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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这种贞洁守寡的教条成了官方的一项制度。凡30岁以下开始守寡直到50岁达20余年者，官府要为她立“牌楼”，以资鼓励。其家庭可免去一切赋税。于是，不仅崇敬妇女品德的纯洁是非常道德而高尚的事情，家庭里男性成员如果这样做也会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好处。贞洁寡妇不仅受男人及其亲属的欢迎，也是妇女使自己出人头地的最方便的办法。她给自己的家庭，也为整个村庄和家庭带来了荣誉，这样，寡妇的贞洁成了人人津律乐道的品质，只有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曾经作出过几次抗议。正是这种贞洁观导致了儒学在“文艺复兴”的1917年遭到批评，被称作“吃人的礼教”。
随着儒家理论的发展，实际生活的小溪也在不息地奔流。它建筑在社会常规的基础之上，然而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压力。比儒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男人在控制着钱袋。儒学将寡妇贞洁立力一种宗教，而宝石、珍珠项链与儒学无关，却使女性变为姬妾与妓女。魏晋时期，政治混乱，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大家族兴起。这一切一方面促使了纳妾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又迫使男人将新生女婴溺死，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女儿出嫁时的庞大费用。在这些年代，许多官吏与富豪在自己家里都供养几十甚至几百个舞女。这种奢侈放荡，耽于声色的生活使那些浪荡公子的迷梦得以实现。总之，妇女成了男人的玩物。石崇纳妾几十人，他通常在床上洒一层薄薄的香粉，让他的姬妾从上面走过。体轻者走过不留脚印，赏珍珠项链，留下脚印的则要“节食”以减肥，是那些珍珠项链，而不是儒家的学说，成了中国妇女堕落的原因。正如古罗马与现代纽约的情形一样。实行缠足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男性的想象力与审美观堕落的最后一个明证。
荒谬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妇女以她们的忌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官员们经常带着一脸的青伤上朝，致使皇上不得不降旨惩罚这些爱忌妒的妻子。一位名叫刘伯玉的人经常背诵《洛神赋》。有一次他感叹着说道：“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他妻子答道：“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当晚她就投河自尽了。7天之后，她托梦给刘伯玉说：“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从此以后，刘伯玉再也不敢过任何一条河。刘妻淹死的那条河就叫“妒妇津”，在今天的山东省。如有妇女欲过此河，总要先把自己漂亮的服装盖起来，或者揉皱，脸上涂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否则就会风暴骤起。然而如果是长得丑的妇女，河神便不会忌妒。那些过了河而没有引起一场风暴的妇女认为她们自己长得一定很丑。
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妇女的忌妒是随着姬妾制度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是她们唯一的防身武器。一个好忌妒的妻子可以仅仅靠这种本能的力量阻止自己的丈夫纳妾，现在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果男人有一点理智的话，他会看到婚配是女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职业。于是，他就会原谅女人们这种职业的伦理，不管他有没有纳妾。我们的学者俞正樊早在1833年就发现，“妒非妇人恶习”。失去丈夫欢心的妇女与失去老板欢心的职员，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没有结婚的姑娘与失业者的心情也差不多。人们在商业竞争中的职业忌妒与妇女在情场上的忌妒一样地冷酷无情。一个小商贩不愿丢掉自己的买卖，其心情与一位老板的妻子看到丈夫娶了另一个妇女的心情是一样的，这就是妇女经济没有独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看不见这一点，人们就会笑话那些以美色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其实她们只不过是另一种成功的商人，她们比自己的那些姐妹的头脑要清楚。她们以职业精神将自己的货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成功的商人与以美色骗取男人钱财的妇人都要同一种东西——钱。鉴于他们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他们应该互相尊重。
家庭与婚姻
然而，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曾经被几位妇女用轿抬上了苏州郊区的山岗。那些女轿夫坚持要把我这样一个男人抬上山顶。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让她们这样做了。因为我想她们可能是中国母权制的后裔，是南方福建人的姐妹。高耸的胸膛，挺直的体态。她们运煤、犁地。她们清晨早起穿衣漱洗，头发梳得非常整洁，然后下地干活，到时候回来给小孩儿喂奶——是人奶而不是牛奶。她们同那些作为富裕人家的当权者，也是自己丈夫的统治者的妇女们是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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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中国妇女真的是受到压制的吗？这时，慈禧太后强有力的形象便进入我的脑海。中国妇女可不是那种易受压迫的妇女。她们尽管被剥夺了许多的权力，他们不可以做速记员，或律师和法官，但是她们在家里是统治者。当然那些堕落的家庭除外，那里，妇女是男人的玩物。不过，即便在这些家庭，一些姬妾也设法控制了她们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尽管妇女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但她们仍有结婚的权利。每个中国姑娘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人们坚持就是奴婢也应在适当的年龄出嫁。在中国，结婚是妇女不可剥夺的权利。充分享受这种权利，她们就有了用来争取其他权利的最好武器，无论是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作为一个母亲。
问题要从两方面看。男人对待妇女无疑是不公平的。然而妇女如何进行报复也颇有意思。对妇女进行束缚的结果是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地位卑贱，她们自己也妄自菲薄，许多男子可以享受的社会权利被剥夺了，她们受到较少的教育，有较少的知识。她们的生活比男人简朴、辛苦，且不自由，她们忍受着男女之别的痛苦。然而对妇女的压迫，更多是无形的，是由对妇女卑贱的普遍认识而来的。如果丈夫与妻子之间没有爱，丈夫可能会独断专行，这时妻子只好逆来顺受，别无他途。她们只是忍受着这种家庭专制，就像中国人忍受着政治专制一样。但是，没有人敢说中国的专横丈夫特别多，幸福婚姻特别少。其中的原因，我们将很快看到。妇女们不能碟蝶不休地饶舌，不能串门，不能在街上观看男性。然而，许多人还是在饶舌，许多人还是在串门，许多人还是在街上观看男性。她们被要求贞洁，而男人则可以淫荡。这倒并不难做到，因为大多数妇女生来就是贞洁的。她们被剥夺了西方的妇女所享受的尊敬与社会权利，但是她们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也不在乎去不去参加那些男女们的社交聚会，因为她们有自己的社交场合与家庭聚会。她们也不在乎当不当警察去维护街上的治安，或者沿街叫卖铁器等等权益。事实上，任何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唯独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因为她们在那里生存、活动、做人。
在家里，妇女是统治者。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相信莎士比亚所说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莎翁自己也用其他剧中人物对这句话做了反证，如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以及李尔王的女儿们。仔细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你会发现所谓妇女依靠别人的流行观点也是不客观的。无论咸丰皇帝在世与否，慈禧太后都在统治着国家。在中国，有许多慈禧太后式的人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平常人家。家庭就是皇朝，在这里，她们可以任命自己的州长，决定儿孙们的职业。
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所谓对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任何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应该读读《红楼梦》这部描写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巨著。研究一下贾母的地位，凤姐及其与丈夫的关系，以及《红楼梦》中任何一对夫妇（父亲贾政与其妻子关系可能是儒家观念中最正常，最典型的），看一下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家里掌权。某些西方读者可能会羡慕老祖母的地位，她是家里最受尊敬的人，大家都悉心照料并尊敬她。媳妇们每天早晨都去她的住所问安，请示并决定家里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如果贾母缠足，隐居深闺，连举手投足之劳都由看门人及男仆来代替，西方读者还会羡慕吗？再研究一下《野叟曝言》中儒家的英雄母亲水夫人吧。水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儒家智慧的典范，无疑是整篇小说中地位最高的人物，她一句话，就能让她当宰相的儿子脆在面前。她用自己无穷的智慧负责着整个大家庭的福利事业，就像一只母鸡保护着自己的雏鸡一般。她用明智与宽厚控制着家庭。她家的所有媳妇都甘心情愿做她的奴隶。作者对这个小说人物的描写也许言过其实，但绝不纯粹是虚构。是的，女人在家里统治，男人在外面统治，孔子已经对劳动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妇女们也清楚这一点。今天，上海百货商店里女售货员仍然用一种羡慕的眼神看着那带着鼓鼓囊囊钱包的已婚妇女。她们希望自己也在买东西，而不是卖东西。有时她们希望自己正在为小孩织毛衣而不是在点零钱。从早到晚一站8个小时，而且是穿着高跟鞋。时间太长了，她们也太累了，大部分人从本能就会感觉到孰好孰坏。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向往独文，然而在男人统治的社会，所谓的独立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那些看破红尘的人讥笑这种“独立”。那种原始的，要做母亲的强烈欲望——无形，无言，模糊但强烈——充满了她们心灵。这种冲动又引起了对化妆品的强烈欲望。这些欲望是那么天真，那么自然，那么符合本能。她们计算了一下自己从仅够糊口的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钱。这些钱甚至不足以买一双她们正在出售的网线袜。于是，她希望自己有一位男朋友在为她买礼物，或者请他给自己买，间接地，羞涩地。试图不失掉自己的自尊心。中国的姑娘们基本上都是体面的，但她们为什么不应该请男人为自己买礼物呢？她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买一双她们的本能告诉她们应该买的网线袜呢？生活就是这样的混乱，这样的使人迷惑不解。现在她们清楚地认识到应该叫一个男人为自己买生活用品。她们要结婚。她们的本能是对的。结婚有什么错呢？受保护的母性有什么错呢？
于是，她们成家了。她们编织，缝纫。不过在江浙一带中等家庭的妇女甚至不再烹调或缝纫了，因为男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技术已经压倒了妇女。最好的裁缝和厨师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人会继续在各个领域压倒妇女，但婚姻例外，男人在婚姻以外的世界有各种各样比妇女更有利的条件，然而在婚姻世界中，妇女却占据着优势，妇女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任何一个国家，妇女的幸福不是取决于她们享受社会权益的多少，而取决于她所与之生活的男人的品质。妇女受男人的野蛮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