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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芬望着他，不敢说话。
白宝山说：“你把我包里的手枪子弹拿出来。”
谢宗芬照办了。
白宝山坐在草地上，一颗颗朝枪里装子弹。
谢宗芬试探地问：“你把吴子明杀了？”
白宝山说：“杀了，留着他，我们都有危险。”
谢宗芬不明白他还装子弹干什么，颤巍巍地问：“你不会把我也杀了吧？”
白宝山停住，看她一眼，说：“我不杀你。”他继续把子弹装好，站起来又说，“人是有感情的，我不会杀你。”
谢宗芬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白宝山指了指吴子明的军用包和那两件凶器说：“你把这些东西埋起来，我到下边去，把他的脸烧一烧。”
谢宗芬问：“埋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山坡上的一片树林，说：“埋在那边的大树底下。”说着，他拿上装汽油的小酒瓶，又走下山去。
来到吴子明尸体旁，先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手表撸下（手表是烧不坏的，那可能成为公安人员的物证），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
大白天，火光并不明亮，不容易引起周围人注意。他看着吴子明的脸在碳化，牙齿露出，人已面目全非，这才离开。
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那儿有块大石头，他把大石头翻动开，埋在石头下边。
一切都处理停当，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这件事对谢宗芬的刺激极大，一路上都不说话——她不可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命运。
不过，现在白宝山确实不会杀她，现在杀谢宗芬，无疑于杀掉他自己。他还要留着谢宗芬，在返京的路上，这个女人，对他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三、提取赃款，返回北京
回到乌鲁木齐，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这天是27日——是公安部京、冀、新并案会开会的当天。
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然后一起返回旅店，两人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8点（相当于6点），谢宗芬醒来的时候，白宝山已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在计划他的行动了。他对谢宗芬说：“你快点起来，我们去拿钱。”
两人坐16路汽车来到新疆大学。这地方白宝山是非常熟悉的，他对道路、环境、地形地物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片杂树林。
白宝山让谢宗芬在林子外边等候，他拿着谢宗芬的小包钻了进去。小树上挂的布条完好，他很快就把钱挖出，先往谢宗芬的包里放50万，余下的钱放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进蓝色条格包内，提着走出来。
小树林僻静，时间也早，周围没见一个人影。谢宗芬背自己的包，白宝山提着蓝条格包，两人并排走出新疆大学校园。
白宝山还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使用过的“八一”式自动步枪处理掉。
形势这么紧，把“八一”枪带回北京是不现实的。而且，他手里的步枪弹已经不多了，把枪带回去也没什么用处。
这次处理自动步枪，他并没分作两步走，这多少有些冒险。两个装钱的包没有送回旅馆——拿到钱，他有新的担心，他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些钱了，也不能离开谢宗芬，他必须时刻和这两样“东西”绑在一起，须臾不能分开。这可能是他宁可冒险的唯一原因。
离开新疆大学，白宝山带着谢宗谷直接来到他埋枪的地方。仍然让谢宗芬放哨，他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相当于9点）左右，由宝山带着谢宗芬和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
此刻他的心情松弛了些，有了安全感，但并没有头脑膨胀，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白宝山把房门锁好，立即让谢宗芬和他一起拆启现金上的封条。然后，他把拆下的封条全部撕碎，扔进男厕所的马桶里，放水冲掉。让谢宗芬用黄色毛线把那些没有标记的现金重新捆好。有的钱本身是用猴皮筋捆扎的，他就没再动。
封条处理完毕，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他现在只差最后一关——闯过火车站卡口。
昨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白宝山掐好时间，说：“咱们走吧。”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
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新疆的案子，对白宝山来说，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就像做完徐水抢枪案一样，他做得干净、彻底，应该再画一个句号了。也像徐水案一样，没有知情者。了解这一切的，只有这个被他严密控制着的女人。
这时的白宝山会做何感想呢？望着外边起伏而过的山野，或许他会想到一年半之前，离开新疆回北京的情景。那时，他是个刚出监狱的穷光蛋，但那时，他还能憧憬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还有选择的权利。现在，他有了钱，有了女人，他觉得，前景一片光明。不过，他身上已积下了太多的血债，或许他没想过，下一步等待他的。只有灭亡——这个道理，白宝山是至死也不会明白的。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走出北京火车站西客站。
——这一天，被他屠杀的伙伴的尸体被发现，新疆的警察，从那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中，已经嗅到了他的踪影。
当天下午，白宝山和谢宗芬回到模式口他母亲家。
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骑自行车到外边疯了一圈。谁说白宝山是个冷静至极的人，他也有这样的时候，出去撒欢，浑身上下，一点压力都不再有，因为——他终于回到家了。
其实也不然。白宝山自新疆带回的大笔的现金，没有像从前那样埋到山上——这不能说不是白宝山的一个变化。这变化是悄悄发生的，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他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这可以理解为他也像所有的俗人一样，摆脱不掉爱财的心理。按照刘晓辉的话说，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犯错误了。
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11万，交给谢宗芬，并兑现了他允许谢宗芬回一次四川老家的诺言。
白宝山对待谢宗芬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不能说他对谢宗芬没有感情，也不能说他对谢宗芬不信任，但同时，他又非常担心这个女人会坏他的事情。给钱，而且只给她11万，这个数字白宝山早已计算好。白宝山其实是一个非常财迷的人，他反复推算过，加了减，减了加，最后决定，仍像上次一样，从赃款中提给谢宗芬8％。允许她回四川，也是在他好心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而放走了谢宗芬之后，他立即后悔了。
据谢宗芬后来交代说，白宝山给她这笔钱，她并不想要。她对白宝山说：“我不要你的一分钱。”白宝山对她发了火，说：“你什么意思，你想威胁我，是吗？”当时他们去买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白宝山一气之下，把鞋扔到马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她才答应把钱收下。
这恐怕有粉饰自己的意思。
谢宗芬与白宝山的关系——涉及法律的一面由法院去判决，我想说的关于人的这一面。从材料上看，谢宗芬的思想始终没超出小商人的范围。她爱财，但表现得并不贪婪。白宝山杀人抢钱，她从心里害怕，但白宝山抢到了钱，她也觉得高兴。白宝山给她钱，她肯定是会接受的（事实也是如此），但她不会主动向白宝山去讨要——这就像当初，她做买卖赚钱，给白宝山多少，白宝山都会接受，但白宝山不会向她伸手要钱是一样的。正因为谢宗芬有这样的品格，白宝山才每每没有杀害她。
谢宗芬这次是坐飞机飞回四川的。
她一离开白宝山，白宝山就觉得不放心了。谢宗芬前脚进了家门，白宝山的电话后脚就打过来。白宝山在电话里叮嘱谢宗芬：“钱可以花，怎么花都可以，但不要存银行。”
说不好他是什么心理，可能担心钱的序号出问题。
谢宗芬在白宝山跟前时，白宝山心里踏实，觉得这个女人没什么危险；可谢宗芬一旦离开他，他立刻就担心起来。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不应该让这个女人活着，她活一天，对他也是个威胁。这时候他想，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虽然如此，白宝山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房子已半年多没人居住，不收拾也不行了。白宝山去辛集时，曾把二姐的自行车丢在良乡镇，这次他买了辆新车，送到农场还给二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悄悄塞给母亲10000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母亲不相信白宝山的话，也没打算花他一分钱。白母这些年看着白宝山长大，看着他被判刑，看着他出狱，又看着他被警察再次带走——老人把这一切都想到了。
四、北京，抓捕白宝山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定为“9·5”一号专线。
龚兴言的汇报还在进行中，杨德禄、刘晓辉已经意识到，要尽快通报北京、河北和四川的公安机关，请他们查清白宝山、谢宗芬所有的落脚点，立即布置查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杨德禄跟刘晓辉商量，决定先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给北京市公安局发一封明传电报，通报一下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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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局调查，发现北京调犯白宝山（已刑满释放），曾在1997年7—8月间在我市出现。经辨认，白宝山与摹拟画像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相像，请协查，并将结果速告我局刑警大队。
白宝山，男，汉，38岁，河北徐水县人，1983年因盗窃被判刑，捕前系北京第二电碳厂工人，现住石景山北辛安新房子XX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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