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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不少人认为中国将由此而牺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观念。相反，我认为现代化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驱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坦率他说，在民族性格问题上，我并不焦虑。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建设，却并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见得中国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为全世界共同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德国在音乐和科学方面很有成就，法国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英国在民主体制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规模商业、企业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这些贡献都必须基于文化的统一之上。现代医学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更不是美国的，医学科学只有一个。如果中国人的性格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那末，他们会用自己的力量来为知识的共同积累作贡献，从而维护他们自身。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就一文不值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仅仅意味着某种精神状态，某种心理和道德上的财富，它们能够在任何境况下显示其自身。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精神应该促使人们去创造、去生产，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死板的、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被涂上防腐剂保存起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遗产并非博物馆内收藏着的碎片。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
新民族主义
然而，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进步和现代化在理论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幸存下来，那末现代化就势在必行。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坚信今天最紧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已充分实行，以给我们的新民族主义注入内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损、最终征服残酷无情的日本战争机器。对中国来说，现在不是从女神那里挑选聪明的礼物：和平或进步的时候。欧罗巴女神扔给旧中国的那些不祥的礼物也不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出现的；她给中国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十奴役，要么是进步十战争。中国选择了后者，即所谓新民族主义，这就是西方的礼物。
新民族主义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礼物，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全民抗日，它与我们以往所知的爱国有所不同。确实，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卫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种族本能之上。这种本能，对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更力强烈。然而，单是对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单纯的爱是不够的。在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入侵的时候，这种感情与爱井没有能证明自己。爱国主义之于孤立主义的古代中国而言，是件奇怪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王国、一种文明、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热爱中国就像是“热爱文明”，“热爱世界”，或者说热爱当代美国人心目中所谓的这个称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胁，会有多少美国人会为爱这个世界而战，或者甚至为爱这个文明而战呢？可见，这种感情是何其单薄、模糊而又飘渺！
光有那种古老民族的自负，很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获胜——我相信她准能获胜——那是因为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震惊了世界，那些无知的人们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种内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物，认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撤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稍为正确一些的观点是，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在1934～1935年间，这种新精神出场了，开始显得黯然失色，后来便抹掉了暗淡的绝望。终于，一种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诞生了。不过，只有在战争开始之后，这种新精神的内涵力量和新的结构才变得引人注目，震惊遗迹，当然最感震惊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没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所摧毁，并且不可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大众觉醒的无形力量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于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如果我们听到人们众口一辞他说他们亲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极端匾乏、生活艰难困苦、个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难民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的抗战政策，那末，我们就会明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不仅仅在于领导者。
在这场漫长的抵抗战争中，我们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日本就像一辆新的Buick汽车，它有极好的发动机，试图穿越戈壁沙漠。这是一场在发动机与沙漠之间展开的竞赛，这辆汽车能在沙子进入发动机使它陷于瘫痪之前到达那个遥远的、永远变幻莫测的终点吗？是沙漠将毁坏汽车，还是汽车将征服沙漠呢？另外还应该考虑在内的是，这辆汽车出发时带的汽油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到达假定的目的地，在汽油耗尽之前它要尽快向前推进。如果这辆汽车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有最后一加仑汽油，日本就赢了。然而可能的情况是——在我看来必然会发生的是——日本的机器将继续艰苦跋涉，只要能爬得动，它就会继续前进。但最终这辆汽车还是会因为缺油而抛锚。美国的和英国的卡车会被叫来，把它拖回这段愚蠢旅行的起点，那时这辆汽车的挡泥板已经肮脏不堪，车轴已经断裂，连发动机所需的润滑油都没有了。
在这场沙漠竞赛中一个更为奇特的因素是：无论何地都只能找到美国的加油站。也只有日本才完完全全是依靠美国的加油站来加油，来获得自己的成功。日本不断侮辱加油站的雇员，并且撞倒加油站的围墙，但还是把美国汽油加到自己的机器里了。而加油站的雇员也只是对日本人的无礼、对扔进自己眼里的沙子随便抱怨几句，发几句牢骚，但还是把汽油钱装进口袋里，声称还是生意最重要。什么时候山姆大叔才能停止为赢利销售汽油，像新英格兰农夫那样，拒绝与那些不考虑后果，而将别人篱笆撞倒的人打交道，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中国在战斗，她还将继续战斗下去，她会备受战争创伤的折磨，但不会被打败。中国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位不近人情的、冷酷的、刚愎自用的领导，他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他把战争看作20轮比赛，知道只有那最后的一击才是决定性的一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内在的力量，而是熟悉这种力量并巧妙地加以运用。对抗战本质的这种理解不仅通过报纸和电台的努力成了今日中国人民的共同特征，而且也在指导总参谋部的战略与战术。
只有当我们把日本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或者强迫他们撤离的时候，我们才得以重新思考所有这些文化的混乱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保存自己的旧文化。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不是我们的旧文化，而是机枪和手榴弹，才会拯救我们的民族。中国人不会再去接触自己的旧文化，除非日本人停止谈论什么亚洲的“共同”文化，井把这种货色扔回它应该呆的地方去。看来，聪明人不应该经常谈论什么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听到之后，将它变为一个口头禅，从而将它毁掉。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特别的“英国”或“法国”的文化。然而当希特勒大谈其“德国文化”、板垣大谈其“亚洲文化”之时，人们即须提高警惕。一个德国人一听到德国文化，马上就会伸手拔枪；而当一个日本人提起亚洲文化，妇女们就会吓得发抖并尖叫起来。
酝酿中的风暴
我在3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切，我看到未来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武装战争，同时也看到中国通过这场战争也同样会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为现在坚强的抵抗基础是牢固地扎根于1932年日本强占满洲之后的岁月里，这一点十分明了。这种抵抗不是开战后一夜之间的产物，不仅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暴行所引起的。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是始于1931年9月18日。从那时起，一直烽火连天，未曾间断。中华民族看来也算是较为“现代化”的，但是，直到他们被激怒并气得跳起来，直到他们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满洲之后，仍然饥肠辘辆，胃口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在觊觎整个华北，直到此时，中国人抵抗日本的决心才具体起来，坚定起来，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战的全面爆发是中国人愤怒到了极点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大动员”，并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之火和对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烧起来的年代。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自己的版图日益被蚕食鲸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万美元的日本货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走私进中国之时，在跟随日本军队之后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进行之时，中国入感到极度的愤怒，而政府则因害怕闹出事端而去拼命地压制这种愤怒，不让它发泄出来，但它必定会逐渐积聚成一股力量，最终爆发出来，吞没任何在日本无休止的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于从1932～1936年的五年期间，人们内心普遍的民族耻辱和抗战要求受到了压抑，无法以任何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以下这些相互交错，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种压力持续增长：1。日本军阀企图分裂华北5省的罪恶阴谋对国人造成的巨大压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大众和大部分政府官员日益增加的愤懑情绪和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3。国民政府为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而对人民情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