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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命中注定他会把幸福带给一个寡妇，而寡妇也会把幸福带给他，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好了准备。在独来独往地猎取女人的生涯中，阿里萨对寡妇们了若指掌，他知道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见过她们表示愿意装进丈夫那口棺材里活活埋掉，免得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去对付今后的恶运，但随着她们对新的处境的逐渐适应，她们又返老还童了。起初，她们象幻影般地住在空荡荡的住宅里，向女佣们倾诉衷曲，俄沂地躺在枕头上不想起床，在无所事事地囚禁了多年之后依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她们在已故的丈夫的衣服上钉上过去从来没言时间去钉的扣子，为领口和袖日上蜡，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她们继续在浴室里为丈夫摆上肥皂，铺上带有丈夫姓氏缩写的床罩，在饭桌上丈夫坐的地方摆上刀叉盘子，好象他们会死而复生，没有通知就突然返回家来，就跟他们活着的时候经常这么做似的。然而，在不仅忘却了丈夫的姓氏，而且也忘却了自己的身分之后，她们在独自去做弥撒时又慢慢觉得自己成了自我意志的主宰了，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信念——一个在处女时代就存在的幻想——作为交换条件的。只有她们才知道，她们发疯地爱着的那个人——也许他也爱着她们——的分量，但她们得继续抚养他，给他喂奶，给他换湿了的尿布，用母性的语言哄他们，鼓励他们早晨出门的时候别胆怯，直到最后一息。然而，当她们看见他在自己的怂恿下真的出去闯荡世界的时候，她们又提心吊胆起来，害怕他永远也回不来了。这就是生活。爱情，如果真有爱情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另一个生命。
在孤独的寂寞中，相反，寡妇们发现，老老实实地生活全凭身体的指挥，饿了才吃，不用说假话而爱，不必因逃避被人指摘不遵妇道而装睡，有权占有整张床席，没有人同她争一半床单，一半空气。一半属于她的夜晚，甚至睡梦也是自由自在的，该醒的时候就醒了。在外出偷情的黎明，阿里萨碰见寡妇们做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一身黑衣，肩上披着寡妇的黑纱。晨曦中，他看见她们穿街过巷，迈着碎步从一条人行道走上另一条人行道——那是小鸟般的步伐，因为单是贴近男人身边走过，就会玷污她们的名誉。然而他坚信，没有慰藉的寡妇，更甚于任何其他女人，是很容易把幸福的种子撒到她们心中去的。
他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寡妇，从纳萨雷特的遗孀开始，使他懂得，结过婚的女人，在丈夫亡故之后是何等幸福。到当时为止对他来说还纯粹是个幻想的东西，亏了这些寡妇，把它变成可以用手捕捉的可能性了。没有理由认为，费尔米纳和其他寡妇有什么不同，生活教育了她，她会接受他的，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她心中不会有对死去的丈夫犯罪的阴影，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去发现两度幸福的另一种幸福，一种是能把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变成奇迹的普通的爱情，另一种是因死神的豁免，出污泥而不染地洁身自好地保留下来的爱情。
要是他怀疑过费尔米纳在他的如意算盘中离得是多么遥远，也许他不会那么热情贲涨。费尔米纳还只刚刚看见一个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恰恰没有突变的世界在她面前展现。在那个时代，做个有钱人有许多好处，当然也有许多坏处。但普天下有一半人梦寐以求的是尽可能永远做个有钱人。因为不成熟，费尔米纳拒绝了阿里萨，她马上就追悔莫及，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当时，她闹不清是理智中的哪些隐藏的原因使她心明眼亮了，但许多年之后，也就是在行将进入暮年之前，她突然在一次偶然提及的关于阿里萨的谈话中发现了。参加谈话的人都知道，阿里萨是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继承人，所有的人都振振有词地说自己见过他许多次，甚至跟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是副什么模样。这时，费尔米纳发现了妨碍她爱他的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她说：“他好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是的，他是某个人的影子，而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人了解过。不过，当她在抵御乌尔比诺医生——医生是个和他恰恰相反的人——的追求的时候，她却被罪过的阴影弄得心神不定：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唯一的一种感觉。当她觉得这种感觉向她袭来的时候，她被一种慌乱抓住了，只有碰见能减轻她良心的压力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慌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在厨房里打碎了一只盘子，或者看到有人跌跤，或者自己在门缝里挤了一根手指头，她总是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归咎于他：“都是你。”虽然她对谁是肇事者并不关心，也并不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反正能把罪过推开就够了。
这个阴影非常明显，势将危及家庭的和谐，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地发现了。他发现后，就赶忙对妻子说：“别难过，亲爱的，那是我的错。”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妻子作出突然的、不可更改的决定，而且他深信，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一种罪过的感觉。然而，理清阿里萨这团乱麻，不是一句宽心话就能解决的。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早晨，费尔米钢打开阳台的窗户，就得使劲赶走脑子里那个坐在幽静的小公园里偷偷看她的人的影子，她看见了曾经属于他的那棵树，那条不大显眼的长凳子，他正坐在那里看书，思念她，为她受煎熬。她不得不把窗户关上，长叹一声：‘可怜的人。“甚至她还伤心地抱怨过，阿里萨怎么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顽固呢，当时，后悔已经太晚了。有那么几次，她还亡羊补牢地期待着一封永远没有收到的信。当她必须作出嫁给乌尔比诺医生的决定时，她发觉，既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阿里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挑上他，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实际上，他对医生和对阿里萨同样不大喜欢，而且对医生更缺乏了解，医生的信没有他信里那种火热的感情，也没有象他那样做过那么多令人心醉的表白。的确，乌尔比诺医生的追求，从来不是以爱情的语言来表达的。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只向她奉献尘世间的东西：保障，和谐，幸福。这些数字一旦相加，也许等于爱情，近乎是爱情吧？但是，这些又不是爱情。这些疑虑使她心乱如麻，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说来说去，她对乌尔比诺医生反感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象而不是太不象她爸爸梦寐以求地为女儿找的那个人。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词父亲狼狈为奸的小子，虽然实际上他不是，费尔米纳确信，自从看见他第二次走进她的家门，不请自来地为她诊断的时候起，就已经是了。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谈话，使她心里更乱了。处在自己的牺牲者的地位上，表姐倾向阿里萨，甚至忘记了也许洛伦索·达萨把她请来是为了让她扩大有利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影响。只有上帝才知道，当表姐到电报局去找阿里萨的时候，费尔米纳作了多大努力才没有跟她一起去。她也想再见他一次，把疑虑澄清，同他单独谈谈，深刻地了解他，以便确信她在冲动中作出的决定不会把她推向一个更严重的境况，即在同父母单枪匹马地进行的战争中投降。但她投降了，在一生中的关键的一分钟里投降了，她一点儿也没考虑那个追求者的英俊的外貌，他的祖传的财富，他少年得志的声誉，以及他实际美德中的任何一点，而是因为担心错过机会。她眼看就要满二十一岁了。二十一岁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一点使她慌了手脚。这空前绝后的一分钟，就足以使她作出了上帝和人的金科玉律中规定的决定，至死方休。于是，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她毫不内疚地做了理智向她指示的最正经的事情：用不带泪水的海绵在对阿里萨的记忆上一抹，把它全部擦掉了，在这个记忆原先占据的地方，她让它长上了一片茂盛的罂粟花。唯一做了的另一件事是，她比平常更深地叹息了一声——最后的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从旅行结婚回来就开始出现了。他们还没打开箱子，家具包装还没拆开，准备供她做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主妇之用的十一箱东西还没取出来，她就差点儿昏死过去，因为她发觉，她成了这个错误家庭的囚徒，更糟糕的是，和一个不是囚徒的人关在一起。六年之后她才出了牢笼。这六年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六年，她绝望地忍受着婆婆的刁难，小姑的愚昧——她们没有在这个牢笼中活活烂掉，是因为关进牢笼已经成为她们心中的天经地义的事了。
甘心屈服于家庭礼教的乌尔比诺医生，对她的恳求装聋作哑。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的无限的适应能力将会使一切就绪。母亲的衰老使他心疼，营堂健在的喜悦，换个时代的话，会使最没信心的人也会产生求生的渴望的。不错，那位漂亮、聪明、在她那个环境里少见的敏感的女性，将近四十年来一直是她的人间天堂里的灵魂的主宰。编局使她痛苦到了只相信自己的地步，而且使她变得刻薄尖酸，视所有的人为敌。她的退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因丈夫睁着眼睛在一次黑人起义中丢了老命而怨恨——她自己就这么说，而本来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而生存下去。说到底，费尔米纳的美满的婚姻，就只维持到结婚旅行那段时间，而那个唯一能帮助她免遭最后的灭顶之灾的人，又在母亲的威严面前吓得噤若寒蝉。对那个所谓母亲不久人世的欺骗，费尔米纳怪罪的是他，而不是那几个呆头呆脑的小姑子和那疯疯癫癫的婆婆。她到此时才发现，在学术权威和陶醉尘世乐趣的背后，她竟嫁了个不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因自己姓氏的社会分量才显得轩昂不凡的可怜虫，但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希望寄托在初生的儿子身上。感觉到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她为摆脱某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觉得轻松。但是当助产婆把赤条条的、浑身是粘液和血的肮里肮脏的脖子上缠着脐带的儿子抱给她看，她自己觉得对那个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小惠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时，竟把自己也吓坏了。可是，在独坐宫殿的孤寂中，她渐渐认识了他。母子相互认识了，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儿女不是因为是儿女，而是因为爱怜和抚养才成为亲人。在那个不幸的家庭里，除了儿子之外，她谁的气也不能忍受。寂寞，公墓似的花园，没有窗户的巨大的房间里凝滞不动的时间，都使她感到压抑。漫漫长夜里，从邻近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使她觉得自己也要疯了。每天都要布置宴请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餐具和灵堂里的蜡烛，让五个鬼影子似的人坐下来用一杯加奶咖啡和奶酪饼当晚饭吃的习惯，使她觉得羞耻。她诅咒傍晚的念珠祈祷，诅咒饭前经，诅咒对她拿刀叉的姿势、象街上的女人似的撩开神秘的大步走路、穿得象马戏团演员、对待丈夫的热情方式、乃至不用头巾遮住胸部就给小孩喂奶等等没完没了的指责。当她刚刚按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