个左右逢源的办法：一方面于1954年1月20日八时五十分，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箼？一方面通过了一个“最后报告”，确认了美军蓄意扣留战俘的事实，然后于2月21日宣布解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撂挑子走人了。
不过他们最后总算还是把话说透了：
军事法庭的审判经过及提起公诉一方和辩护一方证人的证词，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战俘组织的存在，并暴露了战俘组织的基本性质与目的。……南营战俘组织及主持这些组织的“领袖”否定了关于自由选择的一切假设或妄言。……本委员会必须坦白陈述其以自己经验为基础的信念，即若不更充分与进一步地执行职权范围而认为这些战俘已自愿选择了不遣返的说法，都是毫无证据作支持的妄言。
……
本委员会已经决定：宣布解除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所必须的法律上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因而这种“解除”是不合法的。
第十一节“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08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解散后不久，“南营”中的七千六百零四名朝鲜人民军战俘被“就地释放”，补入韩国军队；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名志愿军战俘则被美军军舰运往台湾，补入了国民党军队。
在蒋介石眼里，被强迫送到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属于“不可靠”的一类人。他们没有被编入战斗部队，而是被编入工兵部队，后来又被赶到阿里山修公路，或从事建机场、筑海港之类的劳役，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悲凉，许多人整整干了三十年的苦力，到了四十岁还是孑然一身，无力娶亲。直到将经国时代台湾经济起飞，他们的日子才有了起色。但整整三十年不断的思乡情又岂是金钱所能买得到的？
八十年代之后，他们中许多人怀揣着血汗钱，回到家乡定居。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已经是年过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但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他们在战场上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虽然对于战俘遣返这个问题，在战场上打不赢的美国人做出了种种为国际正义人士所不齿的无耻的小动作，企图从政治上丑化新中国，但志愿军战俘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屈服于敌人的淫威和高压，致使叛徒、特务横行，从而最终带着一腔悲凉踏上了一条不回家的路，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也比较复杂。由于战俘们处于敌人的血腥恐怖之中，难以正常表达意愿，结果在敌人的迫害下，志愿军战俘营中四分之三的人未能明确表示愿意回归。其欼？由于历史的原因，志愿军战俘中鱼龙混杂，人员成分良莠不齐，也对战俘回归祖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中国军事专家徐焰将军在其著作中分析道：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