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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迟到的、不切实际的诺言。我们不知道纵欲后的白天带来的是什么，但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的身体，能够给对方带来最大的求生灵感，也能够驱逐寒夜里最为孤独的冰冷。
第36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4）
天很快就亮了起来，偷窥我们原始交融的虫蚁钻进树叶，躲避着百鸟的翻寻。依旧是阴天，没有雨，树叶却仍然一副湿漉漉的样子。我翻了翻口袋，从中找出昨晚在火车上吃剩的干面包，与杨帆将就着吃了一顿早餐。
这座破亭年久失修，从其粗糙劣质的构造来看，大概建于民国初年，而且应该是两三个工匠的仓促之作。亭西有崖，亭东为丘，亭北有一棵高大的古槐，亭西就是我们昨晚过来的小路。西边陡峭的崖壁上，有一片挺拔的白桦；东边平缓的山丘上，是一大片茂密的松林——亭子在这个方向也有一个出口。我们顺着这条曲折的古道上行，大约十分钟后爬上山坡，来到一处荒凉的残垣断壁。这片破砖旧瓦只生杂草，不见繁树，往东地势和缓而去，开始有路。举目远眺，灰蒙蒙中依稀能够辨认：东北方群山起伏，南面有一条公路横亘而过……
少顷传来一辆摩托车的轰鸣，我和杨帆赶紧奔下山坡，越过纷繁错杂的松林，回到了古亭。坐等天黑的过程里，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只要有杨帆在，我们总有玩不腻的游戏。最开始的时候我捡了几把松子与她比赛掷树洞，但当我无意中捡起树叶上的蜥蜴后，杨帆就再也不和我玩这个游戏了。之后我们下了两局小姑娘传授的“罐罐棋”，两个人又拍着手玩了一会儿“小蜜蜂”，玩累了后便找出箱子中的报纸，逐字逐句地翻看。
中午的时候我们有点饥渴难耐，便往西走了几步，捧了几口清泉喝下，那水甜甜的，比市面上的矿泉水好喝多了。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一个面包和半袋瓜子，杨帆说要把这些当做精神食粮，珍藏在了箱底。
下午的时间过得挺快，后来饥饿让我们疲惫下来，杨帆依偎在我怀里，说：“小峰，讲点东西来吃吧，我们画饼充饥。”
我也不推让，就洋洋洒洒地给杨帆讲家乡大年三十的排场。我动用最为精彩霸道的词汇，运用最直白有趣的比喻，从色、香、味等方面向她一一描述了香肠、牛肉干、东坡肘子、水煮鱼、麻辣鸡丁以及老鸭汤。最后说得我自己都口舌生津了，一旁的杨帆更是口水直流。她伸手掐了我一下，可爱地命令道：“别说啦，别说啦！我怎么越听越馋，越听越饿呀？”
我吞了吞口水，盯着杨帆那红彤彤的小脸蛋，说：“真想把你的脸当苹果啃了！”
“你敢！要是你敢吃我的脸，我就把你的肘子吃了。嘿嘿，你这膀子这么肥，足够十个鸡腿的量啦！”小丫头吞了吞口水，继续说到：“对了，我妈妈炸的鸡腿可香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她炸的鸡腿呢？小峰，做人不吃我妈妈炸的鸡腿，非，非，非好汉哟！”
我一脸坏笑地盯着她，不多说一句话。良久，杨帆从鸡腿的香味中回过神来，这才发现了我的阴谋诡计，对我嗔怒道：“好哇，你个小坏蛋，骗我说那么多话，就是想让我饿得更快，是不是？”
我眨眨眼睛表示认可，把杨帆气得嗷嗷直叫，但她只哇哇了几声，就安静下来。然后她就躺到了我的怀里，可怜兮兮地说：“小峰你听，我的肚子都饿得哭啦……”我俯下身去，果然听到里面有东西撞击的声响。
杨帆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眼睛里似乎有水波流转：“小峰？”
“干吗？”
“我求你一件事。”
“说！”
“给我一颗瓜子。”
我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袋瓜子，掏出一颗。杨帆将它剥了含在嘴里，幸福地笑，之后还赞叹了句：“真香！”
过了片刻，杨帆又依偎了过来，只听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能不能再求你件事。”
“说吧。”
“再给我一颗瓜子。”
我假装恶狠狠地瞪着她，杨帆不屈不挠地迎着我鄙视的目光，狡黠地笑。我屈服了，又摸出一颗递给她，这次她连壳一齐吞了下去，还舔了一下指头。
最后杨帆贪得无厌的眼神再一次肆无忌惮地勾搭上了我，她说：
“小峰，还有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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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
“最后一件。”
“说吧。”我已准备再掏出一颗瓜子，没想到这时的杨帆突然深情地说了句：“永远不要离开我！”
我紧紧地抱着这个既可怜又可爱的女子，痴痴地凝望，深深地吻着。
后来，我们燃了一小堆火，又在灰烬中掺了一点水，按照原来的方法将灰烬涂抹在杨帆的脸上。抹到额头伤疤的时候，她轻微地说了声好痛。之后她换上了我的衣服，收拾停当，小丫头俨然又成了我的“黑小子”表弟。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们沿着白天定好的道路摸黑行走。我双手托箱，杨帆紧紧地攥着我的衬衣，与我紧贴而行。我们分吃了半个面包，喝足了泉水，暂时有了一些力气。此外，爱情的灼热驱逐了跋涉丛林的恐惧，这种大胆的力量甚至超过与三四个朋友结伴而行。
第37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5）
下了山顶，步过浅草，越过杂石，我们渐渐走上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日渐逼近那条银白色的公路时，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害怕。人对人的望而生畏，远大于对鬼怪蛇神的恐惧。
我们顺着公路往上走，试图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歌乐山镇。
沿着公路走了两三个小时，渐次有了人家。再行二十分钟，就到了歌乐山镇。杨帆竖起了领口，我们穿过人烟稀疏的大街，找到了在黑夜中静默、即将前往合川的客车。杨帆激动得在我脸上飞了一个吻。我们回到镇里的一个避风港，咽掉了剩下的半个面包，坐等天明。
随着第一批小贩来到这个简易的车站，天渐渐亮了起来，疲惫的生意人行色匆匆，偶尔有一两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向南走去。接着又来了两个挑着鸡鸭的年轻男子，两人放下担子后大大咧咧地坐在篮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声交谈。他们对我们这两个更年轻的“小伙子”似乎没什么兴趣，倒是偶尔打量我的包，兴许想猜测一下里面装了些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司机握着个满是茶垢的杯子打开了车门，后面售票员手里的小笼包子热气腾腾，看得我和杨帆直流口水。上了中巴，我们坐在最后的位置。车里有股积累了一夜的压抑味道。不久那些鸡鸭就放在了我们面前，鸭子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嘎嘎嘎地叫个不停；而那些双腮绯红的母鸡们，则沉默寡言地放弃了垂死挣扎。车子再等了半个多小时，又上来三个疲惫不堪的生意人，方缓缓启动。
见车上全是男同胞，那个挑鸡的青年讲了一个笑话，前面一个中年生意人笑得吐出一口浓痰。年轻人还意犹未尽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我不得不咧开嘴笑。“是两个学生崽！”挑鸭子的年轻人向同伴自豪地判断道。
车一路颠簸，驶出了沙坪坝，接着向钓鱼古城进发。到了合川，我们在一个偏僻的饭馆叫了两碗牛肉面，肉量虽不多，却分外鲜美，吃得我们舒坦无比。
这里的汽车站依然有两张通缉杨帆的“海报”，但似乎缺乏应有的重视，观者寥寥。远处，有一位戴红袖章的人正与一位司机懒洋洋地攀谈。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登上前往永川的汽车，与受控之地渐行渐远。
到了永川，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小超市，买了一大包车上吃的东西。没来得及欣赏那儿秀丽的景色，我又拉着杨帆速速赶往火车站。等花四百二十八元买了至杭州的车票后，我的身上只剩下二十三块钱——我觉得一旦到了杭州，离刘义所在的梅城也就不远了，到时可以让他来接我们。我当时脑中想的，只是带着杨帆尽快离开重庆，越远越好。
这是一趟成都至宁波的长途列车，重庆是较大的中间站，所以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重庆火车站。透过窗外，但见每个通道入口警察们谨慎的神色，又见每个车厢门口乘警们警戒的眼神。我真想将旁边的杨帆藏进怀里，但对面一个白领装束的少妇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们，似乎对“同性”关系充满好奇与惊讶。而拿照片的警察终究没有上来，他们似乎对这趟列车不抱多大兴趣。推着熟食串串的小贩们一路吆喝，那麻辣的重庆话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对于山城特色的鲜美回忆。
火车在重庆停了半小时，喝足了水，调换了车头，才一路南下呼啸而去。在重庆站涌上了大量旅人，空荡荡的车厢立即变得拥挤不堪。列车已驶出了主城区的繁华，却仍然有大批举着行李吆喝游弋的旅客。对面少妇旁边坐了一个满脸倦意的民工，少妇厌恶地向窗边移了移。谁知这民工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背着婴儿的老婆，将座位让给妻儿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青色帆布包中掏出发潮的饼干、灰黄的卫生纸、污渍斑斑的水杯、青涩皱巴的苹果，甚至充满臊气的蓝色尿片。少妇皱了皱眉，捂了鼻子转过头继续欣赏日渐浓稠的夜色。
民工的妻子收拾稳妥后拿起饼干喂儿子，那孩子挺可爱，但是实在太脏了，脏得几乎惨不忍睹：鼻涕、碎屑、唾液、尿垢……不久，这婴儿似乎意识到了旁边女士的敌意，就不合时宜地哭闹起来，而他的母亲却无心搭理，继续吃着儿子咬剩的半块饼干。孩子的哭腔就像一面不堪重负的破鼓，又如一支锈迹斑斑的唢呐，彻底勾起了女士的愤怒。
“喂，孩子哭了，你到底管不管？”女士尖叫道。
那个满脸古铜雀斑的母亲用卑微的眼神看了看她，马上瓮声瓮气地讨好孩子，又从桌上拿了一块饼干往孩子嘴里塞。孩子的哭腔稍显平息，但刚咬下一口又哭喊起来，将吃下的饼干全部呕了出来。母亲卑怯地擦去了类似于大便的呕吐物，不知所措地朝人群张望自己的丈夫。少妇忍无可忍，终于怒吼道：“你他妈的会不会照料孩子？那么脏，哭得这么难听！”
第38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6）
母亲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方式哄劝孩子，就掀开衬衫露出干瘪的乳房。孩子的哭声终于被贪婪的吸吮代替，少妇怒意未消，鄙夷地骂了句：“牙齿都那么长了，还喂奶！切！”
车出重庆过纂江，入赶水时已夜深人静。广播播完最后一次音，一路吆喝过来四五个乘警，逐一查票。前排有个老工人牢骚道：“成都查一趟，内江查一趟，赶水再查一趟，到宁波是不是要查七八次？我坐这趟车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没查过这么勤！我说你们烦不烦？”
胖个子乘警喝道：“啰唆什么？上面有规定！查票，查票，你快一点！”
老者递过票，嘟哝道：“什么破规定？”但马上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压低了声音问：“是不是上面要抓什么人？”
瘦高个乘警抬眼瞟了瞟车票，移向下一名旅客，叹道：“嗨，还不是重庆出的那事。一个多月了，据说惊动了公安部！”
老工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