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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走了过去。见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后生拿着一叠材料，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向一个30多岁的人满脸堆笑说着什么。郝智从后生手里拿过那叠材料看，见是一份录用文件和人事档案，就询问起来。后生说自己是通过省里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到永川县地方税务局的，但现在上班都半年了，地区的手续换不过来，到现在都领不到工资。他就问那人是咋回事。显然那人已经被突然走到面前的地委书记给吓傻了，结巴着说不出所以然来。正在此时，人事局长匆匆进来，脸上还渗着汗水。
郝智到工商分局，看到办证大厅里空空荡荡的，若无其事的工作人员看到他，马上换上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工商局长也马上赶来，陪着他视察。他问近年来登记注册户数多吗？分局长回答说基本呈稳定状态。郝智就说，十六大把发展私有经济都写进了党章，加上路山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无论怎么说企业注册也该呈上升的趋势呀！局长支支吾吾词不达意地说了几句。
这样一跑开，郝智产生了许多的想法，索性准备多跑几个单位，搞些社会调查。与其走到哪里大家都认识而无法暗访下去，还不如公开行动的好。于是他叫办公室安排，到那些有典型意义的部门和单位走走。
当天下午他到地区农业局，先是参观机关作风整顿成果，各个科室、单位都是窗明几净，白净的墙上大红字是标语口号，还有围了花边的学习专栏。随意看了几份，写得都挺深刻，再看多了，感觉这些人的体会十分雷同。仔细看时，却发现有一份每页的下面隐约地有“新浪”字样，原来是从网上下载的！每个人的桌子上，也都摆放着一大摞政治学习书籍，果然是整顿取得了成效。郝智随便问了几个人平时他们都干什么工作，回答都是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郝智就和农业局长商量，找些有代表性的同志来开个座谈会。一会儿就召集来二十来名职工。局长一一介绍说，这个是农业专家，搞过谷子良种培育；那个曾经引进过小麦种子，获得过省农业推广一等奖；还有这位是昆虫学家，他在路山捕捉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昆虫，为此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国务院颁布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见有如此多的专家在场，开会前，郝智站了起来，诚恳地说：“我到路山五年了，但还没有和大家相识，没有看望过大家，在这里我给大家道歉。”说着，他就恭敬地鞠了个躬。他们这些人可能从来也没有和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坐在一起开过会，起先都显得十分拘谨，见郝书记一开场就是鞠躬，马上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会场的气氛就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抢着发言。那位搞昆虫的专家说，现在我们还是讲奉献精神，但说句实话，现在别说是奉献了，就是叫谁在农村基层认真住上一两个星期，也没有几个人愿意。二三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区大概就只有我们两三个人是搞病虫害防治的，大家虽说是辛苦一点，但把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圆满的，比如1970年遭受到那样大的蝗虫灾害，我们不也是把灾害控制住了？全区的土地面积不会增加，退耕还林后农作物种植大幅度减少，许多土地还出现了撂荒。农业耕种面积少了，可我们农业病虫害研究所却发展到一百多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大家能干什么？
地区土肥站站长说：“实在不好意思，现在农民素质提高了，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运用，农村普遍大量使用化肥，该怎么做农民有时候比我们还会因地制宜。加上各县都有相应的单位，可以这样说，我们站自从成立以来就基本没啥事情可做，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事业经费。三年前，看到百十号人每天来单位还要消耗电、开水什么的，就只留了几个领导值班，索性给大家放了假。最近，地区开始机关作风整顿，又把同志们找了回来。大家对重返单位的热情很高，因为长时间呆在家里都已经快闷死了，到单位里还能和同事们说说话。当然对单位而言，上班就意味着多增加水呀、电呀和其它日常生活的负担，何况大家又都没有事情可干呢。”
农科所的一位研究员说，我们单位现在还算有点业务，但足有十年了没有搞出一个像样的优良品种。这不是科技人员不努力，而是我们的科技理念和信息、设施等远远滞后，搞品种还不如引进外来的优良品种进行推广来得快、效益高。所以，处于失业状态的科技人员只好呆在家里玩猫腻，在数字里出成果。去年，有一个小流域治理项目单位需要给上面做些数字、夸大成绩，该单位就出大价钱雇佣我们的技术人员下去调查，自然抽样得到的数字和项目区外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显示不出来这个项目实施几年取得的成就。这个单位鼓动我们的技术人员，大胆给新修基本农田上每亩增加一百公斤粮食产量，就这样把效益一下子算了上去。看到如此的成绩，省里和部里也很高兴，上面有领导提出该项目应该申报技术进步奖，于是，大家乘着东风又合伙做起了这个“科研项目”，完全按照路数有模有样地进行了评审，请来的评委们看出了里面的问题，但谁也不说，因为既然是人家请你来的，就说明自己被看得起，如果实话实说扫人家的兴后，就再也没人请你了。在这样的会上说上几句好话，有吃有喝受到抬举不说，还能拿五百块的评审费，这样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这个做出来的小流域治理技术项目竟然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这种会场气氛的感染下，一向不多言语的农业局长也激动地说，自己今天也放开一回，给郝书记说几句实话。地区农业系统现有职工两千四百多人，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增加了二十几倍，其中中高级技术人员占到百分之四十三，仅在局机关里就有近三百人，除了农科所还有那么几个品种在培育外，其余人员基本上都处在待岗状态。当然，我们每年也轰轰烈烈地集中搞几次工作，比如在每年四月份的科技宣传月里，组织个科技三下乡，弄几部大篷车，在农业科技书籍里摘录一些如何种蔬菜、选种子、施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文章，印刷几万张传单到农村集市上一发，活动在电视上一放，这工作就算做了。整顿机关作风以来，我们抓了学习和思想整顿，还买了比较先进的电子打卡机，使单位管理走向了规范化的轨道。但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叫大家上班来干什么？说句实话，自己当了七年的农业局长，除了应付地区的会议和活动外，真正的中心工作就是解决各个下属单位之间的利益矛盾，比如分配办公室，调整内部人事，解决职工福利待遇，盖楼房，买汽车，检查卫生，落实计划生育，还和别的单位争名夺利等等，我感觉自己整个就像是一个社区领导。
农业局的状况令郝智无言，次日，他到地区发展计划局，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繁忙的景象。走进每个科室，大家似乎都很忙碌，他问一个聚精会神进行电脑输入的女同志在干什么？她腼腆地微笑说，正在输入水窖资料。郝智看到这些资料十分详细，具体到了每个乡镇和村，甚至有部分还写明水窖主人的名字。刚要表扬这种过细的工作态度，但转念一想计划局是宏观管理单位，怎么管得这么具体，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女同志答道，马上要拨前年的款了，群众打一眼水窖给他们补助六百元，现在先把资料输入进去便于统计，给拨款提供方便。郝智更是连连感叹，这样的工作应该由水利局和乡镇、村组来做呀。
在随后计划局进行的汇报会上，局长马茹萍说，机关作风整顿以来，局里结合本职工作，提倡奉献精神，同志们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大家加班加点审查项目，目前有100多个项目得到通过。
“这些项目为什么压在你们局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报不出去？”郝智越听越不是个事，就发问道。马茹萍讲了好多的理由，主要是项目多，人手少，特别是懂得技术的人员更少。为了做到精益求精、细致入微，所以工作审查起来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郝智提出有一个建设三十万吨甲醇厂的合作项目，据说已经报到你们局里有一年多了，现在不知审查进行到什么程度？马茹萍说她还不知道。项目办的一位主任汇报说，这个项目表刚刚转到他们办公室，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论证。郝智说，你们的论证可能已经没有必要了，据我了解，这个项目在一个多月前已落户毗邻地区了。大家听得一时语塞，郝智说我看把你们的材料拿走吧，也不要照本宣科了。马茹萍有点尴尬，就请郝书记讲话。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郝智简短地讲了几句，说自己是来调研的，总之，我们政府机关应该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抢抓发展机遇，为项目的争取和上马创造条件。
六十三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郝智在各个行业选择了代表性的单位走了一圈。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即使有事情的个别单位，他们一年的工作量也可以在一个月内处理完。另外一个问题是，剩余不到百分之十的单位，在所干的事情中，有三分之二的属于人为设置而出现的，比如一个手续三次五次地不予办理，一个批文压着半年不进行处理。地区这一级机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是郝智在这次调研后产生的一个最大的疑问。
路山是一个能源富集区，是一个最富经济活力的地区，可以说处在西部地区的桥头堡位置，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西部大开发的试验区。如果内陆地区有码头的话，路山就是这样一个特大型旱码头，但要使这里成为西部开发的标志性码头，需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经过深思熟虑后，在强烈的激情冲击中，路山地委书记郝智向党中央、国务院和省里写出了“建议实行三级建制，强县扩权逐渐取消地级权力”的报告。报告用一些具体详实的实例，从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的角度出发，说明了在区域经济中，地区这个环节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在好多时候还会成为市场经济的绊脚石。因此，虚化直至逐渐撤消地区和地级市，使它回归到本来意义上的城市，而由省政府把大部分经济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里，并逐渐将“直接管理”扩展到社会管理职能，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报告最后还提供了法律依据：按照《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是省、县和乡镇三级，还没有条例说可以让地区或者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和县。
郝智写完了《建议报告》，接着就给省委和肖书记打了辞职报告。
省委并肖琦书记：
首先，请接受我辞去路山地委书记的请求。
五年前，我是带着省委和领导同志们的殷殷期望来到路山上任的。几年来，我们地区一班人带领全区五百多万干部群众，抢抓机遇，发展经济，使路山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同时，我在最近的反思中也羞愧地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把GDP这项指标作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政府举债搞政绩工程；不惜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搞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