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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同居两年，但却在集体家庭里生活了8年。从37岁到45岁，我同一位年轻些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和她的伴侣（后来成了她丈夫）拥有一套两联式公寓。我们在70年代后期合买的房子，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住在一起，但没有性的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的空间，但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的。这样我们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家，成为朋友网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8年的关系中，我收养了一个小孩儿，我的同居密友——那个社会学家生了一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他们相差9个月。
当我决定进入一个集体家庭成为一个单身母亲时，我没有考虑到有可能会永久单身。一个客观的局外人或许会说：“你上次的严肃关系是同暂时住在伯克利的那个离异的学者。他住在偏远的城市，有个不错的工作，孩子在读大学，而且不想再婚了。可是你们却没走到一起。你怎么能想象找到一个中年男人能或是想要插进一个苛求工作的单身母亲所在的集体生活里来呢？” 那时我才没那么现实。那时我一直相信我能找到伴侣——如果不是心灵伴侣，那至少也是有平等关系的人。
然而，由于抚育孩子，我就没有多少情感空间去寻找伴侣了。的确如此，尤其这个集体家庭有了孩子以后，情况就不太好了，不想或不需要照顾别的孩子。而且我们对抚养孩子的观点不同，这是以前我们从未涉足的话题。尽管时而一起，时而分开做心理治疗，我们的家庭还是发展到了敌视的“离婚”地步，我们的团体解散了，我4岁的儿子也和他的小“弟弟”分开了。这个家庭比我最长的浪漫关系持续的时间长了一年多，而这次比同以往任何男人的破裂所受的创伤要深。
这样，在我45岁、吉莉安49岁时，我们发现自己试图营造一个非传统婚姻的想法失败了。我们都买了房子，结果却形单影只。我们都无法想象永久的单身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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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离婚（1）
49岁的瓦努娜·拉·布兰克漂亮时尚，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律师。瓦努娜戴着大帽子，佩戴很多珠宝，走起路来风骚地摆动着臀部，却非常关心业务。和吉莉安、我相似的是，瓦努娜也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家庭，但她来自工人家庭。瓦努娜在旧金山长大，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父亲的去世宣告了父母57年的婚姻也随之终结。瓦努娜的母亲（未受过教育）是个家庭主妇。瓦努娜18岁刚出高中校门时，就嫁给了35岁的远房表兄。他是家里的朋友，同她父亲一起在建筑公司工作。她19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对孪生姐妹。瓦努娜和她的丈夫断断续续地住过旧金山及大海湾区的一个农村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有超大的家庭网络。瓦努娜一直都工作。在孩子还小时，她晚上11：00到早上3：00在外面做打字员工作，后来做过秘书和管理助理。她刚刚30岁时，业余时间修了大学课程。那段时间，她家住在一个乡村农场，瓦努娜负责饲养鸡、奶牛、管理花园，还要做饭、洗衣、辅导孩子。
35岁时，瓦努娜离开了丈夫。那时她的孩子年龄从11岁到17岁之间，她还是一位秘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丈夫打骂她和孩子，因为她羞于说出在家庭受虐待之事，她母亲责怪她离开丈夫，一年没和她说话。不管是她那大家庭还是小的家庭都谴责她，与她断绝来往。他们都说女人不应该离开丈夫。瓦努娜回忆离婚以及离婚以后的处境：现在“家庭”对她来说，仅仅意味着她和孩子。
离婚后，我们的家庭平静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不会再有打架，不会再有叫喊，他们知道当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时，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减轻了压力。尽管有来自外面的侮辱，但我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了好多，他们会告诉你百分之百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处境也改善了。如果我不离婚，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了。那样也许我会死去或是精神崩溃，我的孩子也不会特别健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会重新好起来。我的做###有点不同，但我会振作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经过了大学教育，她成了一位忠实的女权者。在她离婚的时候，她一个单身的黑人女性也不认识。在她的超级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都结婚了。后来有4个表兄妹也离婚了，包括两个曾经躲着不和她说话的。她父亲虽然有时会喝醉酒，但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母亲。所以瓦努娜知道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最终成全她离开丈夫的因素就是她对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的无知。瓦努娜离开前没有攒下一点积蓄，她也没预想到她的前夫切断了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援助。
最初的几年打拼是很艰苦的，家庭收入依靠三个孩子放学后到快餐店打工，加上她当秘书的微薄的收入。她和另外一个离婚的妇女交流经验：当无法准时偿还抵押贷款时，如何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她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但逐渐地，有了孩子们的经济帮助及她自己升到了助理管理的位置，她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并继续自己的学业。
朱丽叶·科恩看上去与瓦努娜相反，她高高瘦瘦的，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创办基金官员。她是犹太人，还有点男人气。她也是在1980年离婚的，与瓦努娜是同一年，那年她32岁，比瓦努娜小3岁。朱丽叶离婚时，女儿4岁，她的继子10岁。过了几年，朱丽叶35岁的时候，她成了女同性恋者。与瓦努娜不同的是，朱丽叶的离婚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但成了一名女同性恋者显然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朱丽叶生长在长岛郊区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中级商务管理人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都是平凡的犹太教信徒，属于罗斯福民主党派。朱丽叶不仅受有工作的母亲影响，还受到祖母、外祖母的影响，她们一辈子都在做家庭小本生意。就在朱丽叶填写大学入学申请时，她的母亲劝说朱丽叶尽可能不要选“家政学”这个专业。虽然她的妹妹、弟弟都属于传统型——分别在20岁和21岁时结婚了——朱丽叶却是个叛逆者。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读大学，后来到伯克利研究生院攻读硕士。不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朱丽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是学生民主社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又是其他的左翼和反战团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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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离婚（2）
1973年，她在伯克利的一个政治团体遇见了他，当时他们都是研究生。比尔有一个3岁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分居了。“我真正被吸引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孩子，”朱丽叶说，“我爱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组成一个速成家庭。”朱丽叶和比尔同居了，最后她屈从父母的压力——怀孕后要她结婚。他们同一年获取了博士学位，而且在波士顿不同的大学分别获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们生活在拥有平等婚姻的女权主义梦想里。就在他们在那儿的第一年，比尔患了精神分裂，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便于家人朋友住得近些。朱丽叶找到一个压力不大的工作，她现在还从事那份工作。
比尔和朱丽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80年，那一年她离开了他。她不想回忆这几年，也不想谈到。朱丽叶的确说过离婚后有好几年比尔拒绝让她去看儿子，并且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和她还有了另一个孩子。1989年，比尔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那时他的女儿11岁，儿子17岁，小的孩子才5岁。幸运的是儿子又重新回到朱丽叶身边了，她协助三个孩子维持亲密的关系。
1984年朱丽叶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实属罕见，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离婚时，就同一个女的有过性关系”，朱丽叶说，“我遇见了一位女性，就陷入其中，就是那样。所以这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创伤或戏剧性的事件。”朱丽叶的父母很难接受她的同性恋身份，但是她的弟弟妹妹，以及所有的朋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异性恋者）对她非常支持。朱丽叶是非传统的，不仅在于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还在于她的那种同性恋形式。她女儿在家的那些年里，朱丽叶没有过同居，也没有成为女同性恋团体的成员。而是她保持着牢固的异性恋朋友网络，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只有过短暂恋情。
离婚几年后，瓦努娜和朱丽叶分别与其他人相处过，与她们传统的婚姻相比，那属于前卫的行为。离婚8年后，瓦努娜遇见的也是非裔美国人，他是个跨国商人，比她小几岁。他的追求很有浪漫情调，但是他经常外出，因为他主要在海外工作。瓦努娜喜欢浪漫，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自由空间。另外，他对她的孩子也很好，他们在一起5年，有两年半的婚姻生活。45岁那年，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死于非洲。随噩耗而来的还有超过10万美元的生意上的债务，需要她承担。真是世事难料，她在本地的一家餐馆外的人行道行走时摔断了脚。她起诉并赢得了官司。那笔赔偿多到足以还清大部分的债务。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
经过了几年随性的爱情后，朱丽叶又处于另一场恋情之中——同样有很多的自由空间——同伊丽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这儿有4小时车程的地方。虽然她们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如朱丽叶所说：“它真是一种美妙的，美妙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8年多，但到她女儿杰西去东部读大学的时候，朱丽叶开始对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满意了。她渴望一个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侣。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为一体。于是朱丽叶开始改变她们的关系，由情人到朋友。她们的关系依然亲密，朱丽叶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员之一，我的女儿和儿子真的很喜欢她。”
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丽叶意识到非传统的关系不适合我们。但我们四个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继续单身创造了单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持条件。我们早期经历的非传统生活便于我们接受长期单身状态，但现在除了我们没有配偶外，我们已经营建了很传统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及那些在别的章节所描述的长期单身的女性，为营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提出了六项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持条件。
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所需的支持要素
这六项支持要素是：满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联系；拥有一个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网络的亲近关系；社团；不管已有积极的性生活还是独身都要接受性行为。
追求满意的工作（1）
在后来采访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新参与者时，我挑出没有权力和没有高薪职业的女性。虽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对她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