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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斯期”，他一方面依恋他的母亲，而对身为“情敌”的父亲怀有敌意；但另一方面他又怕父亲的报复——将他“阉割”。这些本能冲动都是他正在发展中的自我无法接受的，所以被潜抑到潜意识里去，但仍蠢蠢欲动。有一天，汉斯和母亲搭马车出去，马车翻覆，汉斯变得非常惊惶，他怕那匹马会“咬”他，而产生了所谓的“惧马症”。
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因为汉斯把和父亲关系中的焦虑“转移”到较无害、且可以“回避”的马身上所致。“怕被马咬”即是“怕被父亲阉割的转移”。
本案例中这位28岁女性的惧船症，似乎也可做如是观：船乃是性冲突的转移。第一次在船上发生的实验性性行为，激起的可能是她对性早已有之的矛盾情感——“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在担心被母亲“识破”的情况下，她压制了进一步的性渴求，但对性的强烈兴趣又时时想突围而出，于是她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移到“船”上面，船激起她莫明的恐惧，并借着回避船来回避她心中的性冲突。
徐静医师在其所著《精神医学》一书里，也曾提到一个生动的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病例：
一位年轻少妇近来突然在看到黏黏软软的牡蛎、蛋清或鼻涕时，就会害怕得浑身发抖，最后连菜市场也不敢去，深居简出，怕看到令她害怕的东西。
在接受分析治疗后发现，这位少妇结婚已两三年，育有一子，她先生在两三个月前入伍服役。她因为店务的关系，与一位英俊男子过从甚密，那名男子经常挑逗她，她怕自己会做出不守妇道的事而深感不安。
有一天，她上厕所时，看到一条蛆在厕所里蠕动，她突然害怕起来，担心那条蛆可能会爬进她的下体。以后，只要看到类似蠕动或黏黏的东西，她就会恐惧异常。
在进一步追问下，她承认自己曾经幻想与该男子发生关系，但一想到他黏黏的精液进入自己的体内，就会受孕，若被丈夫知道就一切都完了，因此心生恐惧。后来看到蛆时，立刻联想到精虫的蠕动，而害怕起来，以后更扩大对所有类似的东西——如牡蛎、蛋清、鼻涕等也都产生恐惧。当然，因为这种恐惧，使她中断了与该男子做进一步接触的可能，也防止了“真正”让她恐惧的事情发生。
令人恐怖的教堂钟声
他们解剖我母亲。我一直祈祷和哭泣，希望母亲仍活着；而教堂的钟声却一直响着，我痛恨它们。
多年来G女士心中最怕的是高塔，特别是教堂的尖塔，她一看到它们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急忙掉头而去。
最后她不得不去寻求医疗帮助。在仔细询问之下，医师发现，她怕的其实不是塔，而是钟声，怕教堂高高的楼上突然响起钟声，一听到钟声，她就会浑身发毛。医师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怕听到钟声的？G说她也想不起来，只知道是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十几岁时就有这种现象。这的确是相当久了，因为G女士已经40岁。
当用尽各种方法都找不到可能的线索后，医师决定将她催眠，打开她潜意识的心扉，到尘封在脑海深处的记忆乱丛里去搜寻。
在催眠状态中，医师一边给G暗示，一边递给她一支笔，要她做心事的“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在迷离恍惚状态中，G果然运笔如飞，写出如下的句子：
“G镇……M镇……教堂，我父亲带母亲到B镇，母亲在那里死了，然后我们到C镇……他们解剖我母亲。我一直祈祷和哭泣，希望母亲仍活着；而教堂的钟声却一直响着，我痛恨它们。”
当她写下最后一句话时，虽然自己并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但却变得焦虑而惊惶。这些“自动书写”的内容，透露出G的畏惧钟声和她母亲的死亡有关。
在解除催眠一段时间后，医师拿出她所写的那张纸条给她看，G倒是心平气和地说出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多年前，当全家人到英国旅行时，她母亲忽然得了重症，就在当地紧急开刀，但不幸却死了。在母亲死前，她一直祈祷母亲的康复。他们所住的旅馆旁边刚好有一座教堂，教堂的塔楼上不时传来悠扬的钟声，她常在钟声中祈祷。
但也许是钟声出现的频率太高了（每隔十五分钟就响一次），使她绷紧的神经渐渐受不了，最后竟开始痛恨听到钟声，特别是在她祈祷的时候，那钟声更增加她的痛苦。
在做了这种表白后不久，G又向医师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讯息。她以忏悔的口气说，有一次她“省略”了到教堂祈祷的义务，事后即一直有“如果母亲死了，就是我省略祈祷的关系”、“这将是我的错”的想法。后来，她母亲果真死了，她更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必须为母亲的死负责”。
G说，一直到成年后，她仍然认为“母亲的死是我的错”，并因此而深深自责着。
但这种将过错全往自己身上揽的想法似乎太过牵强而夸大。在医师颇有技巧的追问下，G终于又做了一次更深刻的表白：
原来在她母亲过世前两年，她因不听母亲的劝告而着凉了，后来病情恶化，被诊断为早期肺结核，在医师的建议下，父母遂带她到欧洲去寻求更进一步的医疗。然而就在他们抵达英国后不久，就发生了母亲死亡的不幸事件。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G在心里觉得母亲若不到英国，就不会患急病而死，而母亲之所以会到英国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如果当初自己听从母亲的劝告而多穿衣服，就不会发生尔后的不幸事件。
她的畏惧教堂钟声，可以说就是这种深沉的内疚所引起的。
解析：
这也是一个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G女士对教堂钟声的畏惧启始于15岁时的一次心理创伤经验，历时25年仍然挥之不去，可见那次创伤对她而言是多么的执拗与惨痛。
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畏惧乃是对性与攻击等本能冲动的潜抑。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与本能无关的心理创伤事件，也可能在心理防卫下产生对某种物体、情境或活动的畏惧。G女士难以面对的是“母亲的死都是我的错”此一内疚，在英国那些天的经历令她一思及就感到焦虑、悲痛，在意识层面，她成功地压制了创伤经验的“全程”（目前她已很少再想起那些往事），而且成功地将“全部”（整个事件）转移到“局部”（教堂钟声）上头，并加以回避。但在她对教堂高塔及钟声的莫明恐惧中，仍隐藏了她潜意识里的悲痛记忆与内疚，只是这种悲痛与内疚被“隔离”开来而已。
怕猫的女人
当她四岁时，父亲在她面前将一只猫活活溺死在水桶里，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非常害怕，此后即和猫有了难解之缘。
一个已婚的37岁妇女，个性外向，善于社交，有很多朋友，但也很照顾家庭，以家庭为荣。她惟一的毛病就是怕猫。
她对两个小孩所养的各种小动物，譬如天竺鼠、乌龟、小鸟等，都很喜欢，但就是不喜欢猫，不仅不喜欢，而且是怕得要命，一看到猫或想到猫，就会感到紧张、焦虑，惊惶得不知所措。
虽然明知猫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总是担心突然出现的猫会不意跳到她身上，抓她、咬她。自己也明知道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但就是挥不去这个念头，一想起来就忍不住会全身发毛。因为怕遇到猫，所以她走路时总是靠着人行道近马路的那一侧，以免人行道内侧的住宅或围墙上突然窜出猫来，晚上更是不敢单独一个人外出。如果知道某人家里养猫，她就避免踏入那个人的家里。
不只怕猫，她也怕像猫一样的皮毛制品，在大众交通工具上，旁边的乘客若穿毛皮大衣，她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而避得远远的。最后，连书本上的猫图片，或电视上出现猫的镜头，也让她全身起鸡皮疙瘩。
最近几个月来，她对猫的恐惧感似乎有增无减，生活里充满了猫的阴影，任何突然出现的影子或声响，都被她解释成是猫在作怪，晚上也经常作有关猫的恶梦，而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今天会遇到几只猫？
她丈夫很关心她的这种惧猫症，但也无能为力。因为症状持续恶化，已严重干扰到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在心理治疗师的讯问下，她说自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怕猫。最早可以回溯到她四岁时，父亲在她面前将一只猫活活溺死在水桶里，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非常害怕。接下来的记忆是，她伸开两腿坐在一张桌子上，一只猫就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然后是自己站在屋子的大门外哭泣尖叫，好像是看到一只猫。
14岁时，她父母也许是为了给她取暖，将一张毛皮铺在她的床上，当她发现时，即害怕得发出歇斯底里似的尖叫。18岁时，又有一只猫突然跑进她的卧室，她也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躲开。
结婚后，她变得更加怕猫，主动回避各种可能遇见猫的情境。在差不多十年间，她就借着这种策略生活，但最近因情况日渐恶化，而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
解析：
这也是一个“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在症状的发展上，和前面那位惧船症的单身女郎颇为类似。
与精神分析互立山头的行为主义认为，畏惧性精神官能症是来自患者过去的“制约与回避学习”。相应于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两位心理学家华森（）及雷勒（R。 Rayner）也在1920年发表了一个“小亚伯特”（little Albert）的个案：
小亚伯特是一个只有十一个月大的男婴，原本健康而快乐。实验者依序让他看老鼠、兔子、狗等毛制玩具，亚伯特对这些东西是既不害怕，也没有关心的反应。惟一让他紧张的刺激是在他身后猛击铁棒所发出的刺耳的尖锐声。在了解这个基本现象后，实验者将一只白老鼠放在亚伯特眼前，同时在他身后猛击铁棒，结果原先对白老鼠没有反应的亚伯特，即开始对它产生畏惧、退缩的反应。在这两种刺激配对出现几次后，即使不再敲击铁棒，亚伯特也会对置于眼前的白老鼠感到畏惧、退缩。有一次还大哭，迅速爬离老鼠，差一点从实验桌上掉下来。
这种传统的制约模式说明了小亚伯特恐惧白老鼠的根源。铁棒刺耳的尖锐声是天生吓人的刺激，白老鼠虽不会令人产生天生的畏惧感（它是一种中性的刺激），但当它和铁棒的刺耳锐声配对重复出现时，它本身即能造成当事者的焦虑和惊惶，并在畏惧中对它产生回避行为。
华森还发现，这种制约更可以大而化之，亚伯特最后对任何柔软、白色的毛制品——包括玩具兔子、羊毛、毛大衣、白头发、圣诞老人面具上的白胡子等，也都产生了畏惧反应。他将此称为“刺激的普遍化”，意指类似的刺激可以激发同样的反应。
本个案中的这位妇女，从怕猫进而到怕猫的照片、跟猫有关的毛皮等，可以说完全符合这种“刺激的普遍化”原则。惟一不同的是，在实验室里，“制约刺激物”（如小亚伯特实验里的白老鼠）与“非制约刺激物”（铁棒敲击声）两者需反复配对出现，才能建立患者对“制约刺激物”的畏惧感，但在现实生活里，这种配对关系通常只出现一次——如本个案中的这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