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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肉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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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20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
这时，他才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捷。
采访时龚大队告诉我，杨厅长对属下要求很严，派你出来办案，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回去他问得很细，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就要被他问住。杨厅长把这样一条重要线索交给我，不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摸清楚，回去是没法交代的。
他接通了杨厅长的手机，那边传来杨厅长的声音，只问了一句：“有没有情况？”龚兴言说：“有。”杨厅长说：“好，你马上回来汇报。”
杨厅长和刘晓辉，始终关注着这条线索的进展情况。用不着更多的对话，搞案子的时候，上级与下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局点”9月5日
打网球的决胜点叫作“局点”，经过北京、河北、新疆数千名警察一年半的艰辛工作，“京、冀、新系列枪案”决胜的“局点”终于来到了。
9月5日下午6点，龚兴言一行人凯旋归来，回到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
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公安部五局刘晓辉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张万顺局长以及专案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等候他们。
办公室里很安静，杨德禄、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张万顺、周传强、江援朝、单笑夏……大家认真听取龚兴言的汇报。关键之处张卓敏插嘴问：“吴子明说，把北京人的地址放他父亲那了，究竟有没有地址？”龚兴言回答说：“有。”他把蓝皮本交给了杨厅长——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案子已经基本定位了。
杨德禄作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员，他并不马上拍板。他希望大家先发表一下对这条线索的价值的看法，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传强、江援朝、张卓敏相继发言，一致认为白宝山、吴子明为重大嫌疑人。刘晓辉处长从公安部的角度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杨德禄厅长宣布：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97系列枪案”的1号线索，称为“9·5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9·5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第一，尽快以确凿的证据，查证尸源就是吴子明，“97系列枪案”就是白宝山、吴子明所为。为此，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围绕白宝山、吴子明深入走访知情人；物证组的技侦人员，全面收集、集中所有证据，迅速做出指纹比对和对提取物证进行整体分离鉴定，提供定案的确凿依据。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第十七章
一、比狐狸还狡猾的白宝山
“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的警察迅速出动，刑警、巡警、武警、交警各警种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很快把边疆宾馆、新疆大学一带包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张彦勇的命令，乌鲁木齐备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了29道路一卡，对来往行人车辆进行严密的盘查。
根据张秀明厅长的指示，乌鲁木齐以北、以西的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白宝山和吴子明这两个狡猾的凶手，却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围追堵截，巧妙地逃脱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既没携带赃物，又没携带武器。同时，因他们事先计划得周密，作案后立即换掉衣服，使得我们掌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白宝山在逃跑路线上变换了三次方向，在边疆宾馆院内是向西逃跑，越过围墙进入新大家属区后折头向东，这两个阶段都有目击者。当他们越过第二个墙豁口后，已没有目击者。两人钻到树林里，把钱放进事先挖好的土洞里，换上衣服。他们没有钻进东南方向的大湾乡，而是再次折头向西南方向逃蹿，翻越过多道围墙，抢在武警、巡警、交警组成的多警种队伍把路面控制起来之前，钻进三屯碑水库下边的“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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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事先策划好的逃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警犬，利用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提枪袋做嗅源，准确地引导武警官兵沿嫌疑人逃跑路线追到附中后边的墙豁口，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们犯了错误，没有折向小树林，而是一直跑下去，追向大湾乡市场。错过了发现其埋钱地点的良机，也造成我们对其逃跑方向的判断上产生误导。
张彦勇是一个不掩饰问题的领导干部，他把乌鲁木齐的社会治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就这个案件，他说：“教训是很多的。第一，我们过于信任了警犬；第二，我们没想到对手会这样狡猾，抢劫后把赃物和武器埋藏起来；第三，我们原估计做这样大的案子，犯罪分子会有交通工具；第四，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藏进公园里。”
当警车在外边的马路上穿梭一般来回奔跑，封锁道路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坐在水上乐园的长椅上，观看着由他们一手制造的这场“热闹”——他们在那里，整整呆了有3个小时。
下午4点，这个时间也是白宝山预算好的，白宝山看外边的马路上平静了些，他和吴子明从公园里走出来。两人没一起行走，而是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走向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在那里登上通往石河子的班车。
上车后吴子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白宝山坐在车的中间，两人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互相不说话。行车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多处路卡的阻截。出乌鲁木齐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