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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或淹死草原犬鼠却是完全合法的。
我们的政府所办的学校在教育美国人民方面做得怎样？
殖民地威廉斯堡基金会通过对我们历史知识的调查检验了这个体系。
据调查发现79％的美国人都知道“只需要干”这个口号来自耐克公司的一则广告，可是只有47％的人知道“生命、自由和对自由的追求”的出处。
更糟糕的是，有55％的人知道，说出“愿力量与你同在”的是影片《星球大战》里的奥比万，克洛比。只有9％的人知道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是一位将军。
美国政府每年在国防上耗费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用来消灭我们所有的敌人，与那些想成为我们敌人的任何人，还有那些视我们为荒唐可笑的大多数人。
不过联邦政府也在非防卫方面花了数不清的金钱：开发事实上从来不会使用的新型武器。这些项目在完成之前被取消，但不是在耗费我们的纳税人的成百万上千万美元之前。下面是一些价值千千万万美元的无用的东西：“B…IA”型和“XB…70”型轰炸机，“ANP”核动力飞机，以及“罗兰德SA”、“纳法荷”、“蛇鲨”、“淘气鬼AS”和“天空霹雳”等导弹。
很可能千百万美元的巨资被花在了给那些无用的武器命名上面。
公元4世纪，英格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建立了一个官方司法系统。在那以前，司法是由战胜者强加给失败者的，依照的是被称为“威姆”的体系。早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司法系统并没有多大改进。
在英格兰的体系下，被控犯有罪行的人会被迫用双手握住一根在火里烧红的拨火棍。这并非惩罚：它是审判。要是那人的手在3天之后伤愈，他就会被宣判为无罪。
当卡利古拉还只是一个竭尽全力试图登上罗马成功的阶梯顶端的暗杀者时，一个占卜者告诉他不可能一直登上皇帝的宝座，他获得那个最高的职位的机会如同不用船只而跨过巴莱海湾的机会一样渺茫而不可及。
但卡利古拉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暗杀者。消灭了竞争对手之后，他成为大罗马的皇帝，虽然对于卡利古拉这样聪明的人来说，那并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职位。
安定了大局之后，卡利古拉下令把上百艘船只在三英里（约4。8公里）宽的海湾上连接起来，用木板铺在上面，再盖上土，他骑着马跨过了巴莱海湾。
3年之后，他被他的卫兵们暗杀，那是他们抗议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追杀卡利古拉的敌人时所投入的大量时间没有得到报酬。
1793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法庭不能足够快地审判反革命分子，法庭就把辩护之类的耗费时间的法律程序全部取缔。
有25000人因反对国家的罪行被处死，策划了这场屠杀的人士也遭到处决。
1981年在伊朗，一个9岁的女孩因反对政府官员被处死。根据法律，伊朗的男孩在15岁之前不能被处以死刑。
为了使工人阶级摆脱喝杜松子酒上瘾的习惯，英国政府于183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公开提倡喝啤酒而不是杜松子酒。全英国的工人以喝了杜松子酒以后再喝点啤酒来回应这项法律。
1962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男士拒绝支付他房子的增值税。不仅如此，他还把房子烧毁了。政府依然还是要收他的增值税。
1971年，罗德岛州的一位州议员提出一项立法，夫妻每做爱一次收取2美元的税。议院过道两边的政治家们很快地计算了一下他们自己可能要交的税，都对这项提案投了否决票。
1968年，也门的一只宠物猴子因为纵火被审判、定罪，最后被一个警察行刑队处决。
联邦政府花费数以千万美元开展劝阻青少年和其他人不要吸烟摧残自己的运动，与此同时，国会又批准了一项3。28亿美元的补贴以支持这个国家的烟草种植农场主。这些农场主由于香烟销售的下降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失。
1980年，美国农业部发现了一个从政府角度出发节省学校午餐费用的聪明办法。官僚们宣布他们不用为需要营养的儿童购买新鲜蔬菜，因为番茄酱和调味品都是用蔬菜做成的。
1840年，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在日落和日出之间的时间里不可以逮捕罪犯。
当《纽约客》的出版人哈罗德·罗斯把他的杂志里虚构的人物尤斯塔斯·蒂利登记在纽约市的电话簿里，市政当局给蒂利送去了一张税收账单。
第10章 愚笨的力量
奥托国王是19世纪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他给王室阶级做出榜样，每天都要射杀一个农民来开始他作为国王的日常工作。
奥托和其他的沉溺于权力的统治者很难让任何人相信他们具有进入天堂的资格。但是那是否意味着受压迫的穷人能够把顺利跨进成功的大门视为他们人穷志不穷的迟来的回报吗？
权利的历史表明，只要有机会，那些业余的统治阶级可以变得像通常的施暴者那样残酷无情和铁石心肠。
穷人抛弃的狗远多于富人所遗弃的。一旦穷人有了权利的感觉，他开始做出像富人那样十足的愚蠢举动。
在俄国有200年的时间里，一个叫做“红色死亡兄弟姐妹会”的宗派有一条反对婚姻的规定，但它并不反对做爱，只要完事以后用红色枕头把做爱者捂死。
这个宗派的100名成员在看到世界千年即将结束而自焚之后，该组织最后在1900年解散。1358年，那是在反对腐败贵族的大规模革命出现之前很多年，法国农民对自己在封建领主的奴役下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局面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贫困的穷人长期忍饥挨饿、被人肆意践踏、遭受强奸和任人杀戮，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振奋起瘦骨嶙峋的身躯，要改变现状。
他们揭竿而起。
他们能够推翻贵族，开创一个以基督教的仁爱尊重所有权利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没有，在14世纪没有，虽然他们在15、16、17、18、19和20世纪也在这方面遇上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回溯到1358年，法国起义农民虐待和屠杀有权势的贵族，其所作所为令国王也为之骄傲。他们把贵族捆绑起来，强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妻子、女儿被强奸、拷打，被屠杀。
在一个月之内，局势发生逆转，贵族们率领武器更为精良的士兵打了回来，造反的农民又重新陷入原先任人欺辱的境地。
可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你没有办法把他们与有权有势的人区分开来。
13世纪目睹了人类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进展：政治压迫。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罗吉尔·培根设想了望远镜、显微镜、汽车、蒸汽轮船、飞机和潜水服，尽管13世纪技术的发展还难以支持他的理论，也没有实验室来验证这些实验。
虽然培根付出的艰辛努力给黑暗的中世纪指出了方向，占统治地位的权势力量（贵族委员会和上帝教会）却把他判罪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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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可以使甚至是意志坚强的人消沉，让他明白他的工作在世界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世界的无知难以超越仅仅是因为无知的人拒绝被超越。
培根不无沮丧地说：“要是我没有为科学而不遗余力就好了。”
有多少给人以启迪的其他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具有能够看清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厄运而不是福音？
那些本来能够去创造历史的人们却在受到迫害的痛苦下保持沉默而不去有所作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吗？
下面这些统治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1。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他曾经称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伟大的人”。
2。乌干达的独裁者艾迪·阿明，他把在他国家里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叫做“非洲的犹太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3。美国支持的南越总理阮高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只要他的国家有“4到5个希特勒”，他就能够打败越共。
不，还不仅仅是他们对世界上最成功的疯子的崇拜。而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希特勒成功地完成了他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一定会把他们通通彻底消灭掉，这一点只有那些在军事上还不够强大的统治者才会看不到。
不要让我们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感到吃惊，它们被认为是通过普通人的智力启迪对精英错误进行光荣纠正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那两次血腥的革命会使你思考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却相对地没有那么多暴力。
事实上，就是美国革命也存在一些愚蠢的暴行。但是当然完全不像法国革命那样鲜血淋漓、血雨腥风。
在美国革命中，双方都不是穷人的代表。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领导的殖民地人很难算得上农民。美国是一块等待被吞食的肥沃土地，而他们就是在吞食。
因为许多革命者都出生在这个新大陆，他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深仇大恨要报仇雪恨。义愤填膺的未来的暴民缺乏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烧毁的宫殿。美洲殖民地人民站起来反对的英国统治者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掐住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拖到大庭广众面前游街示众。
在另一方面，英国军官们知道他们与之作战的对手是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大区别的人们。
不过，还是有一些偶尔发牛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比方说1778年在怀俄明山谷的大屠杀，在这个事件中托利党人鼓励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折磨和屠杀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人民，这些人只是他们的邻居，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目标。
仅仅是与其他的革命相比较，这场美国革命才显得干净一些。
革命当中最糟糕的行为属于那些温文尔雅、精于世故的法国人。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岁月里，大获全胜的革命者被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复仇冲昏了头脑，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罪行先是反人民，后来是被控反人民，然后是潜在的遭人控告。
在南特市，断头台“疲于奔命”也无法处理法庭下令要处死的众多犯人。经法庭审判的贵族、教士、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被赶上船，然后这些船在河里被倾覆。
任何试图逃脱被淹死命运的犯人都会被小船上的船钩推到水面之下。
河里到处是死尸，一种致命的疾病通过被污染的水在整个城市传播。在革命者复仇的狂热中，他们也不期地摧毁了自己。
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于自由和一切人的不可分离的权利的观念。除非这些人刚好是非洲人。
千百万从事他们自己职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的生命，因此其他人就不用花钱去雇佣帮工。
奴隶制的瘟疫今天依然在美国传播，其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和贫困。
如果宣扬自由的美国人真的把他们的信念付诸实际、没有从非洲人那里把自由偷走，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美国今天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非洲也会是如此。
回到权利疯狂的更为常见的形式：1976年人民圣殿教的富有个人魅力的牧师吉姆，琼斯对虔诚的信众解释道：“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我们就必须死去或者被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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