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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首脑首先讨论了德国问题及波兰问题，继而又讨论了远东问题。为了早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最终“大方”地将中国部分地区的主权利益赠予了苏联，其条件为：
苏联取得库页岛（俄国称为萨哈林岛，它也曾是中国领土）南部以及千岛群岛；
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战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决定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其独立并以现有的边界线为国界线；
大连商港国际化，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予苏联，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益；
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其防护委托苏联代理；
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等。
最终，苏联在如此丰厚条件的诱惑下同意了“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本的作战行动。
就这样，在没有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美苏两国就将中国的主权作为筹码进行了交易。罗斯福还拍胸脯打包票地让斯大林放心，他将在会议结束后亲自与被蒙在鼓里的蒋介石解释，并说服他接受雅尔塔会议上形成的有关中国的决议。
苏美两国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封锁消息，瞒天过海达四个月之久。罗斯福从黑海边回到美国向国会作报告，竟然公开撒谎说雅尔塔会议只讨论了欧洲问题，而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无关。
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查尔斯﹒波伦后来也说：
“对雅尔塔协定的中肯批评是：它是背着我们的中国盟友签订的。”
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虚伪地将雅尔塔会议的内容通报给了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愤愤然却又无可奈何地说：“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密约，我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不受其约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于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无独有偶，斯大林对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同样对待的。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以苏联为榜样，可苏联总认为中共太弱小，成不了什么气候，苏联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与国民党交往，更为有利。中共也是在苏联出兵东北以后才得知雅尔塔分赃会议的结果的。
没有人知道一代伟人毛泽东此时是什么心情。
在之前的1943年秋天，罗斯福曾竭力说服了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并经斯大林点头同意，给中国戴上了一顶“大国”的帽子，宣布将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
但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成为“四强”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是世界上坚持对日作战时间最早最长、出力最多、牺牲最大的国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八年，中国东北人民就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鬼子展开了历时14年的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战斗，屡屡给日本关东军以重创，在保卫东三省的同时，也屏蔽了苏联的远东地区。
罗斯福在那困难重重的1942年也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这个时期的罗斯福，惟恐立场摇摆的蒋介石和日本人勾搭，因此时不时地让他尝些甜头，让他感到有盼头。“四强”的高帽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甜头”奉送给蒋介石的。
罗斯福还认为，中国的这顶“大国”帽子，根本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恩赐，之所以要把力量很弱小的中国“拉入”这个“大国圈子”，是为了——“倘和俄国在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毫无疑问会站在我们一边”（罗斯福语）。
混帐无赖的洋人！不公道的、只承认实力的、残酷的国际政治！
只有细细研究历史，明了国际政治现实，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会知道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多么的可贵！它对于新中国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名义上的胜利者，但胜得一次比一次屈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如是评价雅尔塔会议。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就说得更简单了，他们说这就是一次“分赃性质”的会议。
罗斯福和斯大林在讨论划分远东势力范围时，甚至把丘吉尔也撇在了一边，直到最后签字时，才“想起”了英国人。在两人的私人会晤中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斯大林：“总统先生，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
罗斯福：“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涉及满洲铁路和大连的方面，还要同中国政府商量。”
斯大林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轻蔑：“中国？他们最近对日作战表现得很差劲，我觉得没有同他们商谈的必要。”
罗斯福会心地一笑：“也许事后可以通知他们。”……
在双方就对日作战达成交易后，罗斯福将话题转到托管朝鲜上，他说：“斯大林元帅，我们谈一谈托管朝鲜的问题，好吗？”
斯大林表示他愿意先听听总统的意见。
罗斯福说：“我认为，朝鲜从日本手中解放后，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进行托管。”
罗斯福接着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唯一经验是在菲律宾，我们大约花了50年时间，来为那里的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就朝鲜的情况来说，托管期也许要20年到30年。”
斯大林回答说：“我没有其他意见，但托管期愈短愈好。不过，总统先生，是否有什么外国军队将进驻朝鲜呢？”
罗斯福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接着说：“关于朝鲜有一个问题是棘手的。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但英国人也许对此感到不愉快，我想听听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回答说：“我了解英国人，他们肯定会因为被排除在朝鲜托管之外而恼火。”斯大林做了个杀头的手势，“事实上，丘吉尔首相也许会干掉我们。您知道他的脾气。”
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仿佛看到了丘吉尔气急败坏的神情。
很显然，罗斯福和斯大林不约而同地认为 ——在讨论亚洲问题上，丘吉尔和他行将崩溃的大英帝国已经不够级别处理这个问题了。
高傲的丘吉尔憋了一肚子无名业火却无处发泄。后来他回忆道：
“作为大不列颠的代表，我参加了这一协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参与制定这一文件。这被看作是美国的事……总之，并没有同我们协商，只要我们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
丘吉尔虽然憋了一肚子火，却也只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这也是实力使然 ——谁让你大英帝国老迈虚弱沦为二流国家了呢？
1945年8月14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从此，苏联海军在旅大有了一个不冻港，中长铁路权益也被苏联人夺去了一半。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
可怜的蒋介石给中国共产党扔下了一个可怜的旧中国。
比中国更可怜的国家是朝鲜 ——连号称“五大强国”之一的中国在主权问题上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何况小小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呢？
朝鲜在1910年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就跌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牛马不如的亡国奴。日本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就曾公开叫嚣：“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数字，仅从1907年7月到1908年12月，就有1﹒4566万名朝鲜“叛乱者”被杀。
在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中，日本殖民当局取缔了朝鲜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为了防止朝鲜人民的反抗，日本人实行了野蛮而残酷的统治，他们不仅收缴了民间武器，甚至强迫朝鲜几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菜刀刀把还要用铁链子拴在案板上。正如列宁所说，日本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结合在一起，空前残暴地对朝鲜进行掠夺。”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殖民者实行愚民奴化政策，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有计划地摧残朝鲜的本民族文化，妄图彻底消灭朝鲜民族。由于不允许使用朝鲜本民族的语言，许多日伪时期的朝鲜老人，在二战末期被解放时，竟然连朝鲜话也不会说！！！这些人成为了日本殖民时代的见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朝鲜成为日本人的一座大军营和战略基地，一批又一批最聪颖的朝鲜青年被送上战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
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三国曾在《开罗宣言》中宣布：“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恰当的时间内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
但朝鲜人民如果听到苏、美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私下谈话内容的话，将会被兜头浇上一盆冷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日本战败后，朝鲜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 ——“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
就这样，美、苏共同商定了在战后朝鲜由苏、美、中三国共同托箼？但是当时由于中国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创，所以实际上是苏联和美国在盘算着战后如何“管理”朝鲜。
不过，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商定托管的具体事项，原因很简单 ——毕竟战争还在继续，战争最后的结局还没有显现呢！没有人估计到日本人会迅速崩溃，战争会那么快地结束。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佐治亚州温泉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三岁。他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战后分赃计划 ——雅尔塔战后世界格局的实现。
因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未滼？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当天继任美国总统，这也使杜鲁门成为美国历史上少见的几个“捡来”的总统之一。对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杜鲁门自己也觉得好像“天上的月亮、星星和大行星一下子全都压到自己身上来了”。后来的1949年1月，他在选举中又一举击败了当时呼声很高的杜威，得意洋洋地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
第四节北纬三十八度线01
第四节 北纬三十八度线
可怜的朝鲜，又一次沦为了大国争夺的牺牲品。
8月6日凌晨，三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式重型轰炸机从提尼安岛的秘密空军基地起飞，航向是 ——日本。
这条线就是后来著名的北纬三十八度线，简称 ——“三八线”。
李承晚公开宣传“朕即国家”，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声明：“不是大韩民国的李承晚，而是李承晚的大韩民国”！！！
1945年7月，美国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来到了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西郊的波茨坦，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会议的代号为：“终点”。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