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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泊记起李长胜让他联系丁琳的事，就先打查号台，查了西郊木材厂的电话号码，打过去，通了，却是业务科。胡泊问：“请问，丁厂长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对方没好气地说：“知不道！”“砰”地扣了话筒。胡泊想这人咋这么熊？又问查号台，答复还是业务科的这个号。胡泊灵机一动，又拨木材厂业务科，却换成了普通话，慢悠悠地打着官腔道：“喂，西郊木材厂吗？我是区政府办公室，请你们丁厂长接电话。”业务科的人口气顿时大变：“噢，噢，区政府呀？请你直接要丁厂长办公室。”接着就告诉了号码。胡泊拨了号，是个女士接的。胡泊说：“喂，丁琳吗？我……”对方忙说：“噢，您找丁厂长？请稍等。”丁琳接过话筒，问：“哪一位？”胡泊自报了家门，丁琳笑起来：“好几年不联系了，怎么想起老大姐来了？”胡泊说：“两个事儿，一是单位垮了，我下海了，你那边有什么业务，我可以帮着干干。特别是拍广告照片做宣传的活。二是……李长胜想……”丁琳忙打断了他：“嗯，过十分钟，我给你打，好吧？”胡泊知她那边有外人在场，说话不方便，就告诉了这边的电话号码。
十几分钟之后，电话来了。胡泊说：“不愧是女企业家，时间观念挺强呀！”就说了李长胜想跟她见见面的事。丁琳长叹了一口气，说：“胡泊，你不知道，当年为这事儿，差点儿把我闹出了精神病。见好？还是不见好？”胡泊就把李长胜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传呼号、手机号都告诉了丁琳。丁琳说：“胡泊，我先谢谢你！这事儿，我再考虑一下。业务上的事，有了线索，我就告诉你。”
胡泊的父亲原是市汽车修理五厂的电工，母亲是一个小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母亲生了他之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就没再生育。胡泊高小刚毕业，“文革”就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汽修五厂的工人冲着市委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砸烂”，一派是“捍卫”。“捍卫派”里老工人、优秀工人多，“砸烂派”里调皮捣蛋的工人多，甚至还有几个刑满释放分子。厂长的位置被一个造反派孟司令取代，叫革委会主任。孟司令看中了胡泊父亲懂电会摆弄收音机，就派人动员他“反戈一击”，加入“砸烂派”，给司令部去管理“喉舌”扩大器和高音喇叭。胡泊父亲却坚决不干。孟司令觉得丢了面子，捏造了个罪名，说胡泊父亲在家里弄个收音机偷听敌台，伺机叛逃，让人把他抓了去，批斗毒打了好几场，最后给扣上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改造。父亲一倒霉，妻子儿子也跟着受了连累，成了“反属”。
胡泊上了初中后，不但当不上红卫兵，还常受到几个“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的谩骂。胡泊虽不敢反驳，可打心底里恨透了那个孟司令。只有从小一块儿光着腚长大的同班同学李长胜、金大章不歧视他，还常找他一起玩。有的孩子欺侮他，李长胜、金大章就站出来护着他。过了一年，胡泊16岁了，个子也蹿到了一米七。他瞅准了已当上局革委会副主任的孟司令每天下午下了班要打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过，初冬的一天傍晚就悄悄地埋伏在桥头下边。见孟司令骑自行车上了桥，他像一只猴子灵活地冲了上去，连人带车子把孟司令推下了护城河。河里全是肮脏的臭水烂泥，孟司令好不容易才从冰凉的泥水中爬上了岸，去向公安局报了案，说是“阶级敌人陷害红色革命造反领导干部”。公安局的人查了好多天，也没找到肇事者，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0年，城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胡泊本属于独生子女，按规定可以留城。可因为父亲的问题，还是要下乡。母亲默默地为儿子收拾了行装。胡泊和李长胜、金大章一起下乡去了。那个小村，离天河有六百多里。临行前，母亲让金大章、李长胜多照顾小弟弟胡泊，金大章和李长胜说：“阿姨，您放心吧！”
下乡后，胡泊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村里的农民和知青们并没有歧视他。加上有金大章、李长胜兄长般的呵护，胡泊感到在农村反而比在城市里自由多了。
他在村里极其秘密地谈过一段非常短暂却又是刻骨铭心的恋爱。那叫不叫恋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那个无比可爱的农村姑娘雪儿，却无可奈何地嫁到另一座大山深处去了。那件事，过了十几年他才告诉了李长胜。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年，李长胜当了铁道兵，走了。又过一年，金大章也回天河就了业。胡泊在村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底才回城。但回城后，却因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胡泊为了生活，就到建筑队去当临时工，推沙子、水泥、红砖，后来因活太苦，收入不多，而他身体又不太壮，就不干了。一天，他联系了一个家电维修部，要去当个临时维修工，父亲却因一朝被“电”咬，十年怕“触电”，坚决不让他干。胡泊只好答应不去了。直到1980年，造反派头头孟司令因打砸抢迫害老干部，加上强奸女工给判了十二年徒刑。胡泊又陪父母多次上访，有关部门才给胡泊父亲平了反，并把胡泊安排到一家区办的勺星商店当了工人。可父亲平反后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间。父亲的死对胡泊的刺激很大。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就经常头痛。为了防止母亲担忧，就悄悄地吃止痛片。但就在这时，母亲因积劳成疾，又思念丈夫，患了心脏病，在丈夫去世后不到一年，也在一天夜里悄悄地走了。母亲的死对胡泊的打击更大。他的头痛病又犯了，而且比原先还重，一个月没能起床。后来，胡泊翻来覆去地琢磨，父亲母亲在最艰难的年月里都熬过来了，怎么反而没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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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心情在别处（41）
他也曾想过复习功课参加高考的。他不想在商店当一辈子搬运工。特别是店里那个五十多岁外号烂地瓜的老经理，对他非常的呲毛。他早就不想在勺星商店干了。可一拿起书本，脑袋就疼、就晕，试了好多次，都无法战胜那个可恶的头痛病。他这才声声哀叹，这辈子完了！
店里有个叫曹双的营业员，比他大几岁，长得黑黑的瘦瘦的，人愣精愣精，外号黑泥鳅，也有叫他曹泥鳅的。这人很适应气候，觉悟得早，从80年代中期就“亦工亦商”，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了病假外出跑买卖。家里早实现了电器化，还给闺女买上了钢琴。他就悄悄地劝胡泊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趁年轻干点儿能挣大钱或能干一番大事业的行当。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泊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张举办摄影培训班的告示，心中一动，就报了名，每天晚上去听课。刚听了三天，就把积存的几百元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去买了一架海鸥相机。边听课，边练摄影，又跟个老师学暗室技术。几个月之后，把家里的那半间房也改建成了个小暗室。当他冲洗出自己拍的第一张黑白照片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呵！画面上是一只在初春的河水中游动的小鸭子。起了个名字，叫《天河水暖它先知》。过了几天，又试探着把照片寄给了《天河日报》，没想到十几天之后竟发了出来。这一下，大大激发了他的摄影热情。半年下来，他已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十二幅照片。后来的几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寄出去发表了一百多张，还得了一个市影展奖，一个省级刊物的奖，加入了市摄影家协会。成功的喜悦使他的头痛病竟也悄悄地隐退了。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一段话：“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
也就在这时，一个23岁的女孩悄悄地走进了他33岁的生活。
第 六 章
韩立冬的出现，如一池死水中投下了一枚沉重的石子，在玉儿心中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以往，她一直是认了命。人这一辈子的命运，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人这一辈子很难预测自己有什么吉凶祸福。研究了十几年《易经》的罗老师，还预测玉儿绝对能考上大学，甚至可以当研究生的。可到头来，却是作为一件礼物，一个人质，与来永和来家当官的父母的权势做了一次交换。自己也就只能逆来顺受，给来永当一辈子洗衣做饭的佣人和供他玩弄发泄的工具了。
真应了三猛的骂。
一年过去了，玉儿的肚子平平的。
两年过去了，玉儿的肚子还是没鼓起来。
来永倒不太急，守着这么个美人儿，得趁她年轻娇嫩尽情地享受几年。可来永的父母却沉不住气了。老来头是独子。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玉儿给生个孙子接续香火呢。为了怀上个孩子，为了怀上个高质量的孩子，当然是男孩，来永戒了烟，还戒了半年酒。选择了两个人的最佳时间段去怀。可怀了好多次，直至又过去了一年，玉儿仍没有一点儿怀孕的迹象。来永的母亲急了，找了辆奥迪车拉了玉儿，去平川地区医院请妇科专家检查。查了一天，医生说玉儿没毛病。来永母亲还不甘心，过了一个月，又拉玉儿去查，还是没查出毛病来。来永母亲就又让儿子去查，儿子只说没有问题，就是不去。原来来永心里有数。他跟春光宾馆那个“赛金花”胡搞的工夫，“赛金花”不知怎的怀过一次孕，说是来永的，到医院去流过产。那个事儿，把来永的胆都吓破了。
三年、四年、五年过去了，玉儿就是没给来家怀上一个娃。
来永的不少同学同龄人的孩子都八九岁、十一二岁了，有的同学还生了两个。来永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加上外界，特别是百货商场的那几个快嘴娘儿们，飞短流长地，更使他气恼。有的说，女人太漂亮了反而不能生孩子。你看西施、貂蝉多么美，中国古代有名的美人，你听说过她们的儿女是谁吗？有的说老来两口子太霸道，不积德，这是老天爷的报应。有的传说来永是个骡子，他的那些个生命的种子全都是秕谷。小香瓜则悄悄地对孙经理说，玉儿跟来永的八字相克，来永即使是个健全的男人，那些长尾巴的小蝌蚪到了玉儿身体里，也得让一种什么液体给杀死。
来永气得火冒三丈，回到家大骂玉儿是养了个母狗不下崽。玉儿挨了骂不吭声，暗想你们来家活该！谁让你们稀罕我呢。你现在不要我了，跟我离婚，我才高兴呢。
可来永却从不提离婚的事。倒不全是他贪恋玉儿的美色，因玉儿打跟了他从来没冲他笑过，他打心底里就烦了、够了。常常骂玉儿是“冷血动物、泥胎”。他最大的顾虑是怕离婚影响了自己的高升。来永才34岁，已当了两年多副局长。眼下正局长已48岁，顶多再干三四年就得退居二线，或上人大、政协。这局长的椅子就等着他去坐。干上了局长，以后还可以争取当个副县长或者副县级呢。离婚？他可不干那个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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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心情在别处（42）
玉儿想了两天，那只紫红绒绒盒里的手表在办公桌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