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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１、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２、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４月１９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有点像划船的浆声，心中晃荡了一下。我再一次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那好吧，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好了，我、正、站、在、你、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说完她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一起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去了我家乡的小城，已经去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看过，打电话的时候正坐在一条渔船上。我胸中立刻给一种莫名的情绪涨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小河，汹涌，混浊，退得也快。
许可佳回北京后，来看过我一次。我跟她绕了半天圈子，想把话题绕到我和她的事情上去，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让她不要为了我空耗青春和感情。话题刚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支支唔唔地对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清楚。”许可佳打断了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又像上次那样说不是好消息就不要告诉她，让她自己慢慢弄明白。我以为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没有说下去。这次她刚从我的家乡小城回来，我母亲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些表亲告诉她有个讲普通话的女孩到处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马上联想到了许可佳。我觉得许可佳可能打听到了玲姐不是我的表姐，许可佳也就明白了自己和我没有共同的未来。她不让我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也好。我和她的关系本来就没有用语言固定过，到了最后，也不一定非得亮出那些残忍的话不可。许可佳在我家里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匆忙离去。好像我父母不在这里了，她坐着站着都不自然了。送走她后，我在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在发酵，像美酒一样醉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呼出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逆流而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是坏事还是好事），把我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没有风，没有月亮。星阵密集，清晰，却又像命运的语言一样神秘。我忽然觉得我的大脑跟星空联在了一起，准确地说，深邃的星空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我的大脑里。我真想马上打电话把这种感受告诉玲姐，双手挤了挤脑袋，忍住了。又挤了挤脑袋，冒出了一个主意。我决定在玲姐生日那天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能给她星星，不能给她月亮，但我可以用她的名字给星星命名。
我马上打开电脑，上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网站，填了一份申请表，从帐上划过去了８６０美元。
我选择的是白羊座的第二颗亮星，第一颗已经被一位法国人命名过了。白羊座在黄道星座中虽然不起眼，像芸芸众生一样普遍，但玲姐是白羊座的。在希腊神话中，白羊座还跟我喜欢的金羊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网页上介绍，每年12月中旬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白羊座正位于北京上空。那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但愿到时候我能跟玲姐一起去紫金山天文台，或者河南登封观星台看看它。至少，我们应该一起上楼顶去看它，并排坐着，脑袋挨着脑袋。
没几天，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确认信。确认信告诉我，申请和批复已进入网站数据库，一周内还将有一份漂亮的证书通过快递公司送到我手里，上面有我所命名的星星的座标、星图和观星信息。确认信后面，附有一位主管的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份申请，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发布。最后他祝我和玲姐福星高照。我毫不犹豫地敲出了两个字：同意。然后祝他星运当头。
４月１９日很快就到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空气里照例有柳絮飘荡，花朵照例在开放，大街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要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玲姐的答复悬在心里，这一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美好得让人只想到处闲逛。
早上一起床，我就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没把命名星星的事告诉她，打算见面的时候突然亮出证书，让她惊喜一下。她在电话里情绪好像不太好，她说一个女人４１岁的生日有什么好祝贺的，过一次生日，就老掉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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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跟她辩论。关于岁数的看法，我们一直不一样，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快递公司，让他们给玲姐送一束鲜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感谢４１年前的这一天，让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进了公司大门，我又给玲姐打了个电话，忍不住提了一下她应该答复我的事。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小天，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说：“你不能什么呀？”
玲姐说：“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事。”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上外面吃饭，你想吃什么？”
玲姐说：“吃什么都好，只是，我也不能当着面跟你说这事。”
我笑了，说：“那你要怎么说呢？”
玲姐停了停，说：“你等我的信好不好？”
我说：“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还是只能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前。”
玲姐说：“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我说：“你愿意多想就多想吧。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多想其实是多余的，无论什么事，一多想，就复杂了。还不如靠直觉，脑子一热，腰板一挺，就定下了。”
玲姐笑了，说：“那是你。我做不到的。”
“嗯，好吧。”
刚挂断电话，就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给星星命名的事，要求详细采访。我推到了明天。接下来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的事，我都推到了第二天。
下午，我知道不能准时下班后，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先去餐厅点菜。玲姐反对，还说了好几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总去外面吃饭不像是过日子的样子。这条理由让我觉得有些温暖，多少抵消了一些上午她在电话里带给我的不安。差不多整个上午，我都有些不安。她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几个“我不能”，她不能什么？事到如今，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多半不是什么好话。或者，她要答应嫁给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有些乱。
在去玲姐家的路上，我摸着国际星座登记局寄来的证书，在心里发着狠，这次要是她真的不答应嫁给我，我也真可以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