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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说的也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至于塞莱斯丁，我想，我们说的绝对是同一个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活宝。他有几个不同的绰号：“多多大兵”、“跳蚤”、“小偷王”等等，不一而同。就算把全世界的跳蚤集合在一起，它们所吸的血也绝对比不上塞莱斯丁偷骗来的伙食多。我是一九一六年秋天和冬天在同一个战区碰见他的。有人告诉我，有一次，他跟一群炊事员打赌，说如果他们转过身去，数到十才回头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结果炊事员头还没转过来之前，一大桶冒着热气的汤，以及塞莱斯丁和他的两个帮手，全一下子消失得不见踪影了。事后这些炊事员自己打圆场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故意让他们拿走的啊！本来就是我们串通好这样做的嘛！”可是我不相信他们是串通好的，别人也不相信这种解释。对塞莱斯丁来说，把班上弟兄肚子喂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军营里的人都希望他能在自己班上，让大家也能分一杯羹。我很抱歉，只能提供上面这些消息。你在《邮戳日报》启事中提到的那个战壕，我没去过，也没听人说起过。我能确定的是，如果你要找的塞莱斯丁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就算他现在没回来，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你可以放心。如果他成了德国佬的俘虏，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德军到后来个个面黄肌瘦，不得不提出停战的要求。如果听到这家伙已经死了，你最好还是把所有食橱都上锁较保险。如果我知道了什么新消息，一定会立刻告诉你。请多保重。奥立维·贝尔杰东上毕杰曼无孔不入侦讯公司巴黎市里尔街五十二号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小姐：我看到您刊登在《费加罗报》（Figaro）上的启事。虽然我们公司绝大部分的顾客对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极表满意，但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在向您兜揽生意。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去年我们公司曾为一位班杰明·高尔德夫人提供寻人服务。她的丈夫在大战时是个步兵队下士，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在索姆战区失踪。您一定能了解因为职业道德的关系，我不能把调查经过和结果告诉您。我惟一可做的是让您直接跟这位顾客联络，由她决定该怎么做。她的地址是： 巴黎市孟加列街四十三号。如果您觉得我们能帮助您解决任何个人问题，我们非常乐意让您知道我们的服务费用。希望您一切顺利。毕杰曼上阿尔方斯·查多罗夫人（未亡人）杜尔市瓦片街二十五号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杜奈小姐：我是尔本·查多罗的母亲。我儿子一九一六年时是下士官，一九一七年六月升为中士，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香槟省受伤，不幸于撤退时去世。尔本是我们的独生子。我丈夫去年年初由于受不了丧子之痛的打击，在五十三岁英年早逝，只比他爱子多活了几个月，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我想您一定也在战争中失掉了一个亲密的人，所以才会在《名流》上登载寻人启事。我不是《名流》的读者，因为我现在任何报章杂志都不看，我怕看到任何让我受不了的新闻或消息。我不愿意去想，更不愿意接触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东西。我的亲戚把您的启事拿给我看。因为您在启事上提到我儿子的名字，同时，我儿子的确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底休假回家时，曾很简略地告诉我们有关“黄昏宾果”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给您写这封信。他那次休假时告诉我们，他在两个星期以前，就是一月六日那天，曾经到过索姆战区的一个战壕，叫做“黄昏宾果”。他那次的任务，是跟别的士兵从后方押送五个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到这个战壕去。这五个士兵犯的是自残罪，他们每个人都往自己的手上射了一枪。尔本告诉我们，这五个士兵的手被反绑在背后，并且被丢到法德两军对峙战壕中的“无人之地”上。先夫生前是个药剂师，明白事理，并以我们的军队为荣，觉得我们的军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我更是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的惨剧。我到现在还记得尔本对着我们大叫：“你们的头脑都是浆糊！你们什么都不懂！为了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已经损失了半个大队的官兵！”后来他平静下来以后对我们说：“你们说得对，我看到的一定都是梦中的事。虽然我看到雪地上有五具尸体，可是其中有一具，甚至可能有两具，不是我意料中应该在那里的人。” 喜书网 www。xitxt。com
桃花心木箱（5）
小姐，我知道我告诉您的事实在惨无人道，可是我儿子的确说过这些话。除了这次以外，他以后没有再在我面前提过这件事。可能在这次休假中，或者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最后一次休假时，尔本跟他父亲谈得比较深入，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我猜想得出来，这五个死刑犯中的一个一定是您的朋友、兄弟或未婚夫。我考虑了很久，心中异常痛苦，终于下定决心给您写这封回信，告诉您我儿子说过的一言一语。如有必要，我愿在任何人面前保证，我儿子的确说过这些话。我想我儿子在天之灵会很赞成我这样做。我与您都是同患难的战争姐妹，请多保重。萝欣·查多罗上玛蒂尔德看完信后，决定在短期内要给查多罗夫人回信，可是她不想马上回。因为这封信带给她一个崭新的希望，她怕期望过大，失望也相对地令人承受不了。她得先定下心来。那天晚上，当贝内迪特嘟着嘴，坐在她床沿边等着帮她脱衣就寝时，玛蒂尔德在一张画图纸上很细心地写下：——一九一七年三月，丁娜·隆巴迪只盘问了维罗尼卡·帕萨望，“爱斯基摩”的女朋友。——如果丁娜和玛丽叶特·诺特达姆见过面，甚或只是跑去找过她，那么，加比纳克村的神父或者巴黎的盖吕萨克街小旅社的店主一定会记得她。——她当然不会去找那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只是在马赛的一个厨房里把“淑女”的信丢到炉子里烧掉了。——她在战区究竟听到什么事，使她害怕或希望“爱斯基摩”还活在世上？——尔本·查多罗曾经说过： 如果不是两个的话，至少有一个。——两个中的一个，丁娜·隆巴迪认为一定是“爱斯基摩”；另外一个，丁娜极端希望是她的“小宝贝”。***第二天早上，玛蒂尔德才刚梳洗完毕，喝完咖啡，她又在同样一张纸上写下：——受伤的手？三个是右手受伤。两个是左手受伤：“爱斯基摩”和“六分钱”。——眼睛的眼色？玛奈克和“六分钱”是蓝眼，另外三个是棕色眼睛。——年龄？“爱斯基摩”三十七岁，“六分钱”三十一岁，“那个人”三十岁，安琪二十六岁。艾斯普兰萨的那张在战壕里拍的照片上，他们年龄看起来都一样——每个人都有张受尽苦难折磨的疲惫的脸。在更低的地方，她又加上：——对了，还有那双从德国大兵脚上剥下来的靴子。丁娜·隆巴迪搞错了，“爱斯基摩”后来并没有穿着那双靴子。爱罗蒂·高尔德夫人巴黎市孟加列街四十三号一九二年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亲爱的小姐：很抱歉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早一点回您的信，请原谅。我每天都得去裁缝店做工，回家以后，照顾孩子们又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就像毕先生告诉您的一样，去年二月，我在没有办法之下，不得不请他的侦讯社替我做寻人服务，证明我丈夫确实在战争中牺牲了，这样我才可以领到政府的抚恤金。一直到毕先生开始调查以前，我只知道我丈夫班杰明·高尔德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八日在索姆战区的前线失踪。就像我一开始告诉您的一样，虽然我每天晚睡早起，可是工作和家务的负担实在很重，我完全没时间做别的事，更不可能自己做寻人调查的工作，所以我情愿花钱请侦讯社的人负责这件工作。幸运的是，毕先生非常诚实可靠，我的钱没有白花。调查结果已经呈报上去，我丈夫的确是为国牺牲了。他是在一次攻击行动中头部受伤，后来被送到巩布勒医疗站接受治疗，可是不幸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八日的一次轰炸中。医疗站的记录和各种目击证人，其中包括伤兵和医疗兵，都为这个案件做了证。我丈夫最后一次休假是在一九一六年四月间。我不记得他曾经提到塞莱斯丁、查多罗或是圣迪尼，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那年八月份被调到了另外一个营，所以他很可能是八月以后才认识他们的。他写给我们的信上只谈到孩子，完全不提他的战友，也绝口不谈战争。我把他一九一六年秋天和冬天写给我们的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没看到上面有这些人的名字。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告诉您的了。我很难过您的未婚夫和我丈夫一样，都不幸在战争中牺牲了。请您保重。爱罗蒂·高尔德上爱米尔·布瓦索巴黎市拉贝码头十二号一九二年六月十五日小姐：我在理发店等候时，很偶然地看到一本几个月前的《巴黎人生活》，上面登载了您的寻人启事。我不知道我要告诉您的事是否有用，可是，我确实知道有关其中一个人的事，可以向您提供。我跟班杰明·高尔德相当熟，我们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一直在同一个队上，一直到他升为下士，被调到另外一个营去以后，我们才分开。大战后，有人跟我说，他没有逃过这一关，就像很多其他运气不好的人一样。无论如何，虽然我跟他不是心腹之交，可是我们很熟，见面时总会打招呼。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留在他们那一组，而我跟他并不同组。还有，他是个极端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有一个好朋友，一个他在从军前就认识的，跟他一样也是个木匠，非常稳重沉静。他们两个很少跟别人混在一起，有点离群而居的味道。班杰明·高尔德大约三十岁，高个子，头发稀疏，长手长脚，绰号“硬饼干”。他朋友年龄应该比他大，可是一般人看不出来。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只知道在开始时，大家叫他“巴士多”，可是因为营里有不少人是从巴士底那一带来的，所以后来大家才改口叫他“爱斯基摩”，好像跟他从前在阿拉斯加寻金的经历有关。他们两个不论平时还是战时，永远形影不离，真正的好伙伴，可是后来他们却开始交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战争实在丑恶，什么东西都能摧毁。一九一六年六月，我跟“爱斯基摩”还有其他几个人休假回巴黎，我回营报到时，听到他跟“硬饼干”交恶的事。后来，他们的交情每下愈况。一天晚上，他们俩在营地里居然动起手来。我并没有看到，只是事后听到别人说起。“爱斯基摩”是两人中比较强壮的一个，最后把“硬饼干”制服，压在地上，对他叫：“班杰明，你给我安静下来，否则我叫你好看。我们两个到底谁要对这件事负责，你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怪我？”
桃花心木箱（6）
打过这架以后，他们两个都尽量避免碰面，谁也不正眼看对方一眼，两个人心里都充满了怨怒之气。没有人明白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走到这个地步。当然大家都在那里猜测，甚至有人跑去问“爱斯基摩”，可是他叫那些人滚蛋。到那年夏末，班杰明升为下士，他不知跟团长说了什么，结果被调到索姆区的另一个战区。别人告诉我，他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可是，他那朋友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可以说比他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