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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２２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４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４０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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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