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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戴笠生前，蒋介石因为局势对他讲还不象后来这样坏，还有是他对戴也比较放心，对于特务机关的事，“躬亲”的时候不多。
但后来因为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生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用精神了。
因此，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的或个别的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拚命。
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也特别大卖力气。
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
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
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后来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及后，毛人凤又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
一些有关对付共产党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来，以便各特务机关能采取协作的步骤。
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会报，以便在###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联系。
又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会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总到保密局。
国防部第二厅是参谋总部“一般参谋”中的一个组成部门，掌管战略情报。
它是在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的基础上扩大改组成立的。厅长仍由原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充任。
在国防部第二厅成立时，国防部保密局也成立了，郑介民对两者却采取了完全截然不同的态度。
自戴笠死后，军统局缩编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又指定郑介民接戴笠的班，郑一跃成了军统局的第一号人物。
然而他却对保密局很冷淡，以忙于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为借口，尽可能避免插手保密局的工作事宜。
之后不到半年时间，郑介民便卸掉保密局局长的兼职。
而与此同时，郑介民对筹组国防部第二厅却是全力以赴。
这时在中国国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和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国民党反动派此时虽然颇想发动内战，但由于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都表示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中国各阶层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加上蒋介石军队的大部分主力还远在西南、西北，在华东、华北，由日伪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其战略形势并不有利。
因此蒋介石集团在加紧向沿海地区运兵，积极准备内战活动的同时，又高唱和平，企图以让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做官为条件，换取让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以达到其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喜书网 www。xitxt。com
第一四零章。 羽翼丰满的过程
一。
没有天生睿智的分析能力，没有远大的军事战略眼光，你即使掌握了情报，也未必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反应。
事后看棋局，一般人往往很难体会那种当局者迷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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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准确情报信息，不了解自己的对手，当然难于决断。
而身陷在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迷魂阵中，有时也会让人对真实的情报产生疑惑甚至于手足无所措。
部分日本人“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构想成了泡影。
但是在山西省，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特殊的封闭原因和条件，日军那些残留的图谋却能够得以实施。
经济方面的原因，是山西具有军国主义势力图谋战败后复兴所必须掠夺；利用的丰富资源和潜在生产力。
在政治方面的条件，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存在和日本人侵华期间大力开展“对伯工作”的基础。
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想利用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与现实条件，驻晋第一军及其他侵晋军国主义分子，酝酿；策划并实施了“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暂时荫庇。
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
山西军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日军投降与二战区受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接触交涉。
在此期间，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问题。
随后即派员秘密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的编制下。
阎锡山对“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越条件，官佐阶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兵士全部给予军官待遇。
对阎锡山的要求，山冈不敢立即拒绝，说回去跟长官商量。
但“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最后，日本人同意了阎锡山的要求。
接着，阎锡山就从5万多日军中选出万人，编成第十总队。
就这样，投降日军穿上了国民党军服，配发了武器装备。
同时，阎锡山还留用大批日军高级军官作顾问和教官。
二．
到1946年4月，残留日本主体部队编制日本军人仅剩6600多人。日军有组织地残留，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引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关注。
1946年1月，八路军即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和战争结束前保持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告》。”
2月，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代表，专门到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残留部队驻扎的“东沁线”视察。
3月，军调部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太原视察。
阎锡山的卖国行径早已被解放军侦知。
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由国共双方和美国组成的三方小组来到山西调查和调停。
为揭露阎锡山的罪恶阴谋，利用短暂的停战机会，解放军将领陈赓领着三方小组成员步行走进日本雇佣军阵地。
日军士兵对这些不速之客没有任何准备，顿时惊惶失措。
“你叫什么？
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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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当的兵？”
面对一名“晋军士兵”，陈赓连珠炮似地发问。
这名“晋军士兵”张口结舌，一脸茫然。
这时旁边的解放军翻译又用日语问话，这名日军士兵顿时泪流满面，号啕大哭。
“黄埔系”因黄埔军校而得名。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岛开学，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
所谓“黄埔精神”，就是要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
蒋介石并以自裁于陕北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自裁于孟良崮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为典范。按此标准，尽管黄埔师生中官拜将校的颇不少见，但真正效忠于蒋介石的，毕竟是少数。
“黄埔系”是蒋介石利用长期担任校长之便，以国家力量豢成效忠其个人的一支军事武装力量。
但“黄埔系”从出现到羽翼丰满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抗战时期，黄埔出身的许多将领纷纷率军上阵与日军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谢晋元，戴安澜等20多名将领壮烈殉国。
也正是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兵团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军界的接班部署。
"；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
几年内，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如：地区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军，师管区的司令官以及军，师长，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黄埔系”可分为黄埔教官和黄埔学生。
前者乃是在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专门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以及留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仔细挑选来的教职官员。
他们到黄埔后，受戒于蒋介石，念得蒋氏真经，修成黄埔正宗。
蒋介石靠他们起家，因为一则黄埔学生要由他们来训练教育，二则黄埔毕业生缺乏独立作战和指挥的能力和经验，要执掌军队大权至少需要十年以上时间。
在这个过渡时期，要由他们来支撑带领黄埔学生。
故在黄埔学生羽毛未丰之前，黄埔教官一路领先，执掌了中央各军事部门的大权，即使在抗战时期，仍未衰落。
第一四一章。 民族正义的审判
一。
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是日本侵华的最大受害国，分别在保定；东北；南京；广州；上海；济南；武汉；太原；台湾等地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在侵华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乙；丙级战犯。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至1947年底，中国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死刑110件，其中包括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谷寿夫和屠杀中国平民300余人的刽子手田中军吉；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1946年2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法庭主要是审理那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
法庭根据调查和民众的控告信，向东京盟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其他罪大恶极的战犯引渡到中国，接受中国对他们的审判。
南京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军事法庭在这里对制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人进行了正义的审判。
庭长石美瑜任审判长，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任审判官。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中国政府派出的审判战犯代表梅汝敖完全理解国内公众的心情和要求，毫不犹豫地说：“应该满足中国政府和公众的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受审。
按照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只有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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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级和丙级战犯一般由受害国法庭审判。
谷寿夫是乙级战犯。
对中国政府提出审判谷寿夫的要求，盟军总部应该支持并帮助引渡。”
“OK！”卡本德点了点头，“梅博士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