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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死后，木匠长河变得更加寡言少语，回家的次数也更少了。他只对兰妮说是外面的活太忙，回不来。兰妮感觉丈夫一直认为婆婆的死与自己的不能生育有关系，她也知道他和婆婆从小相依为命的那种特殊关系。看着镜子里面容一年不如一年光鲜的脸庞，兰妮也开始在观音像前伫立、发呆了。
她先是小声问：“大慈大悲的观音娘娘，是不是我前世做错了什么，你让我在现世受罚？”后来，她开始直接祈求观音的帮助。“请让我和别的女人一样一回吧，我愿意用一张最丑脸去换一个儿子。”观音娘娘每次都用慈悲的眼睛看着面前这个无助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也似乎每次都能从那眼光里得到些许安慰。
有时，在地里干完一天的活儿回来，兰妮看着空荡荡的家，连饭也不想做。如果哪天她在外面受了气，更是会跪在地上不想起来，任委屈和绝望的眼泪痛快地淌。冬天，砖铺的地面很凉，她可以感觉到寒气不断从脚下往腿上和身上爬窜；她却希望那地再凉些，似乎这种自虐的痛苦可以减轻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内疚。
有一段时间，兰妮反复梦见自己生了一个很胖又很漂亮的儿子，那个小人什么话都说不好，却只会把“妈”喊得很响。她高兴得喘不上气来，抱着那个小人在村里跑，见着谁都非让人看一眼不可。醒来后，她总发现手里抱的是自己的棉被。有时候，她又觉得那个小人是在故意和她作对，只在梦里挑逗她，却不让她在现实中得到他。
后来，她的梦又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不知为什么，每当那个小人又出现时，她都奇怪地感到他不是自己的孩子。她看见自己总是站在一旁，冷眼看着那个被婆婆和丈夫欢天喜地地抢着抱在怀里的男孩儿。而她除了喂奶，几乎没有机会去抱他，而那个小人似乎也更依恋他的奶奶和父亲。
这个梦让她每次醒来都很迷惑，后来变成了她越怕就越会出现的一个噩梦。
木匠长河偶尔回来一次，一般是为了麦收或处理一些事情。他回来后就一个人睡在他母亲的东厢房里，不再和兰妮一起睡在当新房用的西厢房了。这更让兰妮感到，自己不被任何人碰触的身体已经真的变成了一快冰冷的肉质石头。她终于悲哀地承认，自己因为不能生育，已不再被任何人欣赏和需要了。
年复一年，已经三十多岁的兰妮每天一个人出工，收工，吃饭，睡觉，内心深不见底的孤独只能说给观音娘娘听。当她一个人在黑鱼河边洗衣时，常会低下头，对着河水里自己美丽尚存的倒影发怔。她觉得自己就像河面上漂走的一截水草，虽然美丽依旧，却断了根，也就失去了全部价值。有时，她也会强烈地怀疑，实际上是自己的美貌，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场骗局，让她付出了先被捧上天，再被摔进地狱的可怕代价。每次想到这里，她就会愤怒不已，用手拼命地撩动河水，并快意地看着里面那张被水搅碎的脸，那张她自己都感到厌恶的脸。她已经找不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了。过去的优越感、张狂和无穷的梦想都象脚下的河水一样流走了。除了活着这个简单的事实，生活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了。她明白自己今生已与幸福无缘，不必再幻想什么，也不必再欺骗自己了。她必须学会习惯这种活法，即使仅仅是为了活着。
兰妮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她结婚的第八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很快就从城市传到了农村，从龙湾公社传到了天水坞。天水坞人的生活重心立刻就发生了一个大转移。他们经常被召集到村委会去开群众大会，听广播中传达的各级指示，每个村民都被要求积极参加到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革命运动中去。
不久，村民们亲眼看见死去多年的本村地主李大元的儿子李重，那个离家多年的文化人被城里的红卫兵押送回来了。那几个红卫兵在村委会召开了群众批斗大会，向村民们宣布，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彻底打倒一切旧的风俗习惯和旧思想，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次序和新思想的革命运动。听了这些学生说出来的深奥道理，兰妮和村民们都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动，一种世界马上就要被掀翻的感觉，其中除了忐忑还掺杂着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体验到的兴奋和期待。
在大大小小的村民批斗会之后，李重这个据说在城里的大学教过书的文化人，竟然被村委会强迫每天和村民们一起去地里干起农活儿来。看着他跟着村民往地里推粪车时吃力和痛苦的模样，兰妮感到这个让她度日如年的世界真的忽然翻转过来了。
木匠长河再也不能到外面去做木匠活儿了，因为那已经被公社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现在他除了给村里各个生产队做点木匠活儿之外，也不得不每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去了。
无意之间，兰妮发现自己的日子开始变得好过了。她不懂政治，文化革命的目的和必要性似乎也与她无关，但是这场让人措手不及、令人既兴奋又心惊肉跳的运动的到来，竟很快淹没了多年来折磨她的自责、苦闷和彻骨的孤独，使她时刻紧绷的神经开始松弛起来。大家都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木匠媳妇忽然变了一个人。她积极参加村里的一切政治活动，并成为村里的第一批造反派和红卫兵。
对这个急于寻求新生机会的女人来说，造谁的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太需要一个可以供她合理地憎恨或反对什么的大舞台了。这场运动终于拯救了她，让她得到了做一个与其它人不但平等，甚至更优越的人的权利。
在村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村长和公社派来的人多次带领大家批判李重，因为他是天水坞唯一的剥削阶级的代表，尽管他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从十八岁离家后也一直没有回过家。兰妮除了知道李重是地主儿子这个事实，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到底都做过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事。但是在每一次批斗会上，她都是第一个冲到台上控诉地主阶级罪行的人。地主阶级的后代就是她的敌人，是她可以合法发泄愤怒的对象，不论她那愤怒的源头到底来自何方。她面对面地站在个子不高的李重跟前，指着他骂得那么痛快，甚至声泪俱下。这景象总让批斗会现场的村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李重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真的曾经迫害过这个有着深仇大恨的女人。
兰妮，这个在天水坞沉默了多年的女人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响亮而且滔滔不绝。这个被生活挤压得几乎窒息的女人，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多年的价值，复活了体内所有被压抑得早已被忘却的感情能量。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她带头领着村民们唱革命歌曲，而大家是不敢不跟着她唱的。她帮助村干部在村里张贴政治标语，大字报，布置批判会会场，写批判文章，开会时总是带头振臂高喊口号。她体内似乎不断地被注入了高涨的活力，眼睛里闪动着明亮的光，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了美丽的微笑。长期包裹在她外面的那层由自卑和自责形成的硬壳，此时都被合理地撕破并扔掉了。她把自己从未有过的激情全部献给了这场解放了她的政治运动，包括对领袖的热爱和对阶级敌人的恨。终于，她的突出表现受到了龙湾公社的多次点名表扬，她也被公社任命为天水坞村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听到自己的名字在公社和村里的广播中被反复播送，她感觉那么陶醉，一下子就找回了当姑娘时那种久违的幸福感。
兰妮除了下地劳动，其它时间都在村委会开会，搞运动。长河则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做饭、洗衣和喂猪。
那年，公社的巡回电影放映队开始在各个村里放电影。天水坞的大多数村民从来都没看过电影，因此第一次放映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都去场院看了。后来放映队每次来，大家也都是早早地跑去占位子。当时放映的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其中包括前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游击队在二战时打击纳粹的故事。天水坞人从前没有一个人见过外国人，所以当白色幕布上出现了那些深眼窝，高鼻子，大嘴巴的洋人时，很多人被吓得“妈呀”一声就捂上了眼睛。那些洋人的模样让村民们想起了传说中的鬼。大家还发现，这些革命的男女洋鬼子除了打仗，还喜欢拥抱和亲嘴。多数村民都不能接受那样的事情，因此每当这样的镜头一出现，所有的人都立刻用手把眼睛遮上，或低下头等着这些不堪入目的情节赶快放过去。
一开始，兰妮也和别人一样，绝对不容许自己看这样的镜头，心里对此既感到不解，还有些忿忿。可是，那些男人和女人互相示爱时说话的方式和接吻时发出的声音，还是能被她听见。每到这时，她的全身就会涌出一种说不清是难受还是舒服的感觉。她对这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极为不安，甚至无法忍受，于是她就更加使劲地捂眼睛，直到捂疼了，压住了那些奇怪又陌生的感觉。但是在看过几次这样的电影之后，兰妮心里的不安竟开始变成了好奇。有一次，她忍不住在黑暗中小心地把手从眼睛上挪开了一点，结果一下就看见了那些让她浑身发抖的洋人男女接吻的镜头。她顿时感到浑身发软，呼吸困难，不明白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怎么能在革命电影里出现。她在黑暗中转了一下头，去出乎意料地发现原来许多看不清脸的人也都和她一样，正紧张而专注地从从手缝里偷看电影里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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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村里头天晚上放过电影，第二天女人们在一起干活时定会谈起那电影的内容，而她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臭骂一顿电影里洋人亲热的镜头。“我从来都不看，”总有不少女人不无自豪地宣称。兰妮每次都比别人骂得更厉害，时间也更长些。她厌恶地说那些洋鬼子怎么当众做这种事也不知羞。
后来，兰妮在看了更多这样的电影之后，那些让人极不舒服的镜头竟开始出现在她的梦里，取代了她的儿子。她醒来后感到非常气愤，但却无能为力。她暗自庆幸没人知道她的梦。
可是更糟糕的事继续发生。她后来竟梦见自己变成了被人亲吻的洋女人，而她从来都不知道那个亲吻她的人是谁，长什么样，因为她根本不敢看那个人的脸。这让她不但愤怒而且非常惶恐。而越是怕，这种梦就越是频繁地出现。有好几次，她强迫自己不去看电影了。
一天傍晚，一个来天水坞插队落户的女学生，人称“小观音”的姑娘来到兰妮家。她因为会扎针灸，现在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了。那天长河不在家，兰妮把她让进了屋里。兰妮和她不熟，但是已经听说了不少关于她的事，包括她用针灸治好了一个县医院都没能治好的村民的胃病，还有一个腿疼不能走路的村民也被她用针扎好了，现在可以下地干活儿了。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