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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搭乘的美龄号双引擎座机，由九架战斗机护航，飞抵机场上空时，刹时万人翘首欢呼，掌声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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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举行受降仪式。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内隆重举行。
当时，由中山东路原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着柏油路两旁，每隔五十公尺树立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
旗杆旁边，并排站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和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靴，身着哔叽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庄严地挺立着。
第一二零章。 最有意义的日子
一。
黄埔路口有一座用松柏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
中央军校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横额，蓝底之上楷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八个白色大字。在门外的牌坊顶端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
其下方悬挂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十四个闪闪发光的金字。
大礼堂的四周，也彩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有新六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警戒森严，气氛十分严肃而且热烈。
大礼堂的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国旗。
礼堂内的圆柱和廊柱上，都绕以蓝白红三色布条，并环插中；美；英；苏的小型国旗和联合国旗。
面对正门的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国民党的党；国旗。
礼堂正中为签降地所在。
在中山先生像的一方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为受降席，备有五把靠椅。
其对面也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另置坐椅七只，为投降席。
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置一漆盘，内有墨；砚；毛笔；印盒等物，还有一个麦克风。
大厅上方悬挂着四盏巨型吊灯，光照全场，更显辉煌。
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之后方，各站立八名新六军武装战士，肃然挺立，警卫着会场。
这天，南京城到处呈现着一片欢乐的景象，街头巷尾，人人喜形于色，流露出对胜利和平的欢欣。
八时四十五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分乘汽车三辆，自中国蔡映雪上校接引到中国陆军总部，在广场下车时，中外摄影记者纷纷摄取镜头。
陈颖弘上校接引他们进入休息室，这时应邀观礼人员，都已依席次坐定。
礼堂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前设一较小长案为日本投降代表席，其后各立仪容整肃的士兵十二名。
受降席和投降席四周，环以白绸，左侧为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者共达千人。
在受降席的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军官的观礼席，左侧为记者席，楼上为其他官员观礼席。正门入口处设有签到处，上午8时50分，场内已座无虚席。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全场瞩目之下，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会场。
紧跟何应钦入场的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中国陆总参谋长萧毅肃；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
二．
冈村走进来，有人已经在大门口迎接他，他们一行七人，作为礼仪的陈颖弘身穿美式毛料哔叽军服，脚穿高腰皮靴走在最前面，引导他们。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被任命为礼仪保卫负责会场内要员的应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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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走在第二位。
陈颖弘带领他们走到投降席。
她手一指，冈村站在投降席的中间，到齐后，向何应钦鞠躬，何点点头，他们才坐下。
依次坐于冈村宁次大将的左侧，###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依次坐于右侧。
日方七位代表，都是光头，穿军服，未佩带军刀。
日方译员木村辰男，仍着赴芷江洽降时的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势，立于冈村宁次之后。
冈村就坐时，把他的军帽置于案头，其余都始终握在手中。
日军代表入席后，何总司令便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
中外记者骤形忙碌，纷在四周和走廊上拍摄电影和照片，我受降大员的雍容仪表，和肃然危坐的日军投降代表，一一摄入镜头。
九时零四分，何总司令命冈村大将呈出证明文件，冈村转命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总司令。
何应钦；冈村分别在日本政府降书中文本上签字盖章，各执一份。
接着冈村接受蒋介石第一号命令，并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名盖章。
降书签字仪式历时20分钟结束。
到此受降仪式全部结束。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等退席。
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完成。
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9月11日，全部美式装备；军容盛大整齐的新六军正式从中华东门开进南京市区。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她们所率领的军统女子别动队也行进新六军的序列里；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9月17日，新六军在南京接收日军投降工作部署完毕。
原在南京城区及外围投降日军，分别在中方所指定地点；汤山；仙鹤门；栖霞镇等地集中，分批自动缴交武器。
20日，南京城内已无骑马；带枪；佩刀的日军官兵出现。
但受降具体事宜任重道远。
第一二一章。 集权机构的核心
一。
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
因为首先，从当时所处的地位来看，它是蒋身边的一个最亲信的保密工作单位，目标是很显著的。
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实际权力的机构，其顶头上司又是国民党中沂称“最高领袖”的蒋介石。
凡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面工作的党，政，军各界，以及直接同蒋接触的各方面朝野人士，有很多人都曾和它发生过联系。
在解放前，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特殊机构，成为众目睽睽，自是可以理解的了。
蒋介石的侍从室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是为了蒋个人的政治目的和需要，组织起来的一个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发展扩大，从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处，扩增到3 个处，编制和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周密了。
这一时期是这个机构发展的重要阶段。
侍从室人员精于，业务集中。
因为它随时准备跟随蒋出发到各地活动。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如果机构庞大了，运用就不灵活，而，住也不便于掌握。
从两处主管的业务重点看来，侍一处的第二组，最多只有三四个参谋人员，待二处的第四组也只有两三个秘书人员，两组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从侍从室改组后，这两个组的负责人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它是多么重视了。
第二组组长是由钱大钧自己兼任的，第四组组长是由政学系政客杨永泰一手培养起来的得力助手董方担任的。
因而这两个组也就形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的核心。
在后来1946年，侍从人员先后由重庆所谓还都南京，这时的侍从室所属单位已改为参军处；文官处，参军长商震；文官长吴昆昌，设在长江路。
侍卫长室也改为警卫室，主任是黄埔军校二期生黎铁汉，随蒋的官邸，设在紫金山麓的香林寺。
蒋介石有时到官邸各办公室巡视。
1946年的一天，蒋在侍卫官护卫下，走进香林寺附近的国防部电台，他看到发报机上有灰尘，就责问电台台长几天擦一次，台长回答，每天小擦，一星期大擦洗，蒋介石拖着台长的右食指在发报机上划，满指是灰尘，便怒目责怪他不诚实，马上下令把少将台长禁闭起来。
南京气候干燥多灰尘，在场的人都知道台长说的是实话，但谁也不敢代其解说。
二．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
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至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工作，则由两处“主任”直接对蒋负责。
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个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
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特别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后，他们对中，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
整理，运用。
这两大变化把侍从室真正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权机构，也把侍二处进一步变成了这个集权机构的核心。
从此，陈布雷通过侍六组这一个特务统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介入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侍二处确实成为国民党权力机器中最有效率的办事机构。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受在南京授降仪式结束后，由于她们出色的表现被安排到了侍二处的侍六组。
这也是有人梦想把别动队从她们手中夺走，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陈颖弘出乎意料地说服了唐纵，终于保住了大部分别动队员，并改变了番号，成了侍二处的秘密直属特别部队。
事情交给其他部门处理，往往是“娘希匹”，只有开场，没有终场，只有交给侍二处办理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
于是，凡是有重大事项，蒋大都只肯交给侍二处办理。
追根溯源，侍二处的办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侍六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侍六组，亦即侍从室情报组成立前，蒋介石掌握军统，中统情报的传递渠道分别是侍二组与侍四组。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侍二组与侍四组对军统，中统情报大都是照收照转，原汁原味地往蒋介石手上一送，便算了事，不存在综合，分析等去粗取精的问题。
而且，真正重要的情报大都由特务头子戴笠或徐恩曾谒蒋面报或直接封送蒋的案头。
这时候，侍从室往往也就成了空心大萝卜。
第一二二章。 放言极谏讲真话
一。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
然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