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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刘行知才回到家，刘香菊就缠住她爸爸，要他同意她明天同意明天与雪梅和建国一起去打猪草。
刘行知抱着女儿，转过脸问唐秋兰：“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下午，女儿陪建国去打了一下午猪草，她觉得那个好玩，就闹着要去打猪草，我怕影响她的学习，就没有同意她去打猪草。”
“哦。”刘行知转过脸对着女儿说到：“香菊，你怎么想的呢？”
香菊在她爸爸的怀里，撒娇到：“好玩呀，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
“现在要想去，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不去了哟，你可不要一时冲动哟。”
“没有的，有他们两个一起，再苦再累也乐呀；如果不和他们在一起，我一个人怎么办呢？一天无所事事的。”
“那你考虑过去打猪草会影响你的学习没有？”
“这个我没有考虑，但有他们两个，我想会有办法的，因为你晓得我们是一起作业的。”
“这个，我晓得。那他们去打猪草，你们今天的作业做了吗？”
“还没有，他们说好了等会儿就在我家里来做，可能等会儿就来了。”
“这样说来，如果不让你去打猪草，那你下午做什么呢？”
“如果不让我去打猪草，下午也会跟在他们后面和他们一起玩的。”
刘行知想了想，不让香菊去打猪草，空闲时间是多一点，但她时常空闲不做事也不是好事呀，有句俗话就是闲多必出事，还有她在空闲时间也不会做作业的，所以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让他女儿香菊与他们一起去猪草，他把这想法与秋兰商量了一下，就对香菊说到：“从明天开始，你就和雪梅和建国一起去打猪草，但作业不能耽搁的，作业就每天晚上在我们家来做，我们去打煤油也方便一些的。”刘行知是出于对女儿的学习负责来考虑的，并不是他所说的他到供销社打煤油方便一些的道理，主要是想对女儿的学习进行全程监控。
在下午六点半，建国就背着书包来到了刘行知的家，他进屋后就向刘行知和唐秋兰打招呼问好后，就放下书包和香菊一起做作业，正当他们两个准备做作业的时候，雪梅也背着书包来了，一阵寒喧后他们三个就开始做作业了。
他们做作业有个规距，就是先把能做的作业做好后，做不上如果是三个人都做不来，就三个互相探讨和研究；如果是两个人做不来，就由能做的一个人给其余两个人讲解；如果是一个人做不来，就由先做起的人给没做来的人讲解。
他们三个做作业中，香菊的成绩要差一点，做不来的题相对要多一点，雪梅其次，建国是没有作业题能难住他的，而且他的速度也是最快的，所以多数时间就是建国给她们讲。他们不仅要做作业，在做完作业后，还要把当天学习的内容复习一下，也要把以前学习的内容巩固一下。
在作业时，他们三个是严肃认真的；在作业外复习的时候，他们三个是嘻戏游乐中。
刘行知对他们一周的作业情况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对建国的敌对的情绪没有那么严重了，甚至对建国产生了一丝的好感。他觉得这种学习方法对他女儿香菊是最有效的，所以就更加肯定和同意让他们三个每天晚上都在家里来做作业。
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因为他们去打猪草而耽搁，而且还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期中考试中，陈建国依然是稳居榜首，雪梅和香菊也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这让刘行知笑花了脸，让唐秋兰笑坏了牙，让所有的学堂湾的人都感受到了开心快乐。
第十四章 陪批挨斗
一九六六年的，中央出了个文件，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兴个级别，所有的文件都是一级一级地传达，一级一级地学习，一级一级地贯彻，等文化大革命这个文件传到江东省江源地区青林县红卫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的九月底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动作，刘行知在家的时间也渐渐少了，多数时间就得呆在公社了。公社也成立了一个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红卫公社的革委会主任由刘行知兼任。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公社的作用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口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抓革命，促生产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呀，坚决捍卫毛主席共产党呀等等的。
学校也不再是单纯的读书了，在读书之余还要举行一些批斗活动的（以前也在搞批斗活动，但次数没现在多了），以斗地富反坏分子为主，现在也开始要斗臭老九了。
陈家也从这文化在革命开始受到了冲击，首先是他的父亲，每一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的，好像是离了红萝卜不上席似的，每周到少有两天在挨批斗。
陈义华挨批斗，他一直坚持的是无所谓的态度，不就是富农吗？不就是陪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现在挨批挨斗，只要我的子女只顺顺利利就行了，现在建国的成绩不是在班上，学校，同年级都是数一数二的吗，我还有什么值得担心和害怕的呢？
陈义华想到这些，想到了他挨批斗，他的父亲陈德理，老婆余小珍都能躲过这些批斗，他受一点批斗又算得了什么呢？能换回一家人的快乐和高兴，那也是他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应该做到的。说真的，如果让他为了他家的某一个人去死，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扑汤蹈火的，在所不惜的，这就是他，陈义华，规规距距的陈义华，堂堂正正的陈义华。
正因为在陈义华的心中，有了这种想法，所以他活得轻松，活得愉快，活得幸福，更活得实在。
每一次批斗会，学校的学生都是批斗的主人，学校也就成了名不符实的主体，可能是学校里除了读书外没有什么别的，同时在读书的同时开批斗会也是为了强掉学习的方向，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为在家村就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学校也出现了宁愿要交白卷的张铁生，也不要有知识有学问的臭老九。
在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因为农民朋友
知道，如果自己不种好庄稼，就会像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搞得路上到处都是浮肿之人，到处都有饿死之尸，所以他们在一边搞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边种好自己的庄稼，以他们的口号就是多生产粮食，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说毛主席都这样号召了，他们谁的话可以不听，但毛主席的话不能不听，是毛主席让他们翻身从农奴当了主人呀！
学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了，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与文化有关呀，学习知识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呀。
红卫公社中学也不例外的，他们在阳校长的领导下，从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过后，每周就只上四天的课了，读书的时候每天就只剩下上午的四节课了，下午基本上都是舞蹈的排练，合唱的准备，相声的对说，口技的摹仿，口号的齐呼，以及，以班为单位，以年级为单位，以学校为单位等进行队列的整理和训练。其余的两天就是到红卫中学的大操场上去开批斗会了，那时的纪律可谓严明，是游行着，呼着口号去，游行着呼着口号回，声势浩浩荡荡，还真把那当回事在办。
阳校长在学校里就忙两样事，一件事就是如何把学生训练好，能真正体现学校的风格；二是在学校内揪斗臭老九知识分子，他想在开场之机，弄两个典型，也好树立学校的名气。
第一件还好办，他有副手丁有亮，这个任务可以完完全全地交给他去办，他下去后再把这个任务交给各班的放主任老师和艺体组的老师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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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就难办了，他们这儿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如果要权典型，那树谁呢？树谁都难办？树谁都困难？
阳校长首先想到的人是袁江，可袁江是以前校长，如果批斗他，别人会认为他忘恩负义，不懂人情事故，不知人间冷暖。他最后选定了两个老教师，以前在国民常时期的所谓的公立学校上过课，一个是朱梦华，一个王世明。
阳校长在定好了这两个人后，马上就去了红卫公社，找到了刘行知书记，和他商量学校的批斗的事情，阳校长同时也把他的思虑告诉了刘书记，刘行知心里想批斗袁江，因为他不服气他女儿的成绩比他女儿的成绩好，但这终归是人民内部矛盾，上不了桌子的，所以他也同意了阳校长关于批斗朱梦华和王世明的请求。
在阳校长回学校后的第二天一早上，学校就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朱梦华和王世明两个臭老九的。
贴出这张大字报后，对整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又揪起了一场风暴。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这张大字报是阳校长的亲戚，就是教陈建国的算术老师李红燕写的，据说是受阳校长的指示下进行的，人们都知道李红燕被阳校长当枪使了。
学校因为有了第一张大字报，阳校长就召开了一次全校的教职工大会。
在全校的教职工大会上，阳校长表扬了匿名大字报的张贴者，说那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小闯将，将来定有大展宏图的机会的，也号召全校的教职工向张贴大字报的匿名者学习，致敬，揪起红卫公社中学活学活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从这以后，学校的大字报我起来了，人们的言论也更加激烈了，文化大革命也在轰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红卫公社中学揪起了红卫公社文化在革命的高潮。
教职工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学生学习的时间就更少了，连上午四节课都不能保证了，不过还好，书本的知识还不是很多的，老师的教法上又进行了一些变化，也不是由细而粗，所以教学任务还是能够顺利完成的。
陈建国的学习在班上还是最出色的一个，因为他是所谓的“狗崽子”，为入队的事又有些憎恨社会的一些作法，在班上不怎么关心同学，帮助同学，除了袁雪梅和刘香菊外，他几乎不与其它人接触的。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有些封闭，李红燕老师为此还亲自找陈建国谈了三次话。
第一次是在大字报贴出之前，李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时的办公室就只剩下李老师和他了，他害怕又高兴，害怕的事是他怕李老师把他列入黑五类，怕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把他“吃”了；喜的是没有别老师，他和李老师间的谈话其它人是不会知道的。正当他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李老师喊到：“陈建国，站在这儿吧。”
“嗯。”陈建国却生生地答到，他历来都招李老师喜欢，这还是她第一次单独把他喊进办公室呢，你说他能不胆却吗？
“陈建国，今天找你来，没什么的，就是我们两个谈谈心，行不？”
陈建国心想，你是老师，你喊我来，我能不来吗？除非我不想读书了，可我不管怎样还得把书继续读下去呀。想到这里，他的胆就大了一些，不再那么胆却了，说到：“怎么不行呢？你是老师，我是学生，能不行吗？”他当场就给她一个下马威。
李红燕老师听到陈建国这么一说，心里有些气氛，但她还是没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