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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歌：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常常还要深入研究作者这么做的动机。
李敬泽：《废都》里的那些框框有一种反讽效果，它拓展了意义空间，指涉着禁制、躲闪，也指涉着禁制、躲闪的历史，它与主人公的经验有一种紧张关系。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 敬泽这一说倒是头一次听闻，很有道理！新版《废都》听说把方框都补了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
我在《南方周末》报上读到张英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吴克在嘉兴公开表示：“其实本来电影分级制已经快出台了，但电影《大鸿米店》被媒体炒作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制影片……”意思好像是，围绕《大鸿米店》的炒作，影响了电影分级制的出台。对于电影分级，我是不抱乐观态度的。我觉得即使实行分级制了，性的表现，在电影中，还是不会有太大的自由。
叶兆言：当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自由。这是好事，只有这样，稍稍来些什么暗示，还要有点票房。
李敬泽：如果完全自由了，你那个电影也没人要看。
荆歌： 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许多时候，精神的苦闷，恰是从肉体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毕飞宇： 荆歌说得对。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色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肉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欲”，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性生活，他的“人欲”宽泛得多；我读《孟子》，开篇就讲“上下交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攻击儒家的口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毛饮血。
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身体、对欲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实际上，朱夫子的话权威性还不大，在西方，这种禁制是上帝出面，它更为有力。现在大家动辄就谈身体，从福柯那儿来的，但我们的背景和福柯不太一样，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精神过剩，而是身体过剩，身体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精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 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不妨想想，那些刚从色情网站上下来的哥们，看我们几位在底下谈这个，肯定觉得我们几个是傻×，仿佛几个天真的女初中生谈卖淫一样。
荆歌： 兆言说得是太有道理了。我一向以为，性的开放确实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没有禁区了，也没有禁锢了，性的兴趣反而弱了。就是兆言说的没了“饥饿感”。我也用吃来打个比方：民间就有“少吃多滋味，多吃无滋味”的说法。
李敬泽：写性写得好的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强大禁制的背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或者挑战性的，否则两口子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它是一个事件，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荆歌： 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写性是写得好？而什么样的写性又是写得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哪些作家在写性这一方面，特别令你赞赏？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点，写作没有要不要写性的问题，如果是一部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性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性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性情。好的性描写不一定描写性器官和性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头到尾可见性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爱玛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艾玛的乳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熔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 不过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弄点儿盐来含着。我特别喜欢《十日谈》，卜伽丘的写性，不管是恋爱，还是偷情，真是让人感受到欢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份。我还读过一本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在这上头，一点都不比卜伽丘逊色。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像《肉蒲团》、《株林野史》、《闹花丛》等，我觉得在性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尔扎克。
李敬泽：《十日谈》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后的欧洲，人人劫后余生，觉得活着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松，人文主义来了。你看《金瓶梅》，看到最后觉得活着是没意思的，《肉蒲团》里也讲道德，但那完全是两分法，身体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的古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享乐完了，换一副脸再讲道德，他那个“性”并没有面临真实的道德考验，这样的“性”总是虚无的，它最后走向对人生的否定。
苏童：写性有个心态，《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性是快乐的性，因为创作者对性的理解很单纯很民间，写性的态度是快乐的，文字自然也快乐，快乐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爱的。
毕飞宇： 据说萨冈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是，她写性我非常喜欢。她描写男人和女人的做爱，“像一条船颠簸在海上，简单极了”。我读到“简单极了”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格登了一下。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性描写比这四个字更出色，都有了。
荆歌： 飞宇喜欢简单，我倒是喜欢复杂。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女性作家笔下的性，与男性作家肯定也不一样。在女作家的作品里，我很少看到性的游戏精神，但她们对性却有更尖锐的敏感。比如林白写性，与苏童、兆言、飞宇不一样，和贾平凹更不一样。
林白： 我的小说中性描写最多的是《万物花开》，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都有不少，蜻蜓、蚂蚁、狗、猪、鸡的性，大头（书中男孩）和一只南瓜，大头和一头小母牛，甚至有一只男凳子和一只女凳子，油菜花和枫树，等等。这里的性是天赐的自然节奏。此外还有变成了文化产品的性（脱衣舞）、监狱里的鸡奸（畸型的性）等等。我自己觉得《万物花开》里的性还是写得不错的，有一定水准。如果没有性描写，《万物花开》我就不要写了，性是此书的重要主题之一。
荆歌： 《万物花开》我记得最初是发表在《花城》上的。收到刊物我就把它读了，一口气读完。当然不是光为了看它的性描写。我觉得这部小说在林白的整个创作中，确实是非常特别的。
还有郁达夫的写性，我觉得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性的苦闷，与人生的苦闷，连带那些迷茫、挣扎，凝在一起，很难分割。我以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堪称伟大的。人们在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温饱）之后，绝对解决不了的两大生存难题，就是死亡和性。生活中许多的苦恼和焦虑，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苦闷；一旦满足了，就感到空虚无聊，还伴随着堕落感——郁达夫就经常在这两点之间钟摆一样晃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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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荆歌说得对。
叶兆言：说老实话，我觉得郁达夫写得很一般，他好就好在终喊出了“我饿了，我们他妈的都饿了”。
李敬泽：郁达夫活在今天会怎么样？他要是个一年都回不了家的民工，它可能喊“我饿了”！但他也可能说“我饱了，我们他妈的都饱了”！
所以我觉得荆歌你这个主持人的思路有问题，你还是老是觉得性这件事应该大讲特讲，给群众启蒙，但某种程度上情况要反过来。
我有时想，我们究竟会伊于胡底？事情有个头儿没有？如果到头儿了怎么办？也许文明的钟摆会重新摆回去？重新有一种禁制出现？但这种禁制的精神资源、依据和它的内在权威性在哪儿？好像也看不到。
荆歌： 我哪敢给大众启蒙呀，敬泽大人，冤枉！我只是“他妈的饿了”，说说性解馋而已。我经常上网，发现网上像我一样喜欢拿性说事的人多了去了！我只是广大好色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最近，网络上有一位女写手木子美不是很有名吗？她有名还不是因为她写性吗？她先是在一本白领刊物上开专栏，后来又写了一部《遗情书》，把网站都点爆了，据说点击最多的，还是白领。因为她大胆地写了她的性经历，而引起争议。有骂她不要脸的，说她的东西就是垃圾，也有说她的作品其实很有文学性的，也有呼吁人们对此要持宽容态度的。最有趣的一个评论，我是在《文艺报》上看到的，评论者没有对木子美本人发表议论，而是针对白领们谈了看法，他说，为什么白领们特别喜欢看木子美呢？难道说白领们的生活已经可怜到要用木子美的文字来刺激起热情的程度了？他大声疾呼“救救白领”。不知诸位关注到这一事件了没有？
林白：木子美当然知道了，虽然我不上网，但到哪都听见人谈论木子美。有一个星期，连续四五个电话都是媒体让我谈谈对木子美的看法。我对木子美抱有同情。我坚决不从道德上谴责她。
叶兆言：我没看过，无从说起。
荆歌： 我个人有个很奇怪的感受，那就是，如果木子美长得漂亮一点，那么她写性的文字就会让我爱看。我在网上看到她的一些照片，长相实在不敢恭维，所以看她露骨的写性，也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因此想到，所谓美女作家前一时期很令人瞩目地走红，她们走红的原因，应该说跟她们写性是不无关系的。而男作家也写性，就未必能引起如此关注。比如同样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李师江，就远不如卫慧、九丹著名。这么一想，我就可以认为，我那种“奇怪”的感受，其实还是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许多读者也都像我一样，对于是谁写性，是很在乎的。美女大胆写性，就有很强的可看性。
叶兆言：如果我是看小说，作者什么样，无所谓。我没那种见了鸡蛋，非得看看鸡屁眼的毛病。
林白： 爱看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