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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中国有一种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其他方面姑且不论。她的一生就是这种生存本能胜利的一生；她使自己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些生活环境如果给予另外一个生命力不太旺盛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她接受了自然给予自己的那部分思想，这里有鲜花、小鸟和名山大川作为她精神与道德的支柱，革凭此项就足以保证她的身心健全而纯洁，从而使整个民族免于城市社会的退化与堕落。她宁愿生活在旷野，晒晒太阳，观赏夕阳的余辉，触摸情晨的甘露，吸收千草与湿润的大地的芳香；从她自己的诗歌（生活习惯的诗歌和写在纸上的诗歌）中，她学会了如何使自己的灵魂——呜呼！那个经常受伤的灵魂——振作起来。换言之，她想方设法使自己活到了这样一大把年纪，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靠着在野外的生活，靠着那许多的阳光与新鲜空气。然而，她也经历过艰难时世，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战争，经历过瘟疫，经历过自然灾害与暴政的折磨。所有这些，她都用自己严肃的幽默和坚强的神经挺过来了。她总是有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一切。是啊，长寿，仅仅是长寿，就很值得人们思索一番了。
她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对她来讲已无关紧要。她或许也不再抱什么希望，感到自己已不可救药。其他人也可能会这么想。人们奇怪，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呢，还是弱点？她曾经向这个世界挑战过，但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她的高寿也使她有权利这样做。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那平静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不为所动。她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与酸楚，没有屈辱和奢望这些使青年人激动不已的感情。即使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要将她立即毁灭的威胁也未能把她吓倒。她不再考虑什么成功与失败；灾难与死亡也不再是那么可怕；几百年以来民族生活的阴影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如尼采对大海的比喻一样，她的伟大能够包容所有的鱼类、贝壳类、海蜇类水生物，包容那些向她掷来的污泥与垃圾。中国的伟大能包容出国留学生的蹩脚的宣传和暴躁的语言，包容她所有的下级官吏、变节将军和骑墙革命者的虚伪、无耻与贪婪，包容所有的战争、瘟疫、污秽、贫穷和饥荒，因为她就是战胜了这些东西而活下来的。欢快而古老的中国，面对着战争和瘟疫，周围是贫穷的子孙，安详地呷着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看到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安详地呷着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则发现一种颇觉高做的保守。懒惰？高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然而在她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老大的狡黠，一种给人以奇怪印象的狡黠。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
然而，中国是伟大的吗？卡莱尔①说过，一个人在读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时，开始总是感到烦躁，甚至会达到痛苦的程度。伟大者命里注定会被误解②。这也是中国的情形。中国曾经被人极大地误解过。我们在不理解并想放弃某样东西时，我们常说它伟大。在被理解与被称作伟大之间，中国宁愿选择前者，这对周围的任何人都有益。然而，怎样去理解中国呢？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她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无以数计的国君、皇帝、圣人、诗人、学者、勇敢的母亲和聪敏的妇女，她还有丰富的艺术、哲学、绘画、戏剧——这些东西赋予普通人的分辨善恶的道德观念。她还有民间文学与民间传说的巨大宝藏。语言本身也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洋径洪英语能使外国人懂得中国吗？那些老中国通应该靠自己的厨子和老妈子来理解中国的灵魂吗？还是靠他最可信赖的男仆？抑或靠他的买办与收帐员？或者是靠阅读《字林西报》上的通信？这些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①卡菜尔（Thomas Chr1y1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
『②语出自美国诗人、小品文作家爱默生（1803～1882）的一句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
确实，要想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要宽广博爱的情怀。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感到整个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同伴有着深情厚谊，并为之感到高兴。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他还不应该受自己下意识思维的影响，不受从小养成的观念的影响，更不能受成年人所具有的专横思想的影响，受那些用大写字母开头的名词的影响，如民主、繁荣、资本、成功、宗教、股息等。他需要暂时抛开这些东西，需要稍微简单一些的头脑，正如罗伯特·彭斯①那样典型的简单头脑。彭斯是最具有苏格兰特色然而也是最具世界性的诗人之一。他把我们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我们自己面前，他揭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人类所具有的爱和悲。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以上这些东西，具备了一个简单的头脑，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异族的国家。
『①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国诗人。』
那么，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呢？这似乎是根本无法解答的难题。当然不是那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和因书馆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反映中国社会。侨居中国的真正的欧洲人不讲汉语，真正的中国人又不讲英语。汉语讲得很好的欧洲人会养成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怪物”。英语讲得很好的中国人则已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族化”了。他们或许根本不讲汉语，或者讲汉语时带点英语口音。通过这样一个淘汰过程，似乎这个解说工作非老中国通莫属了。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靠他们对洋径洪英语的理解来理解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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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国通，英语缩写为0。 C。 H。——我们先来为他们画幅像，因为他作为中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①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舵手、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能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消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连续讲3个中国字都颇为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②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国助手们整洁。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擤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①阿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1884～1967），英国作家。』
『②李普顿（Thomas Johnston Lipton，1850～1931），英国商人。』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3英里。在侨居中国的25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并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①。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一位署名为J。 D。的作家在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人在中国》的文章，他说：“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与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他又感到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