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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
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象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至855年期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0000余个结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见第九章第二节）。不过，在锡兰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锁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而，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位权威人士写道，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东的创造力似乎缩小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那时的古代近东）只是在整理和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留到现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而其余两章则分别叙述单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是由于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确实，这些文明早先都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个周围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节所述，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上，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姐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六章第四章）。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为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发展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