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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之为某些人所不齿，也确实其源有自。商业化时代，一些小说借“好读”而媚俗，由此把“好读”变成了低俗庸俗的代名词。于是在某些“纯文学”作家眼中，“好读”便成了浴盆中的婴儿，和脏水一道被泼将出去。柏杨小说，“好读”却不俗，“曲高”而和者众。因为它们于“好读”中关注人性的复杂、关注人权的维护、关注心灵的尊严与救赎。我以为，关注“人”，恰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柏杨的关注，更以“形而上”为其旨归，题旨所呈现的哲理化特色成为了柏杨小说的个性风貌。
按照大陆一般评论文字的规矩，往下该说到柏杨小说的艺术特色了。虽是晚辈，对作为小说家的柏杨，自认为心灵是相通的。一本正经地谈论先生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风格，对于晚生我来说，实在是很别扭的一件事。对于先生来说呢？也未必不别扭。因为我想起早在十几年前，看过先生的《求婚记》，先看那“自序”便已忍俊不禁。先生之要作小说，似乎有点“抬杠”性质——“盖听说有些不开眼人士，认为柏杨先生其笨如牛，不会写学院派小说。咦，是何言欤？……我有啥不会的？逼得紧啦，我就生个娃儿教你瞧瞧。”又想起先生的《古国怪遇记》前言——“夫柏杨先生，生有异禀，少有雄心，气壮山河，伟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纵英明，十八般文艺，件件精通。不但杂文天下第一，地上无双；小说也同样的天下第一，地上无双。……谁要说我不是旷世奇才，谁可得小心，万一黑巷子里有人飞砖，把贵阁下尊头上打一个大包，可别往我身上赖……”以此等游戏心态来作小说者，已臻化境。嬉笑怒骂，妙趣天成。我若还人模狗样地“柏杨小说之结构语言”云云，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
被老爷子“夫妻档”哄将上来写什么“序言”，这已经折了寿。再班门弄斧一番，但愿别遭遇“黑巷子”里“飞砖”才好。阿弥陀佛。
打住。聊以为序。
2007年8月24日
陈忠实：阅读柏杨
——“典藏柏杨·小说”读记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首先在敏感的文学界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化界引发议论，似乎媒体上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争论。我闻知这个信息时，当即到街头最近的一家书摊上买到这本书。那时候我住在原下的乡村老屋，夜静时读《丑陋的中国人》，竟读得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常常在读到那些精妙的毫不留情的议论时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烟，站在我的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里，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疏的轮廓，咀嚼品咂那种独到的尖锐和深刻，更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就我的心性而言，这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和情绪。我可以不在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到自我膨胀再到大言不惭胡吹冒撂的人和事，而当读到那些在自己尚未意识尚未发现的独到见解时，一种新鲜的富于启示的深刻，便自然地折服并出示敬重的情感了。一个令我折服并敬重的名字，是不会忘记的，这是柏杨。
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里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面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以柏杨的短篇小说集《凶手》、《秘密》为例，柏杨的眼光专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生活，这是我阅读的直观感知。在他以各种艺术方式结构的短篇小说里，几乎全部都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生活里多种职业的普通人——业务员，公司职员，雇员，教授或教师，娼妓等。每个人几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难关，都是令人心头发紧发颤的悲剧性人生。几十篇短篇小说里的百余个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剧，勾勒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生动、逼真的情状，万象世态里的社会不公，虚伪奸诈，金钱和物质对人的形形色色的扭曲，读来真有屏息憋气汗不敢出的阴冷和惨烈。
《相思树》里写了一个曾经负过伤的抗日连长，失业落魄，到处寻找打工而打不上工，连坐公交车的五元钱也凑不齐，到一个曾经在大陆时有交情的朋友开的饭馆蹭饭吃，不料这饭馆主人因入不敷出而破产，竟吊死在窗外的相思树上。这位流浪街头的抗日连长，面对吊死的朋友，思念起他的为他从骨缝里掏出子弹的女儿。更令人惨不忍读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士兵，曾经在肉搏战中用枪托打得日本鬼子脑浆迸溅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时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剂，而手中只有五元钱，到几位熟人处借钱分文未获，尤其是那个被他从日军俘虏营里救出的人，到台湾后发了财，却把他巧妙地支开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进当铺仍凑不够钱数，妻子因抢救不及死在产床上，他于悲痛到绝望时冒着大雨跑到抗日纪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伤的疤痕敞亮给天空和雷声，撞碑而死。我读至此，已听到隆隆暴响的雷声，已看到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溅的鲜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后柏杨愤怒的眼睛。他的呐喊，在那位抗日英雄脑袋撞碑的血花里，如雷一样轰响。
柏杨说，社会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上述这两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人生悲剧，读来令我触目惊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读的恐惧感。这样的阅读心理的发生，许多年已经没有出现过了，类似年轻时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情景。不单是我对这两位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鲜血维护我们尊严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难以承受，更多的篇幅里所描写的普通人艰难挣扎的生活状态，同样使我透不过气来。《进酒》里写了一位失业的大学教授，在完全的绝望里发出无奈的天问，人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人与猪是一样不可选择的。《窄路》里写了三个少年时代的好伙伴后来的人生历程，一个为求职做小学教员四处求情而不得；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严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儿于困窘无奈的境况下私开娼馆，出卖自己；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韦召去看他的朋友时，瞅见了沦为娼妓的朋友的女儿，已经没有了羞耻感，其母（朋友妻）不仅和女儿一样面对昔日的朋友毫无惭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给她什么也没留下……这种咒怨和控诉，与其说是对着死去的丈夫，毋宁说是对着那个时代里的台湾社会。《客人》里同样写到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惨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于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时买了三个粽子，那么一小点花费惹得夫人生气发火。夫妇二人却诚恳地招待了处于饥饿摧残中的一对父子。父亲无疑也是一位有知识的失业者，竟然一连吃下六碗米饭，而不好意思夹菜。这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线界上的公务员、教授等人的情状，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着社会对人的摧残。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夸张和矫饰的沉稳的文字叙述里，我感知到柏杨关注社会民生的强大思想，这种思想决定着他全部情感的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会里无以数计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仅关注这层人群，而且十分敏锐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基本质地，决定着他独立存在的永久性，也决定着他的创造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无可替及。
柏杨还说，个人悲剧是个性造成的。这句话是前一句话的另一面，构成柏杨审视社会和人生的双重视角。《凶手》写了一个嫉妒到极端的人的畸形心理。这种嫉妒不断产生无法缓解更无法消除的仇恨，残忍到连自己也承认为禽兽不如。柏杨在这里展示出一种恶的人性，一种把卑鄙演示到极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恶的更深刻的展示，一个名叫钱国林的年轻人，为北洋政府上海特务机构供职，先设奸计诬陷他瞅中的婉华为革命党，再把这个诬陷的罪名栽到婉华的恋人家康头上，先致婉华入狱，再致家康被酷刑施暴致残，蹲三十五年牢狱一直到死，心理的冤屈也无法辩白，更无法向婉华表白。钱国林以这件罕见的阴谋获得了婚姻的目的，娶了婉华。婉华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生活在一起。这种恶的人性酿造的惨剧，读来令我后脊发冷，却也超出了一般个性的理解，主宰个性的是品德，以及能任这种披着人皮的魔鬼恣意的那个社会。作家柏杨鞭挞的既是人性之恶，更鞭挞社会之恶。在那样的社会生活里，这种人性之恶既得助于权力而膨胀，也依赖财富肆无忌惮地横行。《一叶》里的老板和秘书偷情被老婆察觉，却怀疑魏雇员偷窥泄露，不仅解雇使其失业，而且陷入更惨的绝境。偷情的女秘书此刻被老板送到美国留学。这里的个性也让人更深地看到社会，穷人和富人，道德和法律，对人性善的扭曲以至摧残，对人性恶的张扬和横行。柏杨对个性造成的个人悲剧的一篇篇小说里，其实都不局限在单纯的个性层面，让我感到更广阔也更深层的社会背景里的丑恶，才是这种人性恶得以肆无忌惮地给善良的人群造成伤害的根源。
柏杨的这种坚定而深刻的思想，显然体现他的一组爱情题材的作品里。柏杨冷峻的眼光所透视出来的爱情形式，大多数不仅缺失浪漫和诗意，而且有一种痛切的强烈感受。《秘密》写了设计致死哥哥又逼得父亲自杀的逃犯徐辉，在一个月夜把叶琴诱到豪华公馆，说他已继承了千余万美元的家产。这个本来不大乐意和他游园赏月的叶琴，一下子就叫起哥哥了，就接吻并把身体献上了，山盟海誓永远陪伴徐辉。这些行为一般看作肤浅，似乎无大非议，令我触目惊心的是，徐辉完成野合之后，便一幕一幕揭开秘密，父亲信赖哥哥而把继承权决不传给他这种不成器的儿子，他便设计害死哥哥，活活逼得父亲自杀，警方把全部家产没收，他背着债务一无所有从马来西亚逃回中国。这个叶琴在听到他杀兄夺财的恶行时，不仅丝毫不以为残忍和丑恶，反而继续表白着爱的誓言，赤裸裸地说：“即令你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