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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光倏地被惊醒，好象有什么东西洒到了脸上，然后又钻进了鼻孔深处。这一次他完全睁开了眼睛。湿凉的空气从敞开的一个个小玻璃窗里向他吹来，让他不清醒都难。他微微张开了嘴，像冒出水面的鱼一样鼓吸着，贪婪地把有着熟麦和雨腥味的空气吸到体内。他看见窗外不远处的麦田里，村民们正匆忙把被雨淋湿的麦子打捆，装车，然后运到场院去晒干。每年的麦收季节都在雨季，被雨淋过的麦子必须及时运走、晒干，否则马上就会在地里发芽，长毛。拉车的骡马因为地湿蹄子不断的打滑，嘶叫着拼命要把装满麦捆的大车拉出麦地。它们重重的喘气声混夹着车把势此起彼伏的呼喊声，统统传进了李东光的耳朵里。看着窗外移动着的鲜活景物，他因为刚才的梦心仍在怦怦急跳不止。
几只灰喜鹊落在屋外的大核桃树上，开始从自制的饮水器里取水喝。这些鸟儿以自己最坦然的形态在自然中度过着它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特定瞬间；它们在枝头上下跳动，灵活迅速地抬头，转头，颜色柔和的尾巴随意摆动着，并时不时即兴地发出短促的叫声。
看着由那几只会飞的生灵组成的活动画面，李东光一用力竟然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他再次向玻璃窗走去。湿润的风徐徐地吹在他苍白的脸上，他感到很舒畅。他手扶着窗框，关闭了所有思想，一心一意地吸着来自麦田的空气，让全部感官自由地享受着没有任何概念干扰的感受。时间过去了很久。
天色开始发暗了。透过右边的大玻璃窗，他目送红得触目惊心的夕阳再次一滑入杨树林里。就在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汉字“梦”的构字起源。古人早就把黄昏定义为做梦的时分。他体验着第一个造字人的最初心境，猜度着那人是否曾也像自己一样听到归巢的鸟儿那阵阵的令人愉悦的鼓噪声。
退休教师吴东光的脸上浮起了少见的微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蜕变成了一个自由人，一个在思维和感觉上都真正自由了的人。
然后，他感到被什么力量拉了一把，一阵奇特的晕眩开始弥漫上升。
李重那天傍晚照例去看他的表弟，发现了仍坐在椅子里却已经昏迷的李东光。他立刻叫了几个村民一起把他送去了县医院。
弥留之际，他睁不开眼睛，却又进入了那个熟悉的大脑的奇异状态，并在那个状态下完全清醒着。他感到了与他分开多年的朋友齐天卓正用双手握着自己的手，和他想象中期待的有着同样的质感、力度和温度。他还听见朋友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脑中马上就出现了天水坞杨树林尽头的土坝，和夕阳西下时的奇幻美景。
“听着，你先去，在那边等着我。我当然记得咱们争论过夕阳落下去以后去了哪里？你我最后都同意，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灿烂着，是我们眼睛的局限看不见它而已。你说得对，夕阳后面的世界肯定更美，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弥补在这个世界里被自己虐待了的情感，因为没有了纠缠了我们一生的恐惧。我没有善待命运给我最好的礼物。。。先去吧，东光，找个有树林的地方坐下来等着我，我一定会来的。”
退休教师李东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终极快乐。他闭着眼睛向上看，感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带着朋友手上的余温和听到的耳语，他清醒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轻缓地向上飘去，离开了病床和窗户，向着天水坞杨树林后面正在下沉的夕阳飞去。
他的身体里似乎被注入了比活着的任何时候就都更多的活力和勇气，轻盈地、徐徐地飞进了生前看过无数遍的那片橘红色夕阳，随即被巨大的温暖包裹进去。他发现自己的形体消失了，溶进并变成了那浓郁色彩的一部分。
会飞的感觉太好了！他一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也会飞，直到生命消失的那一刻。
一个被深藏的恐惧——省委书记齐天卓
2003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辆黑色奥迪A6颠簸着驶进了天水坞村边一片过人高的玉米地，在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拐角处停下。没一会儿，从车里下来一个体态微胖、头发花白，约六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他先朝四周看了一下，转身向车里的司机交代了几句话，然后用手拽低了头上浅棕色列宁帽的帽沿，开始独自沿着玉米地里的一条田埂，向村西那片杨树林走去。
高个子男人叫齐天卓，他边走边眯起眼向不远处的天水坞村张望。此时的天水坞村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收了工的村民刚回家不久，女人呼喊孩子回家吃饭和家畜兴奋的叫声交响成一片，让走在田里的男人听了感到一种久违的新奇和迷离。他穿一身黑色西装，脚上深棕色的牛皮鞋踩在高低不平的田梗上，显得挺吃力。看得出，他不是本地人。事实上，他过去与这个村子本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三十一岁那年认识了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一个后来成为他一生中唯一能够称为是朋友的人。这个人几天前刚刚去世，他今天就是在开完他的追悼会后直到这里来的。
朋友的追悼会是在他教了一辈子书的乔县中学小礼堂举行的。这个学校的前身是西方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创办的教会学校，留下很多西式建筑，追悼会使用的小礼堂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小教堂。齐天卓请求学校让他参与安排这个追悼会，并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会场布置得很简洁，但是很用心，因为他知道奢华定会有违他简朴了一生的朋友的意愿。在小教堂的入口处，悬挂了一幅他朋友的学生画的巨幅墨荷图。
这所学校其实也是他和刚去世的朋友共同教过三年书的地方。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一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老清洁工和一个早已退休的老校长，现在的学校里早已经没人认识他了。
朋友几十年里教过的学生来了那么多，小礼堂几乎装满了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大都是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有的甚至是从纽约和伦敦搭机来的。他们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三、四十岁不等。一个三十多岁戴黑色墨镜的男子把几本泛黄了的旧书放在他朋友遗像旁的桌子上。书的名字虽然看不清，但从那人虔敬的表情和动作中，他能感到那些书在这个学生和他故世的老师之间肯定有着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故事。
一条挽联上的毛笔字写着：“感谢您用文学中的不朽灵魂在乱世中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让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发出即使不太亮，却属于自己的光。”
另一条挽联上写的是：“启蒙者一朝为师，终生为父。”
追悼会现场有一种很个人的气场，仿佛人人都是为了一个逝去的家人而来的。置身在流动的人群里，看着眼前的一切，齐天卓忽然感到自己对这个他一直认为曾经是生活中最熟悉的人的生命过程，其实是陌生的。这种意识让他脚发软，一种恐惧擒住了他。是一种来自彻底自我否定的恐惧，一种被自己欺骗了的恐惧。这突来的醒悟让他右臂的肌肉无法控制地痉挛起来，从轻微到剧烈。他小时侯喜欢在房顶上看书，一次下雨瓦滑，他在下来时摔断了右臂，从此就留下了一个遇到激动和紧张时就会颤抖的毛病。
齐天卓被列为追悼会的致辞人之一。看着眼前那些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他的朋友来说曾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他犹豫了。他知道，先前准备好的悼词已经不适用了。他沉默了许久，然后抬起头对着众多双眼睛，艰难地说，认识这个人需要很久，也许到今天都还不行。他说自己没能做到，尽管他认识这个朋友除了教师身份以外的方面，比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多。他说他此刻才真正意识到失去这个朋友意味着什么。他说，你们作为他的学生，可能失去的是一位良师益友，而对于我来说，远不止这些。他徒然地按着自己急速震颤的手臂，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不久前，就在他的朋友临终时，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得不艰难地面对生命中一个被他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几十年、只与感情有关的过去。他看着病床上的朋友那张今后除了记忆将再也看不到的脸，那张在最后一刻仍是那样平静和深思的脸，一段一直被他刻意回避的记忆全部展开并复活了。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朋友除了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一生从未向任何人要求过什么，尤其是自己。而他曾经给予过自己的，除了救命之恩，还有一生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给与他的友谊。
齐天卓开始不无惊恐地质问自己，他的生命是否在过去那个与情感有关的时刻被自己错误地改写了。这种颠覆性意识的忽然出现，给他带来的是突如其来的悔恨和绝望，他感到呼吸艰难。几十年来他在社会上的一切体面存在，一瞬间被什么无声却致命的东西击中了，然后爆炸，炸得很彻底，原有的一切如同被原子弹毁灭后的广岛，剩下了一片凋零和灰烬。
在来天水坞村的路上，车窗不断地闪过久违的乡间景物。大片长着庄稼的田地和零散的村落从他眼前顺序闪过，偶尔会出现一群羊和一个放羊的孩子，或是一、两个挖水渠的农民。
他重新开始了对朋友的思念，不同以往的思念。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条被人放进了塑料袋里的鱼，一直以为那个袋就是海，里面的水就是海水；直到现在他被抛出了塑料袋才发现，他以为一直在维系自己生命的其实是以海洋名义存在的沙漠，并不是海洋。懊悔有时比死亡更难面对。他感到作为物质存在的自己虽然还坐在飞驰的汽车里，但灵魂已经被碾碎成无数眼睛看不见的微小颗粒，点点飘出窗外，飞进了暮秋傍晚色彩斑斓的天际，然后彻底消失。那自身消失的感觉竟令他全身突然松弛，接着是一种陌生的惬意。
齐天卓是中国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由于他刚刚去世的这个朋友，使他的人生故事，尤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人生故事，充满了迄今大多数人仍无法接受的内容。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此刻他正在走向的暮色迷蒙中的杨树林的存在，也像世上其它无数人的故事，是由于其不愿被人面对的真实性才显得尤为可贵的。
齐天卓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后被分配到乔县县政府所属的一家党报当了记者。他工作了没几年，由于能力显著，很快被升为副主编。
当时是六十年代初。在报社工作的五年里，齐天卓把整个乔县转了好几遍，不知不觉中对这块到处是历史遗迹的土地产生了理性欣赏之外的个人感情，尤其是对于那条建于隋代的大运河，他更是情有独钟。他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乔县两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当地风土人情的书，书名是《时间的触摸》。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确信乔县一定就是作者的故乡，因为里面在讲述历史的同时还写进了很多只属于个人的情感。书被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在知识界得到了相当好的评价。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