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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春天朝山进香，为已经相当萎缩的中国旅游欲提供了一条合法的宣泄途径。进香时间为早春，与西方的复活节几乎同时。那些不好走远路的人至少可以在清明节到亲人的坟上去大哭一场。这也同样是一种感情的宣泄。那些有条件走远路的人，便脚踏一双便鞋，或乘坐一顶轿子，向名山古刹进发。一些厦门人，仍坚持每年春季乘古式平底帆船，船行500英里，到宁波附近的普陀山进香。在北方，每年去妙峰山进香是流行的习俗。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不分男女老幼，手持木杖，身背黄色香袋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昼夜兼程，向神庙出发。一路欢声笑语，如乔叟时代一般，并且像乔叟①描写的那样，一路还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①杰佛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英国第一位伟大诗人，著有《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于是，第三点，佛教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欣赏名山大川秀丽风景的机会，因为大多数的佛教寺庙都建筑在风景优美的高山之上。这是中国人能使自己摆脱平时单调无聊的生活而获得的一点小小的欢乐。他们来到山上，在看来是很高级的客店里住了下来，与和尚们一起喝茶，闲聊。这些和尚很文雅，很健谈。他们为香客们提供丰盛的素斋，同时也从香客身上赚到一大笔钱，充实了自己的金库。这些进香者于是便带着重新焕发起来的精神，更加充沛的生命力，下山回家去对付艰难的日常生活去了。谁能否认佛教在中国人生活模式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第二部分 生活
引言
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人的心理和道德结构，以及影响着中国人根本生活模式的人生理想。在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在两性关系、社会、政治、文学和艺术各方面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的生活本身。具体说来，包括中国的妇女生活、社会、政府，以及文艺，此外还有一章专门叙述中国人所理解并付诸实施的生活的艺术。这样，本部分又可分为两组。妇女生活、社会、政府三部分互有关联，因为对妇女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理解必然会使我们去思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才可能理解中国的司法和政府机构。研究中国人生活的这些可见部分，又自然会使我们去研究更微妙、更鲜为人知的中国文化诸问题，特别是艺术问题。这里，中国人有其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观与文化发展观。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土生土长的文化之一。因此，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文化是闲暇的产物，而中国人已有3000多年充足的悠闲去发展文化。在这3000年中，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一边喝茶，一边冷静地观察生活。从这一席茶话中，他们提炼出了人生的真谛。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讨论他们的列祖列宗，仔细品味祖先的成就，研究艺术与人生的一系列变化。通过漫长的过去，他们又看到了自己。从这些茶话和思考中，历史开始具有某种伟大的意义：人们说它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经验，供当代人借鉴；它又好比是一条越来越大的溪流，不受阻遏，奔流不息。历史书于是成了最为严肃的文学样式，成了最为雅致的精神发泄。
茶壶里的水在咕嘟咕嘟地作响，春天在欢唱，“酒香茶熟”。这时，一个幸福的念头涌上了中国人的心头。每隔500年为一周期，受着变化了的环境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开始变得有了创造性。这时，新的诗韵发现了，或者是制作陶瓷的新方法出现了，也可能是嫁接桃树的新工艺问世了。总之，这个国家又在前进了。他们不再认为灵魂灭与不灭的问题是永远不会知道的。相反，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思考、可以讨论；他们这么做，一半是认真的，一半则是开玩笑。他们也放弃了对自然奥秘的思索，雷电雨雪的奥秘，以及自己身体各部分的功能的奥秘，比如唾液与饥饿的关系。他们不用试管或解剖刀。有时，他们似乎感到整个可知的世界已被祖先穷尽，人类哲学的最终真谛已被道破，书法艺术的最后一个结构方式也已经被发现了。
所以，他们就更注重生活中的事务，而不注重获取进步。他们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琢磨如何设计自己的花园，或者如何烹调鱼翅。他们在饮食上的认真与热忱，不下于奥玛。开阳。后者在跟踪哲学的尘埃一无所获之后，就及时行乐去了。这样，他们跨过了所有艺术的门槛，进入了人生艺术的殿堂，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他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顶峰——生活的艺术。这也是人类智慧的最终目的。
第五章 妇女生活
妇女的从属地位
始自原始时代，中国人的血液中，妇女就没有占据过自己应有的地位。中国人由阴阳构成的二元世界观，可以追溯到《易经》。孔子曾经对此书作过详细的阐述。尊敬妇女，对女性采取一种温柔态度，这在野蛮时期就是条顿人的特点。然而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却看不到这种对妇女的感情。《诗经》汇集的民歌中，就已经有性不平等的反映：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这首诗的年代比孔子要早几个世纪。然而，妇女在其彼文明驯化之前并没有遭到束缚。她是随着儒学的发展而一步一步被束缚起来的。
原始的中国社会制度是母系氏族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母权制的某些精神仍一直存在于中国妇女的气质之中。中国妇女从总体上讲比男性稳定，现在即使是在儒家传统控制的家庭中，也有许多是妇女掌权的。母系制在周代就更清楚可见了，当时的家姓都是母姓，男人只有个人的名字，叫“氏”，根据自己的出生地或官职取名。总览《诗经》中所有的民歌，我们看不到任何幽禁妇女的迹象。古代一定是有选择自己配偶的自由的，就像今天广西的土著居民那样。这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选择，但却是自由的选择。《诗经》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诗经》中还有许多妇女与情人私奔的故事。婚姻制度还没有对妇女形成一种像后来那样严重的束缚。在孔子时代，特别是在上层阶级，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多少有如堕落的罗马时代。有儿子与继母、公公与媳妇、姐夫与小姨子之间的乱伦；有人将自己的妻子献给邻国的统治者；也有名为儿子取亲，实为自己娶妾，以及皇后与大臣的通奸，《左传》里有无数这样的例子。一直有根大权力的妇女，在那时的表现很不寻常。魏国的王后让国王把全国最美的男子招来在她的闺房侍候。离婚很容易，离婚者也可以再婚。女子的贞操还不是别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随后，孔子学说兴起，宣扬妇女应紧锁闺房。根据《礼记》，儒家将男女隔离，很快就发展到甚至不允许离婚的姐妹与其兄弟同桌吃饭的地步。在具体实践中，这些“礼”究竟被遵守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儒家的哲学观点，这种对妇女的隔离与幽禁并不难理解。儒家学说强调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承认社会统治者的权力，主张劳动的分工。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它鼓励妇女做有女子气质的妇女，自然就教育她们遵守一些女性的道德，如文静、顺从、优雅、整洁、勤劳、能织布、会烹调、尊敬公公婆婆、友爱丈夫的兄弟、礼遇丈夫的朋友等等所有从男性观点出发，认为是值得提倡的道德。从根本上讲这些道德说教并没有什么错。考虑到自己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考虑到自己对习俗的热爱，妇女们便接受了这些说教。她们的本意，或许是想做好人，或许是想取悦于男子。
儒教意识到这种男女的不同有益于社会的和谐，或许在此儒教已经非常接近真理。然后，儒教也给予妻子与丈夫差不多“平等”的地位，但妻子地位多少低于丈夫，不过仍是平等的配偶，正如道教中代表阴阳的两条鱼，相辅相成。儒家也给予母亲一个在家里受尊敬的地位。从最好处去解释儒教精神，这里，男女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妇女的束缚，而是意味着关系的和谐。那些能控制自己丈夫的妇女都知道，这种性的安排是她们获得权力的最好最有效的武器；而那些不能控制自己丈夫的妇女则无力提出（并解决）任何妇女问题。
这就是儒家在受到后期男性学者影响之前对妇女及妇女的社会地位所采取的态度。这时儒家还没有形成后期那种非常自私的态度。但是，妇女低一级的观念已经有了，一个罪恶昭彰的实例是规定丈夫在妻子去世之后只要服丧一年，而妻子在丈夫死后却要服丧三年；一般人在自己的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然而如果妻子自己的父亲去世，而此时公公却在世，那么守孝期只有一年。像恭顺、忠诚这样典型的女性品德，被汉朝的刘向编撰整理为类似女性仪礼的东西，与男性仪礼大相径庭。《女诫》的女作者班昭是“三从四德”的竭力倡导者，“三从”，即妇女未婚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这最后一“从”自然从来也未真正实行过。因为在儒家伦理中，母亲还是有较高地位的。在汉代，妇女为贞洁而死，就已经可以受到公开的敬仰，并为其立“牌坊”，或由皇帝赐予一个什么称号。然而，妇女仍然可以再婚。
在追溯寡妇贞洁的理论发展时，不可以过分注重学术理论。因为中华民族一直是求实的民族。他们嘲笑理论，使其萎缩。实践必定落后于理论。甚至到清代，也仅仅是有官职的文人死后，妻子才会被认为应该守寡。对平常妇女则没有特殊要求。唐代时，大学者韩愈的女儿曾嫁过两次。在唐代的皇家公主中，有22位再婚，4位结过3次婚。但是，由几百年前的汉朝开始的传统也同时在起作用，强调以前所谓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则不能再婚的原则。
在此之后是宋代的学者，他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规定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他们极其珍视妇女的贞洁。对妇女贞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妇女被认为要为社会道德负起责任，而男人则不必。更有甚者，妇女还要为其性格中的勇气和力量负责。很奇怪，男人们非常羡慕女性的这种性格。这时，重点已经从妇女平常的家庭道德转到女性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9世纪时，就有一位寡妇，得到儒教的男性信仰者极大的赞赏。她当时正在伴随自己丈夫的棺椁回乡的路上。一个客舍老板拒绝让她进入客店，拉了她的胳膊。她于是认为胳膊已被玷污，随即将它砍掉了。元代的另一位寡妇也受到人们的极大的敬仰，因为她拒绝让郎中察看她溃烂的乳房。她也因此而勇敢地死去了，大部分此类故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