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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个女孩子问我怎样写小说，并且说她正有要写小说的念头。我把写《黄金时代》的过程告诉了她。下次再见面，问她的小说写得怎样了，她说，听说小说这么难写，她已经把这个念头放下了。其实在这本书里，大多数章节不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写成的，但我主张，任何写小说的人都不妨试试这种写法。这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我小说里的人也总是在笑，从来就不哭，我以为这样比较有趣。喜欢我小说的人总说，从头笑到尾，觉得很有趣等等。这说明本人的作品有自己的读者群。当然，也有些作者以为哭比较使人感动。他们笔下的人物从来就不笑，总在哭。这也是一种写法。他们也有自己的读者群。有位朋友说，我的小说从来没让她感动过。她就是个爱哭的人，误读了我的小说，感到很失落。我这样说，是为了让读者不再因为误读我的小说感到失落。
现在严肃小说的读者少了，但读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在现代社会里，小说的地位和舞台剧一样，正在成为一种高雅艺术。小说会失去一些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读者，感到性压抑、寻找发泄渠道的读者，无所事事想要消磨时光的读者；剩下一些真正读小说的人。小说也会失去一些作者——有些人会去下海经商，或者搞影视剧本，最后只剩下一些真正写小说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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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5期《出版广角》杂志。
工作·使命·信心
工作·使命·信心
——《黄金时代》得奖感言
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作，到现在已有近二十年。虽然在大陆的刊物上
发表过几篇小说，出版过一个小说集，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
满意过。文学虽然有各种流派，各种流派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但就作品而
言，最大的区别却在于，有些作品写得好，有些作品写得不好。写出《黄金
时代》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写得好，而《黄金时代》一篇，自觉写得尚可。
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感谢《联合报》和各位评委先生
把这个奖评给它。因为这篇小说是我的宠儿，所以它能获奖使我格外高兴。
一篇小说在写完之前，和作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总是努力使它完
美无缺。而一旦写完之后，就与作者再无关系。一切可用的心血都已用尽，
个人已再无力量去改动它，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出版，让别人去评说——玛
格丽特·杜拉斯就是这样看待她写的每一篇小说。世界上每一种语文，都应
该有很多作品供人阅读和评论，而作家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写出来，并且要写
得好。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这就是我此生的使命，也许
此次获奖会帮助我建立这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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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1年9月16日《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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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流
与人交流
——《未来世界》得奖感言
再次得到《联合报》中篇小说奖，感慨万千。首要的一条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自己就已告别了青年，步入中年。另外一条就是：文学是一种永恒的事业。对于这样一种事业来说，个人总是渺小的。因为这些原因，这奖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奖项的价值不止在于奖座和奖金，更在于对作品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奖也真是太好了。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未来世界》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虚拟的时空，其中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觉得它不属于科幻小说，而是含有很多黑色幽默的成分。至于黑色幽默，我认为无须刻意为之，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它写下来，就是黑色幽默。这件事当然非常地有意思。
《怀疑三部曲》序（1）
这本书里包括了我近年来写的三部长篇小说。我写长篇小说是很不适合的，主要的原因在于记忆力方面的缺陷。我相信如果不能把已写出的每一根线索都记在心里，就不能写出好的结构，如果不能把写出的每一句话记在心里，就不能写出好的风格。对我来说，五万字以下的篇幅是最合适的。但是这样的篇幅不能表达复杂的题目。
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小说，但一直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些什么。直到大约十年前，我在美国读《孟子》，深刻地体验到孟子的全部学说来自于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这时才猛省到，人在写作时，总免不了要推己及人。有关人的内心生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例子，就是自己。以自己的品行推论他人，就是以一个个案推论无限总体。在统计上可以证明这是很不可靠的做法，但是先贤就这样做了。自己这样想了，就希望人同此心，这种愿望虽不合理，但却是不可避免。一个个案虽不能得到可靠的推论，但是可以成立为假设。这是因为要做出假设，可以一个个案都没有，虽然多数假设都受到了一个个案的启迪。
我的三大基本假设都是这样得到的。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因为我自己就热爱智慧，虽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很低能。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贤愚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说是热爱智慧的。我现在对这一点甚为怀疑，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我写《寻找无双》时，心里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我也很喜欢和女孩子交往——这仅仅是因为她是异性。我不认为这是罪恶的念头。但是这一点现在看来甚为可疑。我写《革命时期的爱情》时，这个念头总在我心间徘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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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红拂夜奔》谈的是这一点。现在我承认有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欢有趣的。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就是能够证明还有少数人也喜欢有趣。
有位希腊名医说：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我认为没有智慧、性爱而且没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却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切。他们还说，假如有什么需要热爱，那就是这种生活里面的规矩——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简直是种怪癖。很不幸的是，有这种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这种怪癖叫做文化，甚至当作了生活本身。在他们的作品里弥漫着这种情绪，可以看出，他们写作时也免不了推己及人，希望人人都有这种情绪。这种想法我实在没法同意，所以，写作又多了一重任务——和别人做伦理上的讨论。我最讨厌在小说里做这样的事，但在序言里写上几句又当不同，而且有关智慧、性爱和有趣，我还可以谈得更多一些。
罗素先生幼年时，曾沉迷于一种悲观的心境之中。五岁的时候他想：人的一生有七十岁（这是《圣经》上说的），我这不幸的一生到此才过了十四分之一！但随后他开始学习几何学，体验到智慧为何物，这种悲哀就消散到了九霄云外。人可以获得智慧，而且人类的智慧总在不断地增长之中。假如把这两点排除在外，人活着就真没什么意思了。至于性，弗洛伊德曾说，它是一切美的来源。当然，要想欣赏美，就不要专注于性器官，而是去欣赏人对别人的吸引力。我可以说服别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性爱是好的，但我没法说服一个无趣的人，让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种区别是天生的。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G。 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细读过《孟子》之后，我发现里面全是这样一些想法。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处，这种书还有一种害人之处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乐之实”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亲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是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很爱我故世的父亲，但是不喜欢奉承他。我也很爱我哥哥，他的智能高我十倍，和他谈话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马屁，我们俩都会很痛苦。总而言之，我不能从奉承和顺从中得�