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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楼戏台背后抢走以后，寨子里也就没有了她的歌声，也没有了来和他决斗的少数民族汉子。他的决斗，将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更惨烈的程度，并且一路生死相伴。
这段改变了他命运的山路和悬崖，而今，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这片山水中。观音岩究竟做了多久红军的临时野战医院？档案记载得不十分清楚。如今的观音岩、观音庙，经过多次翻修装修，早没有了红军战士军医护士伤病员身影的痕迹。修葺一新的观音庙门前，再也没有那几口大铁锅飘着中药的清香。观音岩洞深处，还残留着红军留下的依稀标语。洞壁边缘一路大块紫褐朱红的色团，那是消失了的张牙舞爪的鬼怪图案，或是红军医院伤病员留下的血迹。也许，就是那些血迹，一开始就伴随了他的一生。而且，那天，他沿菜花地跃过去，不知当时，还是后来，他们一起到河边洗草药，他看到了那个红军女战士卷起的裤腿下面，有殷殷的血，蚯蚓一样，沿着她生白的大腿流下来，把清亮的河水染出了一片艳红，那艳红被清水卷去，而她生白的腿上爬下来的蚯蚓，却红得那样耀眼，并旋绕着草药的清香，他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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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你负伤了？”
姑娘抬起脸，迷惑地望着他。他顺手从河水中抓了几株草药，放在嘴里咀嚼。止血的半边莲，消炎的一枝蒿。他把嚼碎的草药吐出来，敷在姑娘的腿上。血染的草药，白花花红艳艳的。姑娘转过身，低头看了一眼，急忙捂着腿上的草药和血迹，退往岸边，惊讶地叫了：
“哎呀，我，怎么，负伤，怎么负伤的呢？”
那时，乌溪河上游，观音岩前，还没完全穿上红军军服，弯腰站在清水中洗草药的乌溪少男儿，难道真不知道姑娘腿根间的血，是怎样从哪里流出来的？
就这样，背着空剑盒的刘家小伙子，参加了红军。他的引路人，居然是他偶然相遇的那位不知什么原因腿间流血的姑娘。
那年，姑娘刚满十六岁。
姑娘有一个非常俗气的名字：田翠花。可刚满十六岁的红军临时野战医院女护士翠花，不久就被军阀土匪还乡团廖佐煌指挥的部队强奸活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历史与人生啊！翠花原来也是跟随红军一路赶来的孤儿。有人说，她父母早已冻死饿死，有人说，她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有可能，她叔叔爷爷，都在这支革命队伍里头。说不定她父母哥哥姐姐叔叔爷爷，都在后来那条艰难的路途上牺牲，或滚下雪山，或陷进泥沼，或经历一场恶战，部队晚点名的时候，连长排长就再也没有呼得应她亲人们的姓名。总之，在小瘦狗父亲印象中，红军女护士田翠花，说不清父母哥哥叔叔爷爷死在哪里的田翠花，就是一种生命的完美。因为，死的时候，她刚满十六岁。翠花长得比她实际年龄，看起来要成熟一些，丰满一些，因而也更像红军战士一些。实际上，她参加红军，还不到三个月。也许在江西，在湖南，在云南蝴蝶泉边，在贵州苗族山寨穷乡僻壤，她们来了，来到乌溪小镇，来到老君山下观音岩红军临时野战医院，她是一粒金色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即将开花的时候，就凋谢在观音岩背后老君山巅桐子花开的半山坡。和她一起被活埋的，还有几个红军战士，还有二十多岁的歪脖子红军大姐，也是军医。有人说，她们是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转移，被土匪还乡团抓住。红军女战士被活埋前，都遭到了土匪还乡团的凌辱，那些灭绝人性的情节细节，在我们这一带的地方历史书上，记载了又删去，删去了又记载，至今还没有谁来定稿成型。依稀记载的是，乍暖还寒，凄风苦雨，桐子花开的山坡上，张牙舞爪的匪兵还乡团首领，刘某某、廖某某，把红军女战士摧残得一个个像裸体的血人，名叫田翠花的红军女护士，也在其中。现在，我们已不能在老君山巅的桐子坡上，找到活埋她们的坟坑。年年岁岁，阳春三月，某些时日之后，凄风苦雨中，满坡紫色浅蓝的桐子花，总是如烟一般，细雨中战栗，浇透了浓愁。不知什么时候，或者，解放了十来个年头的某个春天，不知来自我们国家的哪个部门，我们军队哪一级首长，高高的个子，脸阴沉沉的，仰起头，穿一身老式军服，仙鹤一样悠悠扎落老君山巅，指挥一群解放军战士，把半山腰桐子坡上的红军坟挖开，把泥土中零乱得分不清男女老少职务年龄的遗骨，统统收集起来，合葬在女儿湖边那弯碧水清清的桃花岛上。而且取名，不是红军坟，也不是女儿坟，而是“红军女儿坟”。又有一些乡亲说，那个指挥解放军战士挖坟建坟的仙鹤一样病怏怏的首长，正是我父亲，当年的小瘦狗，那时某著名军医学校名义上的校长刘正坤。不过，这不能算父亲惊天动地的壮举，虽然，它完全可以载入庄严的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战史。只要是战史，我想，这支部队的任何一个士兵、将军乃至最高首长，都应该获得同等的荣耀和尊贵，完全可以把田翠花那样的无名小卒，谱写成感天动地的生命华章。究竟那个首长，是不是我父亲？我心里应该清楚。但是，后来，我到这片山水考察采风写生，找到桐子坡老君山观音岩观音洞，题写“红某军团某某纵队红军医院旧址”牌匾的，居然，当然，不会是我父亲，而是，我们国家、我们军队，那位在红军队伍中成长，一辈子搞后勤，写诗照相又会书法的将军。我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哪有绝对的偶然？并由此坚定了我的想法，这一带许多偶然的事情，都已经必然地发生，或者，无论多么偶然的事情，它们的发生，都是那样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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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2）
但，生命的必然呢？
如果我父亲真是某某军医学校不管事却德高望重的校长，那么，他极有可能带着军医学员和解放军战士，到老君山上来完成当初他不可能完成的生命壮举。就是，剥去了血肉之后，对他所珍爱的对象，来一次接触骨头的灵魂抚摩，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心愿，一种嘱托与寄托，更有可能是一种内疚和向往。
老君山下的观音岩，设为红军临时野战医院的那些天，艳阳高照。沿河两岸，菜花金黄，坡上坡下，桐子花开。那对红军医院的少男少女，翠花和瘦狗，他们所做的也根本不是什么像样的医院工作。他们把观音岩洞红军医药仓库的草药，搬到河边去清洗干净，然后，运回观音洞背后的石板坡上晒干，再用土制陶罐把草药装起来。余下的日子，他们借来马刀石磨石碾，把草药捣碎，由懂中医的红军医生，把药粉配制起来装好，分散到其他红军医院和基层部队里去。有些留下来，给受伤的红军治病，所以，在桐子花开的观音洞下面，父亲加入红军的经历，完全值不得炫耀宣扬。甚至，他们那时还没有摸过枪，也没有打仗。我们也很难说，他和翠花之间，有什么像样的爱情，因为和他们一样大小的红军战士，在那个很难说就是红军医院的宿营地，还有许许多多。那时，红军医院主要治疗的是枪伤和刀伤。他们制造的中草药，也主要是止痛、止血和消炎。那些药究竟怎么用？他们和那些小红军战士一样并不了解。据父亲回忆，一旦进入革命队伍，再小的战士，都觉会得自己已经成熟，而年龄再大的红军，都会觉得自己很年轻。他们排队唱歌吃饭，他们有说有笑。洗草药，晒草药，碾草药。只有当他们听到山洞里做截肢手术的红军战士，断了腿断了手臂，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喑哑苦痛的叫声，手术刀，就是锯子和斧头，砍锯那些断肢残臂，咔嚓咔嚓……或者，夜晚，终于无法医治的红军战士无奈离去，医生护士一片深沉痛苦哀悼之声。红军的路途，对父亲来说，根本就不是铺满鲜花的记忆，虽然给他带来少许荣耀，而多数时候，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
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春光明媚。他坐军医学校背后皇家园林经过改造的暗黄小楼门前，戴着瓜皮模样的老式军帽晒太阳。他那张专用马扎椅，被母亲铺得结实又松软。小楼门外，林木葱茏，小溪流淌。溪边那块菜园，自父亲回老君山牵了红军女护士坟墓以后，回来，每年的作业，就是在园里种油菜。而且，种油菜一直成了他和母亲终身的劳作，每当油菜花开那些天，父亲都要在小楼门前晒太阳。眼望油菜花，他的脸色总是那样平静。他那标准的歪鼻孔，也不再咕咕喷气，也不往鼻孔里喷药水。那时，你很难想象，穿着简朴古旧军装的老人，不，那时他并不老，正值壮年。我不知道，我们组织任命他为军医学校校长，他究竟为人民军医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多大贡献？我没有看到他从政的辉煌经历，我听说过他身为军医学校校长的壮举。六十年代，军医学校搞军事训练大比武。他颤巍巍地被几个解放军战士扶着，穿着崭新军装，带着大红花，登上艳阳高照、旗帜招展、挂着庄严慈祥主席像的阅兵台上，检阅他那英勇整齐的军医战士。那时，终于从他呼呼作响的鼻孔里，传出了一阵阵庄严的声音。他那时的声音，依然一如既往地严厉而干裂。他讲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军队里的军医护士的历史和光荣，他也讲现在这所军校，在军队中培养护士军医的历史重任。他的讲话稿，原本是办公室主任为他代写。他并不认识几个字，他的讲话稿很厚，每个字有拇指那么大。他看了两眼，当然也戴着老花眼镜，可是，他的讲稿却端得调了头。当然，他也无法按照讲稿训话。那天，阅兵场台上，发现他讲话端倒了讲稿秘密的人并不多，除了办公室主任以外。不过，他这则笑话，却被传为一段佳话。学校盛传老校长老领导讲话有水平。那时经济困难，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也非常艰难，他找到军队的医疗后勤管理部门，他的老上级老领导，拨款修大楼修食堂修宿舍，修马路修电影院修实验室。一座新兴军医学校，在他无形的大手中崛起。可惜，好景不长。学校辉煌起来，他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下去，又进入一个长长的冬眠，直到“文革”开始，他靠边站，又住进了军队疗养院。也许，因为他极力宣扬军队大比武，军医大操练，受到排挤和批判。一九七一年，他便把我送回乌溪小镇。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因为，那年，他听传达，他老部队的老首长，成为某某死党，摔死在异域他乡。或者，他觉得命运不可捉摸、无须捉摸，随时等待他的也可能是生命的完结，或他对“某某死党”有深厚感情。父亲参加的那支部队，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都是某某死党部队的底子，或有某某死党的阴影。尽管他一直都在这支部队搞后勤，他的生命和血液，始终和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紧紧连在一起。说穿了吧，就是林罗的四野，第四野战军。他最敬佩的某总摔死了，他一脸肃穆，残破的风车，吱吱响了许久。他想，也许，他也快死了。他便把我匆匆送回乌溪小镇。那次，他并没有叫我带回他那个祖传的空剑盒。那时，我还不知道空剑盒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什么家族的真传。我成为军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