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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发开始诉苦：“我手头就没什么钱。公司的钱你管着，我哪来的钱给她。”
周雪梅说：“你们这些男人，谁不存私房钱？告诉你，公司除正常的业务开支外，你要从公司帐户上拿钱，必须经过我同意才行。你是有妻室的人，不能图一时花个痛快。我要向我姐姐负责。不知姐姐买菜时你见过没有，总喜欢跟菜贩子讨价还价。她是如此细水长流，如此持家过日子，可你呢？你大方！你有钱！”
赵德发被打动了，软下来。便一副痛改前非的口气说，“好好好，我听你的，行了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稍后，赵德发掏出钱包，认真清点了一下，拿出一部分递给周雪梅：“我这里只有两千多块零花钱了，给你一千，你拿去买衣服。其余我零用。”
周雪梅接住钱，在大腿上拍拍。钱与大腿的磨擦发出一种平和的、墩厚的声音，有着良好的耳感。她脑子很快转动起来，搞清这钱的用途。她问赵德发：“这一千块，算工资，还是算奖金？”
赵德发说：“既不是工资，也不是奖金。姐夫给你的零花钱。”
周雪梅很满意这个答复，笑了：“这还差不多。”
周雪梅心里清楚，赵德发之所以给她钱，是想收买她，怕她走露风声。尤其是在姐姐周雪冰那里。周雪梅绝不会因此要挟他，但给她钱她还是会收下的。不要白不要。他是姐夫，又不是外人。再说，赵德发现在有情人了，有情人的人都是花钱如流水的。既然能在情人那里花钱，也就能在小姨子那里花钱。所以，周雪梅在收下钱时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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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发突然想到了小胖子，这关乎周雪梅的终身大事，不可不察。他问周雪梅：“张大哥有个想法，想把你介绍给小胖子，你觉得怎么样？昨晚他来了吧？”
“小胖子这个人嘛，”周雪梅说：“先接触一下再说吧。我看他人倒是蛮好的。”
赵德发说：“我希望你们谈成。我等着吃喜糖。”
19、欧阳一虹给我谈她择偶的困惑
赵德发被周雪梅活捉的这天我在上海图书馆看书认字。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发生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大事。这天原本打算写点散文，抒发一下没落诗人的都市情怀。上海是个能够激发人的欲望的多功能城市。特别是文化人，城市常常促进他们的表达欲望，喜欢对世界说点什么。散文便是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可欧阳一虹小姐来找我，说她今天没有采访任务，要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问我去不去，她想有个伴。我说去吧。反正写不出来诗，散文也没动笔，看看书也好。路上我们谈起了记者生活。在我的想像中，记者都是无冕之王，拿着高薪，
到处吃香喝辣，是一呼百应的人。结果欧阳一虹的回答超出了我的想像，她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绝不干记者！”我问为什么？她只回答了全人类都不喜欢听的一个字：“穷。”
我觉得她没说真话。我说：“你们不是收入很高吗？”
欧阳一虹说：“谁说的？我们一个月拿下来，不过三千块钱。我房租费就要七百块。还剩余二两千块钱，要吃要喝要用，女孩子的花费又高，有些钱是根本不可能节省的。我们要出入许多公众场合，穿得太差也不行。好一点的衣服就要几千。你说够什么用？”
我说：“你们接触人多，交际广泛，可以找个大款丈夫。不就一了百了了？”
“你说得轻松。哪有那么多大款。有质量的大款都让主持人和演员搞去了。没质量的大款找的都是地下小姐。剩余的便是些低劣的暴发户。没意思。”欧阳一虹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想找个各方面都到位的人。”
我说：“你是经济报记者，找到这种满意的人应当说是很方便的。”
欧阳一虹说：“你是说采访对象？我们的采访对象都是上级指定的。不准随便采访。比如企业家，采访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中年人，没多少年轻人。”
看来她是陷入择偶的困惑了。这实在出我意外。她也象小胖子那样，属于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这些年来，上海有学历，有档次的知识女性，在择偶方面越来越看重男人的经济能力了。这与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日新月异的上海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外商投资风起云涌，综合环境日渐优越。构筑了那么多好看，好玩，好消费的地方，而这一切都需要金钱为基础的。否则你看不成，玩不成，消费不成。要提高生活质量，要小资，要真正时尚起来，就得有钱。而时尚的基本概念，有人总结了三条硬件：第一是每月个人时尚消费在八千元以上，第二是每一个半月换一个流行新款手机，第三是年消费在十万元以上。还有一些附属条件，比如房子，车子，凡是见到的东西想买就买，毫不犹豫。这对月收入才三千块钱的欧阳一虹来说差距太大了。要过上时尚生活只有依靠另一半，在择偶上找出路。我告诉她，我看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大款朋友，要是有，一定会给她介绍一个。如果我是个大款，我就会把自己介绍给她。遗憾的是，这些如果都成了永远的假设。我帮不上她。
“谁叫你帮我了？自做多情。”欧阳一虹说。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图书馆了。周围有了许多行人，我们的话题也嘎然而止。
我和欧阳一虹在那个极富文化氛围的环境中活动着，阅览室里的所有人都在认字。那情景使我想到了中学的自习课，图书馆就象一个永远上着自习课的大课堂。老师不在，同学们抱着书自由穿梭。欧阳一虹在查找有关经济资料，而我在寻找中国又出了哪些诗人。这与我的职业息息相关。我把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都找来，统统看目录。只看目录就知道一个国家的诗歌底细了。
我找了一大堆书，在书架傍站着看。所有的座位都满了。要等先来的走了，才能腾出座位来。我虎视眈眈地盯着两个恋人似的男女，他们一走，我就抢先占领了，还给欧阳一虹占了一个座位。我们也象一对恋一样坐着。只是我们不说话，象很用功的学生。欧阳一虹拿出采访本记着什么，我看着与诗无关的东西。诗在功夫外。这话真好，我一直是从诗外找诗。没找到什么，越来越钻到苦闷堆里去了。我想这样下去，再过十年，除了买书号自印外，中国可能就没有诗了。因为没人读诗。我们之所以知道眼下还有诗，是因为还可以看到报刊上排列的有不规则的短行文字。一般说来，那种不规则的短行文字，我们把它叫诗。
我看到了一个诗友出第六本诗集的消息。消息印刷在某地级刊物的一角。这个诗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当地日报文艺部工作，做文学编辑。他的诗也一直在全国各地地级报刊与同仁们交换发表，自己手上抓了当地上百名渴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青年的黑名单。早在十年前，他就开始买书号，印刷自己的诗集，每次印一千册，全部堆在家里。之后每个文学青年在他的副刊上发表诗作，他都给他们分配五十至一百册的代销任务。他在获利的同时，给帮忙者以“名”的回报，凡发表诗作者，均以“诗人”冠之。能上床的文学女青年，就在某个特殊的场合以身相许了。她们就成了“青年女诗人”。据说那个地方的“青年女诗人”比发廊妹子还多。该诗人在连续购买第四次书号后，就顺利加入中国作协了。而在这时，他的诗集差不多都进了废物回收站，重新变成纸浆，印刷他的新一本书。印刷厂和造纸厂的生意都由此激活，商机无限。
20、一个新的故事可能由此开始
当我们在图书馆正渴的时候，赵德发突然出现了。之后，欧阳就开着他的车过车瘾去了。一个新的故事可能由此开始。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想出去了。欧阳一虹说她口渴，想喝水。其实我早就口渴了。图书馆不让读者带水进来，原因是一些读者不讲卫生，到处扔水瓶。我还想多坐坐，我对欧阳一虹说：“先忍耐一下吧。出去之后再进来就没座位了。现在座位比春运时的火车票都紧张。”欧阳一虹说：“那好吧。你抓紧看。我等你。”
正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有人递过一瓶矿泉水在欧阳一虹面前晃了晃。我抬头一看，是赵德发。赵德发就站在欧阳一虹旁边。我简直惊讶透了。就象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去欣赏高雅的西方交响乐一样。我说：“你也会到这种地方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相遇，没想到会在图书馆遇到你！”
赵德发说：“奇怪吗？你以为只有你们文化人才能来？我早就看见你们了。就看你们能不能看见我。”
欧阳一虹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欧阳一虹从赵德发手上接过水，使劲拧开瓶盖，递给我说：“张大哥，你先喝吧。”
赵德发说：“他那个臭嘴。女士优先。欧阳小姐，你先喝。”
欧阳一虹也太渴了，冲赵德发笑笑，咕咕地就喝了一半。然后把剩余的半瓶递给我，说：“放心，没任何传染病。”又把脸转向赵德发，很感激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口喝？是怎么把水带进来的？”
赵德发说：“管理再严格，只要不搜身，我就能把水带进来。”
我真佩服赵德发的功夫。我一边给他伸出大拇指，一边喝水。快要到瓶底的时候，赵德发制止了我。赵德发说：“不能只顾自己。你也不问问我喝不喝？”
我确实忽视了他。我连忙把水递给了赵德发。他一口就把剩余的喝完了。一边擦嘴，一边说：“要不是友情，我不会做这种不卫生的事。在家里，除了我儿子喝过的水我喝之外，别人沾过的东西我根本不会碰。”
我明白了，朋友的嘴是不分彼此的。只要没有传染病，就等于卫生和健康。
这天我们在外面玩得九点。赵德发请我们吃日本料理。然后准备他把我和欧阳一虹送回家。他正要进入驾驶室时，欧阳一虹突然冲赵德发友好地一笑，说：“我来开吧。”赵德发倏地睁大了眼睛，说：“你会开车？”欧阳一虹说：“学嘛。”说着从包里把驾驶证掏出来，在赵德发面前晃了晃。赵德发说：“给我看看。”我本以为欧阳一虹不会给他看的，因为上面记载着女人的一些秘密，比如年龄，籍贯什么的。女孩子忌讳别人知道这些。但她还是把驾驶证递给了他。赵德发看了看，说：“那你以后想开车时，就给我当司机算了。”欧阳一虹说：“行啊！你可别烦我。”
欧阳一虹也许好久没过车瘾了。她在高架上绕着圈子，要一次开个够。看她一时没有收手的意思，赵德发也乐意让她开，我让她先把我送回家，然后再玩。我下车时，欧阳一虹说：“有车真好呀。”之后又把车开走了。我看得出来，他们两人都处于兴奋状态。在月明风清的夏夜里跑车兜风，把上海滩的各个角落都装进眼睛里。美好景色一网打尽，自然是件乐事。
一进入七月，上海这座美妙的海滨城市就炎热起来了。气温象疲软过后的股市一样节节攀升。人变得烦躁起来，马路上车祸不断。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