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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对于美国来说，如果继续在朝鲜半岛打下去则无力取胜，寻求盟国的军事增援则得不到响应，长期僵持则消耗不起，寻求在朝鲜半岛以外开辟战场则担心引起世界大战，就此撤出朝鲜则太丢面子。前进不能，后退不利，美国军政高层为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感到苦恼 ——对于他们来说，朝鲜战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
而在中国方面，第五次战役最后的结局最终使毛泽东和彭德怀认识到，在朝鲜进行的这场对外战争与国内战争相比因其对手不同而根本不同。在敌人海、陆、空现代化装备的立体作战优势面前，中国军队不可过分乐观于自己地面兵力的优势和敌人缺乏近战、夜战的能力，致使战争在开始时便不具备完成预想目标的条件。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志愿军还不具备大规模歼灭美军的实力。然而，中国军队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军”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中国龙和美国鹰在朝鲜半岛上的搏击，恰似两位武林高手之间的过招，双方都在扬长避短，灵活善变，经过几轮的相互适应，双方都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打法。而且经过三番五次的反复较量之后，双方都彻底放弃了夺取完全胜利的想法。此时，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对峙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这是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最后依据双方的战场实力所形成的一条战线。而它几乎就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南北双方开始作战的那条线。
战线又回到了老地方，双方都认识到：要想凭借武力把对方赶出朝鲜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个关键词在交战双方都开始频繁出现，那就是 ——谈判。
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德国人卡尔﹒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的一句名言用在这里也许是最为适合的：
“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动。所以，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长短。
所以，当力量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选择媾和。”
第九章 战略防御
第一节“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01
第九章 战 略 防 御
第一节 “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他去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竟放假三天以庆贺最可怕的对手的消失……
“他要能够一连坐上六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抽空解小便。”
世界战争史上最艰难的谈判开始了……
在经过第一次战役至第五次战役的数次大规模反复较量后，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大体上趋于平衡状态，敌我双方均转入了战略防御。
在入侵朝鲜一年之后，美国已经遭受了严重打击。美国的兵员和物资消耗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里多了一倍。其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八十五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与世界报道》周刊曾惊呼道：
“朝鲜的‘小战争’使美国损失的人员和金钱比1942年对日本进行的‘大战争’还要多。”
连坚决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李奇微中将也不得不承认：它（指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美国兵源拮据，再向朝鲜增兵已经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因美军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打击，对战争前途感到十分渺茫，且慑于国内压力，对美国向他们勒索炮灰深为不满，更不愿意再向朝鲜增兵。
美国人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胜利的希望却十分渺茫，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不利局面，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哀叹道：
“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1951年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备忘录中断定：
“韩国问题仅仅靠军事手段是不能按美国的条件得到解决的。”
5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精神提出了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在朝鲜进行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建立一条更有利的防线，同时，主要通过政治谈判，“谋求政治妥协”，寻求停战。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
当美军再次出现在三八线附近时，虽然英、法等国和美国政府中头脑冷静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好时机，然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打开谈判大门的道路却不知到哪里去寻找。当时的情况是，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正常的沟通信息的渠道。于是，美国开始采取各种办法向中国政府传递消息。
美国人先通过苏联来进行试探。5月，美国向苏联驻法、德两国外交官员做出过一些试探，美国和瑞典驻苏联外交官员在莫斯科也做出了一些试探。但全都如石沉大海，不见一丝波澜。
由于此时中国国内已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西方在中国的残余势力被扫荡一空，华盛顿在中国的耳目已经彻底闭塞。情急之下，杜鲁门竟然派人到香港去寻找一个“毛泽东的远亲”，试图由此打开与中国接触的大门。但最终同样是石沉大海。美国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长叹道：
“（用这种方法与中国联系）仿佛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到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去……”
那么，杜鲁门想传递什么信息呢？据美国文献记载，杜鲁门想通过中间人告诉毛泽东：
“美苏有可能打一场大战， 这样就会牵连到中国并葬送掉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期望的局面。十八个月以后，美国的兵力将要达到满员。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是想有一个合理与和平的解决，只要中国领导人‘恢复了理智’就可以随时这样做。与中国的战争打了这么久以后，美国公众并不怎么敌视中国，报纸、广播也没有侮辱中国人。对美国人民来说，打一场不动感情、没有仇恨的战争是一种新的现象。如果中国能跟美国讲和，是在跟一个朋友达成妥协而不是在跟敌人讲和。但是，不动感情也包含着一种危险 ——杀中国人会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最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兴趣并不很大。真正的大敌手是克里姆林宫而不是中国。美国希望使朝鲜局势恢复到侵略发生之前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双方各自回到三八线自己那一边去。”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收到了杜鲁门这个胡萝卜与大棒兼而有之的信息……
多年以后，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自嘲：
“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在各种努力均告失败之后，美国人想到了一个人：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工作的美国遏制政策理论之父 ——乔治﹒凯南。乔治﹒凯南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工作，是美国政府中享有盛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也是苏联所信赖的人，苏联人认为他是一位言行客观、公正的学者和外交官。5月中旬，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修斯提议，由凯南去会见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并给他带去一个信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似乎正在走向对抗，而美国人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不要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根据目前朝鲜战场的战线位置，现在正是停火的好时候。
于是，凯南用普通手书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俼？要求与他会面，但未说明目的。
几个小时之后，马立克打来电话，邀请凯南于5月31日到他在纽约长岛的伦克福庄园别墅中“共进午餐”。
凯南用流畅的俄语同这位大使交谈。一阵寒暄过后，凯南便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马立克听后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提议“让他对凯南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后再次会面”。凯南明白，马立克的意思是 ——他必须向莫斯科请示。
马立克很快就将这一信息向莫斯科作了汇报，莫斯科也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北京。
对于中朝方面来说，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在朝鲜半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战线已经从鸭绿江畔向南推进了四百多公里。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心里也很清楚，要想在战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关键是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但是在目前的国力条件下，中朝军队要歼灭“联合国军”的重兵集团已经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时，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进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的。
敌我双方的决策者们都认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就会没完没了，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美国将在亚洲越陷越深，在欧洲也将更加被动，美国人虽然是富翁，但战争一旦陷入长期化，美国在经济上也难以承受。中国将要在贫穷的基础上继续消耗国力，而不能集中精力重构经济，人民的生活也将难以改善……
1951年6月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了符合战争实际的新的指导原则：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8页。）
在得出这些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当敌方提出和谈建议时，毛泽东便毅然决定实行一个新方针，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根据这一新的决策，中国军队开始转入了战略防徼？并经过两年另一个月的激烈阵地战，最终迫使敌人以妥协方式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是符合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对于朝鲜人民、对于东方人民、对世界人民也是有利的。
志愿军虽然把“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与敌人相比，中朝军队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五次战役后，志愿军的兵力已由刚入朝时的30余万人增至77万人，朝鲜人民军也由11万人增至34万人，中朝军队总兵力已达111万人，敌我兵力之比为一比一点六，我方在兵力上占据着优势。但“联合国军”有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余架，舰艇270余艘。中朝军队仅仅有少量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也远远不如“联合国军”，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中国不可能为了在朝鲜半岛打败美国人而倾尽全部国力向苏联购买武器，而且，苏联人的一些做法也实在让中国人心寒。中国人节衣缩食买来的苏联武器中，有一些是在二战中美国根据《租借法案》送给苏联人的物资，这些美援物资苏联当时并未付钱，用过后再转给中国反而要算帐，另外很多坦克都是苏军二战中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