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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秋季攻势中，“联合国军”只夺占了四百六十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长达二百五十公里的战线上平均推进了不足二公里，而距鸭绿江的直线距离还有四百公里，却付出了七万九千余人的伤亡代价。假如按照此种情况继续进攻的话，“联合国军”推进到鸭绿江边（假如中国军队不进行反攻的话），将要付出约一千六百万人的代价！！当然，进行这样纯数学的计算是不现实的，但“联合国军”必将付出巨大的伤亡则是肯定的……。
如果加上夏季攻势，“联合国军”共获得土地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中朝军队伤亡九万一千余人，而“联合国军”则付出了伤亡十六万八千余人的代价！！
范佛里特震惊了，这支中国军队竟然如此凶悍！他命令参谋送来了有关“共军”的情报，情报显示：
“中共二十兵团下辖第67军、第68军，1951年中旬入朝，司令员杨成武。
杨成武，中共著名悍将，在中共引以为豪的长征中任开路先锋团指挥官，亲自指挥了中共著名的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著名战役……”
范佛里特不由叹道：“难怪，原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第七节“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边”03
第二十兵团是在1951年6月19日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不久由安东、长甸河口入朝的，杨成武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三杨开泰”的三个兵团司令员的其中之一（另外两“杨”分别是杨得志、杨勇）。
杨成武，中国军队名将，1914年10月出生于福建长汀。他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役，在长征中任红2师第4团政委，曾指挥红4团强渡乌江、抢占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奇袭腊子口。后又先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平型关、百团大战、正太、清风店、平津战役、石家庄、太原等著名战役，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最令他扬名中外的是1939年冬在反击日军大“扫荡”的五路合击时，在河北涞源县黄土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的一战。
阿部规秀是侵华日军中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号称“山地战专家”，在日本军队中有“名将之花”的盛誉。他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丧命的军衔最高、名气最大的日军高级将领。当阿部规秀的骨灰运抵日本东京时，日本军界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等高级将领亲自前往车站迎灵，日本东京也降半旗致哀，可谓是“哀荣”至极。
日本的著名报纸《朝日新闻》连续三天的通栏黑字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其他报纸也频频报道阿部规秀的生平、战功、死讯。
1952年，杨成武将军因病回国。他后来先后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1968年3月，林彪、江青集团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冤案，即“杨、余、傅事件”，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身处监禁之中的杨成武无数次地念叨：“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一方面，他确实想而且也在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人帮”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理，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千方百计地阻挠老干部的复出，这就给干部的“解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对杨成武的事，周恩来写过四次报告，杨成武才被放了出来。
1974年7月31日，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了刚被“解放”的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等军队干部。力撑危局、身心憔悴的周恩来虽然重病住院，但仍坚持抱病主持了这次接见。接见后，周恩来又和杨成武在小会客厅单独谈话。周恩来说：“成武，你回来不容易啊！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欼？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总理……”
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杨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当初，康生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俼？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周恩来压下了这个报告。
“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总理，这都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你是一直想保护我们的。”杨成武的眼睛湿润了。
“任何人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当年打倒你的时候，主席也是犹豫不决的，所以才开了四次会。几天前，主席提到你的时候，摆动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你说让我要哪一个？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呀！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主席向你作了自我批评。我也向你作自我批评。”
面对伟人敞开的内心世界，杨成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几个月后，傅崇碧将军也于国庆节之际被“解放”。傅崇碧将军后来回忆道：
回到北京之后，沈阳军区还派四个人跟来看着我，还没有解放嘛！但是回来以后，叶帅派他的孩子给我送了些水果。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跟我说：可要注意，带耳朵不要带嘴巴。
第四天，来了辆大红旗轿车，说总理找我。总理身边的人我都认识，但这次来的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个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就上前阻拦，总理办公室来的人把他训了一顿。我就跟着来人坐上车走了。
总理住在西花厅。车到中南海西门没进去，我心里就犯了嘀咕。到了小西门也没进，北门又没进。开向过去的北京高干招待所。我知道，我在北京还没被打倒的时候，“四人帮”的材料小组在这里。
我心里想，坏了，我又上当了，他们又要整我了。我心里正想办法如何对付他们，车停在了一栋楼前。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新建的305医院，也不知道总理在这里住院。
下了车，进第二个门时，看见总理出来了。总理穿着睡衣。
总理握着我的手，说：我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一下子哭出声音来了，掉泪了。
总理说：我知道你受了苦了，不要激动，要把身体搞好……。
以后我就搬到京西宾馆去了。总理对干部真是关心热情。在关键时候，没有总理保护，没有总理跟“四人帮”作斗争，我们这些人都回不来了，很可能被整死了。
唉！那是一个不正常的、令国人痛心的灰色年代啊……
书归正传。由于第二十兵团给予敌“坦克劈入战”的沉重打击，美军的所谓“坦克劈入战”被打得一塌糊涂。从此后直到战争结束，“联合国军”方面再也不敢使用集群坦克向中朝军队阵地实施穿插，也再不敢使用装甲集群直接配合步兵作战。而这次战斗的主力—— 二十兵团第67军步兵第199师官兵们则自豪地放言：
“总算让美国人知道了中国首都师的厉害！”
敌人在遭到了惨重失败后，内部争吵加剧，开始狗咬狗。早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时，李奇微曾认为，美国军队绝对拥有打到鸭绿江边的实力，美国的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力量，能够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当然，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的代价是肯定的。当敌人的秋季攻势开始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也曾狂妄地叫嚣“要使朝鲜战争能在军事上胜利结束”，但到了11月初美军遭受了沉重打击后，布雷德雷则不无辛酸地换了另一个腔调评价李奇微道：
“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边。”
连李奇微自己也有一点清醒了，不过他是后来才肯承认这一点的：
“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儿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
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夏、秋季攻势下的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也使“联合国军”方面开始认识到，迷信火力、技术兵器、和海空军方面的优势，通过发起局部攻势来压迫中朝方屈服的做法，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道：
“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对于中朝军队来说，夏、秋季防御作战也使中朝军队获得了在敌强大火力下进行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作战的初步经验，并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很快的将机动防御转化为坚守防御，重新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此后近两年的防御作战中，不仅牢固地守住了战线使之不再北移，而且还通过不断的反击，使战线不断的南移，从而陷“联合国军”于“大打不敢，小打不赢，欲和不甘，欲战不能”的尴尬境地。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刚刚结束，几十万中国士兵就拿着铁钎，挥舞着镐头、铁锤，展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挖坑道工事的热潮……
根据中朝方的统计数字，在运动战期间，中朝军队在人员伤亡上与“联合国军”基本持平，而在夏、秋季阵地防御作战期间，敌我伤亡比例却达到了二点七比一，而且物资消耗更小。事实证明，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与敌人打阵地战，完全可以以更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胜利，实现中朝方的战略目标 ——中国军队由运动战改打阵地防御战的路子是走对了！
彭德怀高兴了：“邓华有功啊，改打阵地防御战的建议好啊！”10月29日，志愿军总部通知各军，除非出现特别有利的情况，年底前，将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反攻战役。
——第六次战役作战计划被正式取消。
1951年夏季以后朝鲜战争陷入僵持状态，美国有少数军政要人极力叫嚣扩大战争，国际上害怕引发世界大战的心理十分严重。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
“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然而此时，毛泽东却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双方的实际情况，认识到美国当局虽然气势汹汹，但他们却并不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和平力量占据了上风。毛泽东因此指出了朝鲜战争将走向和谈解决的发展趋势，随后又断言：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鉴于朝鲜战场形势已趋稳定，美国对华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减小，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起，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恢复1950年底已停止的精简复员工作。
11月，中央军委和总参商定了一个将中国军队在朝兵力减少二十六万的方案，同时准备将全军员额在一年半之内从六百一十一万人精简到四百万人左右。
1951年底，通过撤回董其武将军的第二十三兵团，裁并一些部门和调回一些训练单位，志愿军最后精简了二十万多人，减轻了后方供应的压力，国内也精简复员和集体转业了大批部队。1952年度，因订购苏联武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