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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隐私和说不出的冤屈？我不得而知。不过，他们以生命的消失为代价，成了乌溪小镇人们心中默念的英雄。那个下午，我去拜谒了他们的坟墓。在临近大江的高速公路上，有个很大的水池，那是鱼塘。烈士陵园旁边的山峦树丛，金橘已经成熟。高高的烈士纪念塔下面，集体掩埋的是在我们这片山水牺牲的革命者。从反清志士，到三十年代的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清匪反霸，土改工作队员，一直到抗美援朝，中印，中越，中苏以及后来抢救落水儿童，抗洪救灾等等，构成了上个世纪我们这个大家族的英雄谱系。一切为了这片土地安宁祥和而牺牲的烈士，都安放在这里。我在青松林里在摆放着鲜花的巨幅长长墓碑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王伯瀚，男，一九二×年×月生，中共××省临委军委委员，一九五零年×月被×××暗害。”
“柳水英，女，一九三×年×月生，中共××县临委妇女书记，一九五零年×月被×××枪杀。”
这就是那对野鸳鸯？难道断桥下的鸳鸯，仅是他们的化身和替身？还是错误的历史，以一种正确的面目浮现？
过去的江边小镇，现在已经发展为江边小城。新修的城区，在一大片山峦与平原之间，面对终年流淌的大江。
出租车驶过新修的大桥。宽阔的大桥两旁，是玉兰花瓣形状的路灯。通往新县城的宽阔道路两边，新栽的松柏郁郁青青。某某超市、百货大楼、农资公司、电信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人大、政协的大红招牌和门牌，应有尽有。政府大楼修建在坐北朝南的涞滩广场，半月形的高楼上，挺立着一杆鲜艳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下，一枚巨大的国徽镶嵌在楼檐正中央，金色夕照里，闪闪发光。我的心里，立即生出一种庄严的感觉。望着对面浩浩荡荡日月奔腾的大江，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心脏，伯瀚和水英、老商和水灵们，为她的诞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在不知新中国黎明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被枪杀，或暗杀，不知是不是他们冤魂诉说的一种？辉煌气派的政府大楼里，郎天裁镇长或者蓝一号，是不是在里面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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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牙（3）
历史的乐章，沉重而飘渺。我必须亲眼看到那对革命又被诬为叛徒的野鸳鸯。革命和叛徒，在他们生命中，也许都变得很实在很沉重，唯有他们作为情人和恋人，才可以化为野鸳鸯，留给涞滩码头那一带浩荡江面上的月白风轻。
一代代爱情生命之歌，就这样在自然肉体之上，翩然而至，悠然而逝，来无影去无踪。随我的身影与幻影，生动异常地走来，模糊迷幻地逝去，给人们心中留下那样深重的刻痕与伤痕。
柳如风的双胞胎女儿，柳水英和柳水灵，一曲呜咽悲愤的乌溪河女儿之歌。关于她们的传说，还在乌溪小镇人们心中流传。县城省城档案馆解放战争和剿匪的历史档案里，有零星记载。廖佐煌在国军川军中发迹，在云贵川边界驻防。抗战兴起，初期，已是国军某团团长，回到乌溪小镇，在狮子岭城堡协助开办牵到大后方的黄埔军校，任本地江防司令兼保安团长，权贵一方，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地方势力。征兵派款，为抗战前线供应人力物力，名正言顺地把方圆数百里的政治经济大权抓在手中。乌溪小镇柳家的染坊和烤酒作坊，当然也在廖佐煌征集范围之内。为顾全大局，也为一个合适的安排，柳如风成了廖佐煌万年台歇马场廖家大院的管家。廖佐煌并没有把柳如风仅仅看成奴才，他们相处不错。你想，不是自家人，廖佐煌怎么会把廖家大院的管理权，交给外姓人？可是，管家和主子之间，他们的本质关系不会改变。柳如风的一切家产，必然都成为廖佐煌私有，当然，还包括柳如风的两个女儿。为这件可耻的事情，柳如风曾气得跳进了乌溪河。他的女儿刚满十六岁。那是一九四八年，国军节节败退之际。廖佐煌从打了败仗的国军队伍里，捞回一大笔军饷，偷偷逃回乌溪小镇上来花天酒地，享受人生的同时，又试图东山再起。柳水英是廖佐煌的第某个姨太太，柳水灵则是水英的伴娘。收房的日子是在乌溪小镇的秋天，乌溪河对岸的田畴，稻谷金黄。桑树林里，百鸟鸣唱，青翠浓密。当时，倔强的柳水英坚决不从。廖佐煌和柳水英，达成了什么协议，后来他们住在一起了。柳如风继续在万年台廖家大院当管家。他们在新修的洞房里，住到了冬天。远处战场上的枪炮声惊天动地。狮子岭城堡军号声声。显然，廖佐煌逃回老家的目的，也不是仅仅为了新添一房姨太太。也许为了扩充势力，也许还有更阴险的目的，廖佐煌把水英和水灵，送到几百里开外的省城，一说是进入女子学校读书，一说是送给他的上司某某省主席和什么司令长官，当佣人保姆、情人和间谍内线。总之，水英姐妹俩离开乌溪小镇进入省城的真实身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完全说得清。
那是冬天的早晨，乌溪河两岸，桑树凋零。红得发白的太阳，高高地挂在灰蒙蒙的老君山巅，把凝重的冬水和两岸青霜，辉映得闪闪发光。从万年台通往河边的小码头上，一叶桐油漆过的乌篷船，头戴着金绒帽、身穿貂皮衣的水英和一身小姐打扮的水灵，向乌溪河下游的涞滩码头驶去，而那时，身穿青色长衫的高瘦汉子柳如风，扛着沉重的棕色皮箱，把姐妹俩送上小船之后，立在码头上，望着朝阳下的小船，手搭凉棚，擦着汗珠。那时的水英水灵姐妹俩，同为双胞胎，长着同一张水绵绵的白净面孔，柳叶眉、葱头鼻，明目皓齿，青丝如云，活脱脱一对乡间美人，一般人很难把她们区分清楚。只有她们的父亲，给姐妹俩的手腕上戴上不同颜色的玉镯子。水英的鹅黄色，水灵的浅绿色，以示区分。此刻，姐妹俩立在船头，看岸边的水竹，看远山的晶莹，看远水的渺远，而给他们划船的小伙子，是便衣打扮的廖佐煌的家丁。据后来乌溪小镇上的人们说，这天早上，发白的青霜和冬日的暖阳中，俏立船头沿溪而下的姐妹俩的剪影和远影，清晨，或者黄昏，常常在人们的幻觉中出现。因为，她们的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双双回来。
一九五零年，春天。水英死在涞滩码头。把她用手枪打死的，正是划船送她出门去和王伯瀚会面的廖佐煌的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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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牙（4）
一九五一年，暮春。水灵死在女儿峡深处，被廖佐煌起义又叛乱的土匪抓住，和土改工作队队长老商一起，吊在女儿坪，或万年台歇马场的大洋槐树上，点了天灯。
而那时，廖家管家柳如风，则改名换姓，逃进了深山。
柳水英一九四九年在省城究竟做了些什么？有一种说法是，她完成了廖佐煌交代给她的使命，在省城某司令公馆里做了该司令，当然是廖佐煌的顶头上司的姘头，不久，回乡躲避战乱的廖佐煌，被分到了一个新编练军，重新任命为我们这一带的江防司令，驻扎在狮子岭城堡，抵抗有可能从云南贵州入川的解放大军。还有一种说法是她没有做姘头，而是进入教会办的女子师范学习音乐和绘画，认识了当时的地下党员王伯瀚，并深深相爱，后来，临近解放，党组织派他们二人回来做廖佐煌的策反工作，当晚，即被廖佐煌指使家丁特务杀害。有人说，不是当晚，而是在柳水英给廖佐煌摊牌之后。所谓摊牌，就是说现在已经解放，我不会再和你过三妻四妾的生活。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恋人。他是地下党革命者，我要和他结婚，如不同意，我就和他私奔。廖佐煌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气极，便表面答应，同意水英叫来王伯瀚，最后，将二人分别杀害在涞滩码头的鸳鸯桥下。这件惨案，历史书上有明确记载。至于廖佐煌属于起义，还是被解放大军打败，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柳水英早就偷出了廖佐煌的城防江防部署图，交给了王伯瀚。有人说，不是罗乌支，而是柳水英亲自打开狮子岭城堡迎接解放大军。也有人说，两件事情都可能已经发生，具体情况，现在，廖佐煌和柳水英，都已经死去，无法对证。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这一带，远远不止乌溪小镇，在解放大军占领狮子城堡、渡过涞滩码头，解放百里开外的江边小城时，基本上没费一枪一弹。廖佐煌是一个比柳如风更加随风倒的角色。解放前夕，他在狮子岭城堡勉强拼凑起来的新编练军，根本就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捞军饷、搞女人，然后跑掉。他的那支部队，有上万人马，装备不齐，毫无战斗力，被追来的解放大军勉强收编。
柳水英和王伯瀚是不是被廖佐煌指派的家丁特务，枪杀在涞滩码头的鸳鸯桥下，本来已有了结论。可现在又有一种说法，在那里被枪杀的柳水英和王伯瀚，仅仅是替身，而真正的王伯瀚和柳水英，已经随着鸳鸯桥下的那一片水葫芦，烈日或月光下，随大江边日夜徘徊的船只和大鸟飞去。还有人说，王伯瀚和柳水英的尸体，被抛入大江后，并没有死，而是被大江上打鱼的船队救了上来，他们随一支叫“大鸟”的船队，漂流到大江下游某支流一个如诗如画的小镇上去，开荒种地，生儿育女。这些不是很清楚的历史事件和我们家族中男人女人们的命运，常在暗夜里把我从梦中惊醒。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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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冬日。坐着小船，贵族小姐打扮的柳水英，为了爱情，为了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离开乌溪小镇，失去了生命。和她一道到省城的妹妹柳水灵，又开始了她另一种命运。水灵离开乌溪小镇，还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她是怎样在一九五零年春天，乌溪河两岸，油菜花金黄，鹅黄的桑树枝条，正蓬勃生长的时候，被廖佐煌的叛匪抓住，吊在女儿坪或万年台的洋槐树上“点天灯”？这是残忍的历史事件，真实的生命画图，当时，柳水灵被土匪，大约是从观音洞，或女儿峡深处女儿洞，披头散发地拖出来游斗。历史书上记载，那个桑树林里长大的柳家少女，不满二十，满脸惨白，头发蓬乱，被土匪押着游斗，路过乌溪小镇老街，路过万年台区公所，集中到女儿坪，沿路围观的老人小孩，汉子妇女，看见她和老商，五花大绑，上身赤裸。她的乳房，被观音洞里的土匪用烟头烫伤，肿得像茄子吊在胸前，晃晃荡荡。当年整理剿匪征粮历史资料的同志，删去的这个细节，几十年都没有恢复。现在的资料，基本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不过，我也担心，可能会被乌溪小镇新编剿匪历史电视连续剧的写手，添油加醋。我想，可能，如果她已经怀孕，如果她和工作组长老商一同被捕，他们在观音洞，或女儿洞的土匪老巢，经历了怎样非人的折磨。关于柳水灵的传说，现在还很神秘，令人琢磨不定。有人说，她并没有怀孕。她仅仅是当时省城速成革命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生，普通的土改工作队队员，在老商的领导下回乌溪小镇，协助征粮土改工作队的队部机关工作。那时，我们这一带，粮食最多的当然是军阀地主土匪头子廖佐煌。来乌溪小镇搞征粮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在老商的带领下，包括水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