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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得为新郎准备三把钥匙——
2003年12月4日周四睛
今天与华侨W教授谈起韩国婚嫁习俗，我说看报纸，韩国平均结婚要花费近亿韩元，这钱由男方还是女方出？W说，一般情况下是男女方各负担一半。男的负责买车，女方操办婚礼、出国旅游。房子呢则是男方管买房，女方管室内家具、家电。但不尽然的是，在韩国数医生（自己开业的）、律师、教授三者地位最高。而这三种职业女性很少，多是男性，如果能嫁给上述三种职业的男子，女方则要预先为男方准备好三把钥匙：汽车钥匙、房子钥匙、医院或律师事务所钥匙（即为男方开业作好准备）。我一听，有点印度妇女出嫁要给婆家厚重嫁妆的味道啊。中国的男人可没这么幸运呵。韩国同样是个人情社会，亲朋好友的婚丧嫁娶、乔迁之喜也要送礼的。倒是实在，一概给现金，送结婚礼的份子钱，关系一般的就是三五万韩元，深点的就得十万以上了。光州有好几百个华侨，W又是大学教授，算是华侨中的知名人士，华侨子弟多是他的学生，W说他每月都会收到二三份出席婚宴的请柬，也就得准备同样数量的红包了。
W教授借我一本《韩华在浴火中重生》，说读完此书，你对韩国华侨就会有较深的认识。读书是我最爱，本书写的又是我最关心的事，岂有不认真阅读之理——
中国老师从北至南的薪金递减——
2003年12月15日周一晴
临近回家了，与同在韩国其他城市的中国老师电话来往不免多了起来，无非是问问都买些什么韩国土特产回家，他们的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当然有意无意地都会问问他们的学校给的薪水多不多。其实知道别人的收入未必是好事，尤其是当他比自己高得多的话，难免心态不平衡。但人就是这样有好奇心。根据自己几个月来的了解，中国来韩国教汉语的老师收入差别其实很大。一般来说，老师的收入是与任教的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韩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比中国小得多，但还是可以看出差别来。北部的首都汉城无疑是韩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汉城为中心的大首都地区，居住着韩国40％的人口，GDP更占全国总额的70％。在首都一些著名大学如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女子梨花大学、延世大学等任教的老师，月薪大约在三百多万韩元以上，再一年拿15个月的工资，年薪在4500万韩元以上，相当于韩国一个大公司白领的收入了，然而实际上只要在韩国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在汉城以南的广域市（相当于中国直辖市）大田、大邱的大学里，据说中国老师的月工资水平二百五、六十万韩元。多越往韩国南部的城市里的大学，一般也被称作地方性大学，中国老师的月收入多在200万韩元左右，最多一年给十三四个月工资，年薪2700万元左右，只相当于汉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年的薪水，光州几所大学的中国老师大约都是这个工资水平。再往南就是以风光名胜著称的济州市，物价很高，但工资水平却比较低。听该市的几所大学的中国老师说，月工资多在一百八十万韩元。当然以上说的也不绝对。月收入与每周课时量也有一定关系。各个学校教学定额也不一样。最多的每周十五小时，一般的在十二小时，低的有九小时的。超过规定的课时量，每增加一小时课有超课时津贴。一般是每小时课18000韩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韩国各大学对来自中国的老师，只认国内学位不认在国内的职称。在光州七八个中国来的老师中，只有两个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或教授，一个副教授，其他的多为讲师。学位倒全部是硕士。可教授与讲师的收入几无差别。年资也不起作用，所以五六十岁的与三十而立之年的人收入也无甚差别——
韩国公务员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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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9日周四睛
这里探亲回韩国后的第五天。晚七点，姜良信先生来接我到光州南区政府附近一家餐馆吃韩式晚餐，算是为我回光州接风。我送他几样土特产：一盒北京果脯、一袋北京苏糖、一盒北京巧克力、一包铁观音茶叶、几包榨菜（他说比韩国泡菜好吃），外加一方由贺兰山石作成的印石。我说中国有句古话，“千里寄鹅毛，礼轻情意重”。餐桌上没有纸笔，解释这句话颇费一番口舌。姜先生收下礼物，连声说代他妻儿谢谢。他自己爱好中国书法，格外喜欢那方印石，说是要找一个专家用此材料为他雕刻一枚图章，以后要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按上贺兰山石印鉴。
今晚他坚持买单，我起初不同意，说你一人薪金要养全家四人，我和太太都工作才负担一个孩子。我知道他们家平时几乎从不外出就餐。他回答他家并不困难，至少算“小康”，说完我们两人都会心大笑。他平时中、晚餐都是在区政府吃。他们课（相当于中国的处）工作餐的信用卡由他保管，在外就餐也可用，根本无人也无法监督。但他表示，韩国公务员自律意识非常强，如果滥用上司和同事对自己的信任，良心上会不安，更会被人瞧不起。我不由得想起在国内，朋友们聚会饭局，由有“签单权”的人买单似乎已成习惯，似乎是有面子的行为。姜先生买单时，付了二万一千元。
姜先生惊叹中国发展非常快，觉得过不了多久，中国人生活水平就会超过韩国国民。我告诉他，你们知道的仅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情况。如你有机会深入中国内陆腹地，才会发现中国实际上仍很落后。我顺便向他提出一个请求，等他带妻儿回乡下老家时，也捎上我，我想看看现时的韩国农村，如果不便则不必为难。姜先生很愉快地答应了，说他父母一定非常欢迎儿子的朋友——中国教授。只是他的岳母家也在一条线上，不知他岳母家是否方便，要与妻子商量后再定。
我们还约定下周上他每晚就读的汉语补习班参观，请他的汉语老师一个来自哈尔滨的女老师共进晚餐——
韩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值得深思——
2004年3月2日周二晴
上午有一节三年级的时事中国语课，跟学生们见了个面，相互作了自我介绍。晚上是晚班的两节时事中国语，学生程度稍差。
今日读《朝鲜日报》政治版看到一条新闻百思不得其解，题目是“国会通过《日占期间亲日行为真相查明特别法》。1905年至1945年韩国为日本殖民地时期，该法案旨在调查这个时期韩国民的“亲日反民族行为”，并列出具体18种行为，主要有：讨伐独立军（韩国的抗日军队）或下达讨伐独立军命令的行为；杀伤及处死独立军及其家属或对此下达命令和指示行为；因为《乙已条约》及《韩日合并条约》作出了贡献；获得日本人颁发的爵位；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宣传煽动或强行招募学生军和征用劳动力的行为等等。
按说，日本投降已经近60年了，那些当年的韩奸们怕大多数已死了，活着的少说也有80岁了，时过境迁几十年还专门立法来清查这件事不知是何原因？法律还能追溯到哪么远的年代么？待有机会找懂中文的韩国朋友问问。
还有，前些时候看到有个直属总统管辖的“疑难死真相查明委员会”，问过中文系的韩国老师，知道是主要针对民主化以前军政府时代，很多韩国国民被迫害及至无缘无故死去，设立该委员会就是专门调查此类问题。尤其在调查1980年发生的光州事件死难者，该委员会就为不少冤死的魂灵讨回了公道。
这些事例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韩国是个不健忘的民族。对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会以一句“向前看”、“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等似是而非的话轻飘飘地抹掉。韩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值得我国上下深思啊！
（一次外出就餐就上面提到的国会法案问到中文系一个教授。他解释说，日本投降和韩国光复虽然近60年了，但是很多国民仍然觉得一些历史真相没查清楚。一些当年的韩奸没有被清算，他们的后代还继承了许多不义之财，而相反当年的独立军后代不少人仍然很穷，强烈要求政府彻查这个问题。另外，他还谈到，在韩国代表右翼的保守势力的大国家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先辈多与日本、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此法案也是代表左翼进步力量的卢武铉政府在国会斗争的一个胜利。3月7日补记）——
韩演艺圈明星在中国赚得比韩国多——
2004年3月7日周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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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点上姜良信先生家和他家人共进晚餐。姜告诉我，是他夫人邀请的，表示对我春节后从北京给他们家带礼物的谢意。一进门，他们四岁的男孩迎上来鞠躬到底，说“你好吗”，笑得我直捧腹。
晚餐丰盛。尤其是主妇做的烤鱼香味可口。姜先生怕冷落了夫人，不时引导我谈点女性也会有兴趣的话题。我说起读《朝鲜日报》，韩国当红影星金喜善在中国为TCL公司作企业形象代理人，得到高达16亿韩元的酬金，一辑电视剧的片酬2万美元。姜先生将内容译给他妻子听后，没想她对韩国演艺界行情颇为熟悉，说中国的企业太大方了，在韩国最红的演员一辑片酬也只是七八百万韩元（约合6500美元）。红歌星出席一次商业性演出最高能得到1千万韩元，我国歌星一晚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人民币收入使韩国朋友咂舌。
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关于郑律成的事情进展。姜告诉我，全罗南道国立大学中文系有个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的申正浩教授已经研究了郑律成一年多，曾经为此去过几次北京，不过他并没有联系上郑的家属。他们仨（两个公务员和申）已经见过面，还一起找到了郑律成在光州住过5年的老房子。姜良信用我提供的电话号码给北京的郑晓提女士通过电话了。孙教授提供了更多郑氏家族在韩国的材料：郑律成有个侄女（郑伯父的女儿）在汉城，就是她证明他们家曾在光州那幢房子共同住过5年。申教授还联系上了中国拍摄《走向太阳》电影的导演。不过姜心情很沉重地说，南区政府首长找过他们俩，表示以前对郑并不了解，通过这些天阅读有关资料，知道这位音乐家的作品表达出来的主题与韩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差较大。郑在中国写的歌曲主要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问题不大。但郑在北朝鲜呆过几年，还正是朝鲜战争期间，为朝鲜人民军军歌作了曲，因此荣获过金日成亲自颁发的“英雄勋章”。虽说韩国已经政治民主化多年了，但要韩国当局以及民众接受这个人物及事实会有一定困难。要他们不要太急展开对郑的“发掘工作”。两个年轻公务员情绪无疑受到影响，但并没气绥，表示文化与政治应该分开。他们是把郑当作一个音乐家、文化名人来纪念的。话是这么说，短时间内得到官方支持是不太可能的了。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些情况与北京的郑晓提女士通报了。她说，全罗南道大学的申教授给她打过电话了，申教授三月底会为此专程来次北京探访她们母女。郑晓提和汉城的堂姐有联系，堂姐到过几次中国。郑晓提女士最盼望的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