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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鸳鸯的意象，珍藏着人们心底里的祝福，那就是当年王伯瀚和柳水英的显灵和化身。
“造孽啊！他是凶死的！”
如风老辈说。
“他是花死的！”
涞滩镇的老人说。
凶死，就是挨了枪子。花死，则为女人而死。无论凶死，还是花死，他们都为情而伤，为情而殁。
王伯瀚，地下党假扮的军师，或者，军师假扮的地下党，曾引诱廖佐煌的干女儿。又有人说，不是干女儿，而是廖佐煌许多个如花似玉的小妾中的一个。会唱歌，会说英语，会画画。当年在廖佐煌省城的公馆里，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那时，王伯瀚是乌溪小镇最有文化的年轻后生。他爹曾把他送到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去学习音乐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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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荚（3）
他们的生死和爱情，都曾是这一带山水的绝唱。
许多年过去了。王伯瀚怎么还活着？而且，他的活着给小镇老街老屋的拆迁，乌溪小镇红色旅游开发，带来了机遇，还是带来了麻烦？他女儿要回来买下东头绣楼老屋，还要在老屋地基上修建更大的别墅。唉，如今的世事，真难以预料。
多年后，二○○×年。我到石达开和红军都走过的那片山水，彝汉混杂地区，大渡河泸定桥安顺场一带，为完成新的《国色Ⅱ号》系列绘画作品采风写生，结识了一个朋友，彝族小男孩依嘎。依嘎刚上本地师范学院，读中文，并写诗，自己谱曲，唱歌。
“我爷爷是土匪。”
依嘎说。
“他教我奶奶种鸦片。我奶奶很勇敢，枪管抵住我奶奶的额头，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那晚，大渡河水奔涌地流，营盘山上的偏北风，呜呜地吹。营盘山，位于安顺场背后半山腰，面对滔滔大渡河，是当年石达开安营扎寨，最后全军覆没之处。
第二天，风和日丽。晚上，我参加一场彝家简易的篝火晚会。依嘎遗憾地告诉我：
“我姐姐没来，如果她来，其他那些彝家姑娘的歌，都别唱了！”
“为啥呢？”
“我姐姐的歌，全是我奶奶教给她的。那本土本色，可真是绝了。”
那晚，回到大渡河酒店，我梦到了一座山，一座青翠、旷远的山，营盘山背后的紫色十里红山坡。依嘎说，那是他爷爷、奶奶种植过鸦片的地方。
春天，杜鹃啼血，苍鹰盘旋。紫色十里红山坡，一片罂粟花的嫣红与艳红。那可是她奶奶，遥远、深情而悠长的歌？
原来，或者后来，乌溪小镇东头绣楼，女儿泉和大渡河宾馆，莫西小镇山寨木楼……我都曾见过并认识了依嘎的姐姐，一个心灵、歌声和身姿，都像云雀一样轻盈的少数民族姑娘——娜木措。
那年春节，我在乌溪小镇上过得十分黯淡。郎天裁因为小镇旅游拆迁与发展规划，到万年台区上、涞滩镇县上和更远的省里市里去，奔忙盖章、规划说情，当然也免不了请客送礼、喝酒打牌去了。如风老辈已风烛残年。不过，小镇特色名菜，毛血旺、河水豆花和肥肠汤，十分合我的口味。哪怕是春节，小镇上做这道名菜的柳家大嫂，郎天裁的妻子，人称六指，也扎了点点油污的白色围裙，在皂荚树下的小餐馆里，十分殷勤地忙碌。猪血从是镇西口河边刚杀出来的毛猪身上取下来的，热气蒸腾。白花花的米饭，散发着河对岸桑林坝稻谷的清香。柳嫂的女儿，柳叶儿，她为什么没随郎天裁姓郎，而姓柳？在万年台读小学，十一二岁，像段细柳，亮着雏眼，在湿润的屋檐下那排汪着清水的瓦盆丛中忙乎着，喂养刚从河里捉捞上来的泥鳅、鳝鱼、田螺和虾米。那些来自大自然的生灵和柳嫂的女儿一样，皆水灵无比，鲜活无比。吃过早饭，撑了绿伞，沿着细雨迷蒙的小巷，穿过古老湿润的青石小桥，迈向桑枝肃立的对岸，信步走在种植着过冬植物的田畴。细雨如梦，轻轻滴落在田埂、桑枝、蔬菜塑料棚和绿伞顶上，滋滋有声。雨点斑斑的小河，如烟似梦的山水，细雨中的小镇，绵延曲折，高低不等的吊脚楼，纷纷绕绕，错落有致。
这就是生命！
乌溪小镇，我们家族生命的舞台。我知道如风老辈和郎天裁镇长，为什么那么怕已经死去的王伯瀚回来。原来，这个小镇的大部分房屋，以东头绣楼为中心，大都是王家财产。没有等到土改，王家就没了人烟。那时，镇上住着的王柳两家。王家的儿子娶柳家的女儿，延续下来，王柳两家实际是一家。只因时世动荡，此消彼涨，才演化出绵长小镇王柳家族前辈后生不同的故事。王家祖上是文化人，秀才兼烤酒；柳家祖上经商，地主兼贩盐。他们两家互相竞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直到解放，王家人已绝迹，逃走的小儿子王伯瀚被打死。接着，十里山乡的山民纷纷搬到小镇。因为曾当过廖佐煌的管家，如风老辈也在镇上分到了立足的房产。廖佐煌的老家廖家大院，坐落在离小镇不远的万年台歇马场。廖佐煌历来对乌溪小镇虎视眈眈。可惜已经解放。那时廖佐煌在县城省城，还有更多更漂亮更气派的公馆。和大多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着的家族一样，也许，到了一九四九年，他们都来了一次重组。重组之后，贫富均等，相安无事，艰苦而平淡地过了好些年。这不，改革开放、红色旅游，过去的人们，影响这个小镇生存发展的人们，跑的跑，死的死，但毕竟也有生命的活力在涌动。它那不可阻挡的变革，即将到来、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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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荚（4）
而小镇镇长郎天裁，也许就是促使它到来的一股力量。
啊啊，望着细雨如烟的小镇，这是什么生命呢？它就在这细雨微风中，在廖佐煌未逝的亡魂、王伯瀚神秘的幽灵、郎天裁盖章规划、请客送礼忙碌的身影中到来，或延续的么？这种生命，只有清香的稻米，镇西头六指柳嫂家门前的火炉，那口大黑锅里飘着猪油葱花，紫黑豆腐块一样泛着亮光的毛血旺，和房檐下细柳一样的叶儿姑娘雏鸟明亮的眼睛，乌溪河里捞起来的泥鳅、鳝鱼、田螺、虾米，是世世代代、永远不变的生灵，或者遗产么？
我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呢？
不仅家族，更重要的是作为画家，柳偃子我自己。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准确地说，上个世纪###十年代，我那组引起轰动的军事题材《国色Ⅰ号》油画系列作品，展出发表获奖以来，我心里有种若明若暗的感觉，哪怕自己的脚，明明踩着土地，身子却不知飘在哪里，飘向何方。也许这就是永不满足的艺术感觉，或者，更可怕的，是我对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绘画作品及其价值，产生了怀疑。加上情感爱情的不顺，我甚至开始怀疑起了我的存在价值——生命本身！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像个画家，而像哲学家。《国色Ⅰ号》完成后，更多时间，我不是绘画，而是读书。读文学，读哲学，读中国西方艺术理论经典。我想，画家应该读哲学、精通哲学，而绘画的最高境界，则是用画笔在画布上直接涂抹形象的哲学。哲学家常怀疑生命存在，但对自己的学说深信不疑。而画家，可能怀疑的不是存在，而是绘画本身。先锋前卫新潮行为艺术，一天一个花样，这么弄不行，那么弄也不行，不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绘画和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没有把握么？
这不是行为的困惑，而是思想。
有什么样的思想，不使人困惑，同时，有什么真正的困惑，不使人产生心灵雀跃呢？
画家柳偃子撑着绿伞，行进在晚冬的小镇，蒙蒙细雨中。
一般算来，我应属于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在常人眼中，或经商从政，腰缠万贯，颐指气使，或纨绔子弟，泼皮无赖，霸占民女，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因此，我这个高干子弟，当得并不十分正宗。
对所谓高干父亲，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印象。说起来，我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小名瘦狗，大名刘正坤，名义上的某某军医学校校长，也的确应该算一位高干。那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寂静的东郊。山清水秀的某一角落，由清代某王府改建成的某某军医学校后院，一座林木森森掩映下的暗黄小楼，就是我家的住所。略显破旧，倒也整洁。小溪门前流淌，秋天枫叶如火，春天油菜花开。奇怪的是，那些油菜花，都是我父亲亲自栽种，而且，一种就是一辈子。小溪边种油菜，几乎是他春天里唯一的作业。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作业。手扶小月锄，“咯咯咔咔”，虚弱的身子，仙鹤一样傲立，虔诚满意的神态，颇得陶渊明“草盛豆苗稀”的遗风。现在，暗黄小楼和门前溪边的油菜花，在我印象中，已和我对父亲经历的了解一样模糊。我只记得父亲，一个高瘦的男人，那时，大约“文革”前吧，他还不是老人，几乎没怎么上班，很少说话，说话也是瓮声瓮气，间或一阵猛咳，“咳隆咳隆”，这就是我尊称他为“英雄老风车”的原由。说实话，现在想来，我的尊称中，也暗含着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深怜悯。后来，他说不动也咳不动，老风车也转不动了，成天坐在小楼正中客厅，端放着主席石膏像下面柔软的马扎椅上，往鼻孔里喷药水。他鼻腔里，还残留着弹片。不知折磨了他一生的弹片，是老蒋、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兵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那想起来可能十分精美的弹片，不能取出。一旦取出，他就没命了。这块谁也没有见过的弹片，仅仅只是他衰弱躯体内残留的弹片之一。他终于还是没有取出鼻腔和身上任何一块弹片，就离我们远去。他忍受了无尽寂寞，又领受了无尽的哀荣，热闹而悲哀地离去。本来，他是有资格进某某山革命公墓的，但他没有，也不愿意。留下遗嘱，叫我把他的骨灰送回家乡。他的家乡，当然也是我的家乡，究竟在哪里？这么严肃的一回事儿，后来，我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是后话。可见，父亲的确算高干，我也的确在祖屋，乌溪小镇深山处和布依族山寨遥相对望的中药世家刘家祠堂黝黑的木板墙壁上，药罐药臼丛中，看到过祖辈们曾使用过的锄头和犁铧。我早已没有了亲戚和本家。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时对我说起老家，说起他的亲人和仇人，总是吞吞吐吐。而且，他对我老家究竟在布依族山寨刘家祠堂，还是乌溪小镇？我为什么姓柳，而不随他姓刘？这样带根本性原则性的提问，他从不正面回答。
皂荚（5）
“送你回老家去。”
那年，一九七一。父亲往鼻腔里喷着药水，瓮声瓮气地对我说。
那时，我不满八岁。一场政治风暴，也可能因为某某首长某某号令，他在寂寞的暗黄小楼里待不住了，于是把我送回老家，乌溪小镇，一待就是八年。一九七八，恢复高考。后来，我考上某某美术学院，离开这里。国运遭厄，家道中落，我回来。大学毕业，绘画参军作品获奖，我回来。所以，至今，印象中的我的老家，就是如诗如画的乌溪小镇。或者，乌溪小镇，是我灵魂的老家。
如今，《国色Ⅱ号》系列油画作品创作，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二○○×年，春节，我又回到了这里。
乌溪小镇，它还给了我艺术生命。
这里，也许从这里，父亲参加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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