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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王小波的文笔真的不能模仿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银河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2000年之后，网上活跃着一批喜爱王小波的文学青年，他们后来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些人纷纷模仿王小波的文笔，写了不少作品。当然，那些作品中有不少幼稚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文笔与小波很相像，只是内容还达不到小波的高度。这一点不仅是笔者这样讲，而且小波生前的朋友艾晓明也这样讲。另外，小波的语体虽然特别，但还是很容易模仿的。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李银河确实是失误了。当然，这只是个细节问题，不必太在意。我在这里也只是顺便提一句，没有别的意思。我估计记者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李银河除了在采访中出现失误之外，还存在一些变化。具体地说，她在同一个问题上，在前后不同的媒体采访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
同样是2000年01期的《现代妇女》杂志，记者问：“你认为此生还会碰到像小波一样出色的男人吗？”李银河回答说：“不可能了，宪全不可能了！我不会再结婚了，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2003年《凤凰卫视》对她的专访中，她却换了一种态度。主持人问：“在个人情感上你觉得你还会再找到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吗？”李银河：“当然还是有可能的了。我觉得我不会排斥。我觉得对那种观念啊，什么守寡呀之类的这些东西，非常可笑。离我很远很远。”
此后，她又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表达的是都是后一种观点。她为什么会在前后不同的采访中，对同一问题给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呢？这大概反应了李银河心态和生活的变化。
4，王小波门下走狗
王小波成了大作家，因此有了一大帮追星族。这些FANS们联合起来，在西祠胡同里开了个讨论区。在那里互相交流写作心得。有时，他们就把自己的文章放在上面。再后来，他们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我觉得这其中有两个原因。而媒体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因为对大号青藤道士的徐渭无限崇敬，就自刻一枚印章：青藤门下一走狗。王小波的那帮门徒们就借此典故，自称是其门下走狗。这是媒体的报道。其实，这帮门徒这样称呼自己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王小波的了解。王小波曾自称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门徒们看到师傅都肯称呼自己为“猪”，那他们自称为“狗”又有什么不妥吗？
写到这里，我难免有些伤感，因为本人自觉在才智上既比不上王小波，也不如他的那些门徒。看来我成了“猪狗不如”的人了。开个玩笑，呵呵。
“走狗们”在王小波逝世5周年时，出了第一本集子《王小波门下走狗》，仅仅一年之后，“走狗同盟”出了第二本集子《一群特立独行的狗……王小波门下走狗三十家》。于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评论界对此也是褒扁不一。当然，李银河也对此进行了评论。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是少不了她的。
黄兆辉以“王小波养不养狗”为题，批评了他们追赶时髦的做；王俊红则以“少给别人抹黑”为题，批评了这些人作品缺少文学价值，纯粹是发泄情绪，毫无思想，是一堆文字垃圾；不过也有人认为，小波的“走狗”中还是有人才的，他就是胡坚。
胡坚，笔名文豪，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一位，他的创作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钱理群、曹文轩等诸多前辈的赞誉。
###在对文嚎《愤青时代》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胡坚的小说脱胎于王小波，却又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势来。
我没看过胡坚的作品，所以也不可能做出评论。这里只是略提一笔。
那么，李银河对这些“走狗”们是怎么看的呢？
李银河说：“我发现，人们看了小波的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马上就想自己也来写一篇；另一种人偃旗息鼓，知难而退，从此打消了做文学青年的念头。小波的小说所引起的反应使我觉得很有趣，我暗想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他的小说使人感到，写作竟然能够是一件如此有趣的事情，他写作时所经历的快乐感染了人们，使他们觉得心里痒痒的，很想一试身手，也来感受一下写作的快乐。的确，我看到不少青年发表对小波文字的读后感时都说过这样的话：原来写作可以是这样的呀。
……
总之，看到有一群人如此喜欢小波，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令我感到欣慰。我早就知道，小波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一些同周围的人群相比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创造力、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们的心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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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书该不该出版
有关王小波的为人、生活、创作这些问题，李银河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人们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李银河应该做自己的事情，不要靠死人出名。后来的事情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争议。
2004年5月，李银河将他们夫妇二人20多年来相互的通信（很多通信可以看作是情书）公然出版面世。这本情书的题目是《爱你就像爱生命》，内容是夫妇俩从恋爱到结婚20年来的往来通信。情书写得十分动人，想想看，一个小说家动了真情，写出的情书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李银河写得也不错。这本书大概印了三万册，卖得不错。据说，两三个月就全部脱销了。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评论也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人赞成，认为这是对年轻时代爱情的纪念；有人反对，认为她是在亵渎爱情；有人感谢，因为她把美丽的爱情让大家分享了；还有人批评，认为她没有权利出版《情书》，因为王小波也是作者，应该征得他的同意。
以上这些概括基本上含概了网友们评论的内容。这些评论的内容可以做如下简化。情书是两个人写的，李银河有没有权利单独把它出版，这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情书是两个人的事情，自己记在心里就好了，把它出版的做法对吗？这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
有关《情书》出版应该征得王小波同意的说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可能是因为王小波已经去世了，你怎么征得啊？不必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如果王小波活着，他享有著作权，有权决定是否将起作品出版。但是他死了，他的作品是否出版就由其法定继承人（也就是李银河）决定。因此，李银河是有权利出版情书的。法律范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看道德，李银河说过，道德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发现她说得很对。你看，同样一个出版情书的行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那么，李银河自己对出版《情书》的行为是怎么看的呢？李银河说过，现在看他的情书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有一种审美意义，是王小波作品的组成部分。王小波不止属于她自己，他的作品应该被人看到，将来的研究者也可以把它当成研究材料。李银河说的是真话，她没有说谎，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在情书出版之后说的，而是在很早以前，她就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她还没考虑过出版情书的事情。③
李银河说过这样的话：“我关注的是权利，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有权利做某件事。如果有权利，那他就可以做；至于道德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④这我们也能看出，与道德相比，李银河更重视权利。李银河虽然“轻视”道德，但她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是有道德标准的。那就是：你的行为不能伤害别人。如果你的行为伤害到别人，那就是不道德的，应该反对的。拿李银河出版《情书》这件事情来看，李银河愿意出版，有人愿意看。她伤害到谁了吗？没有！有人可能不爱看，那你可以不买嘛。所以，她的行为没有伤害到谁，符合她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李银河的思想与她的个人行为是完全吻合的。
6，小波与银河并肩作战
王小波除了是个文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现在他的杂文中。笔者读了他的一些杂文，所以对小波的思想也有所了解。后来，我又读了一点李银河的文章，发现她也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她的思想则体现在她的社会学研究上。笔者无意中对比了一下王小波与李银河的思想，没想到两人的看法是那么的相似，只不过是关注的领域、语言的表述有不同罢了。
他们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很相似。王小波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创造精神财富，比如创造智慧、有趣这些东西，而不是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其中生活。而李银河引用福柯的话，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李银河曾经在一部作品中写到，福柯的这段话概括了她做学问的全部抱负。我们看到，王小波与李银河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很一致的。
他们对道德作用的看法也很一致。小波曾言：“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简直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⑤李银河则认为研究者不应该轻易做道德判断，牧师才会做道德评价。因为牧师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而研究者清楚，道德是因地而异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来评价人们的行为。
正因如此，小波与银河都主张宽容和差异。小波引用大师罗素的话，认为“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而李银河则强调社会的多元性，认为人性是丰富多采的，不应该受到压抑。
总之，在笔者看来，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当合拍的。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有些不同，但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他们都在向保守的、顽固的、不讲理的社会观念发起挑战，都在为权利、自由、宽容这些价值摇旗呐喊。在这场文化战场上，王小波与李银河是两位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此外，王小波发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类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李银河则以实际行动走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